其一，是从制度上根本解决权力来源或授权机制问题。只要落实了“权为民所赋”，也就从权力来源或授权机制的根源上，扼制住了官僚主义恶性发展的咽喉。“权为民所赋”，不是道德宣誓和学理分析，而是一个制度精细布局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就是要让群众真正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让他们成为选拔干部、监督干部、评价干部、升降干部的政治主体，从而让干部对群众形成敬畏之心。这是反对或克服官僚主义的基本功。其二，是要从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入手，建立控制权力运行的社会机制。“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解决权力运行不为干部而为群众的三个支点。但做实这三个支点，也不能只是在道德方面吁求干部的善性良心，而必须在制度建设上下大工夫。“心为民所系”，不是干部偶发性地对民有所善待，而是由于干部深刻意识到民不授权、官无所托的常态性心理；“权为民所用”，不是领导干部“达则兼济天下”的为民谋利，这种顺带性的为民用权，不可能长久维持。只有在干部知道权力拥有者是群众而不是自己的情况下，他才会形成为民执政的稳定心理；“利为民所谋”，不是干部机会主义的为民赐利，而是因为干部不为民谋利，就会失去为官资格，他就不得不谨小慎微，围绕民众利益作为。其三，是要用民众的社会政治广泛参与，来限制干部主观妄为甚至胡作非为。一般而言，干部不是坏人，他们不会一味败坏权力。但是，当干部长期处于不受监督、可以随心所欲施展权谋技巧时，他们就会逐渐养成一种脱离民众、挥洒自如的权力嚣张习性。
　　——用科学有效的民主监督制约机制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使官僚主义无所遁形。党政干部手中或多或少都掌握有一定的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具有易变性和膨胀性，缺乏监督的权力往往容易产生异化，改变权力为公为民的正确运行方向，滋生官僚主义甚至走向腐败。公共权力来自人民，由民所赋，人民有权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为了提升监督的有效性，要加快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依法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调动人民监督政府的积极性。从有利于反对官僚主义的角度讲，知情权是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内容和前提条件。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要求必须加大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的力度和范围，让权力在阳光下、在人民群众的视线内运行。要形成包括纪检监察审计专职监督、上下级之间互相监督、群众监督、法律监督、媒体舆论监督等在内的强大监督合力，将权力置于严密而强有力的监督网之下，让官僚主义乃至腐败无所遁形。
　　——根除官本位的社会传统思维模式，优化反对官僚主义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基础。官本位思维模式的普遍泛化、封建宗法思想的长期固化、以及现代民主意识的缺失，是官僚主义时时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以不同面目出现的社会文化诱因。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选择社会文化传统，但是却可以最大限度地剔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改良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荣辱观，培育优良的为官用权的新思维、新观念，使官僚主义意识逐渐淡出、直至退出人们的脑海。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更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系统工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项必须从娃娃抓起的力求改造社会文化土壤和社会基础的宏大持久工程。唯有如此，才能使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建立在坚实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基础之上，摆脱一次次阶段性整风活动的困境。

权力和责任不对等会导致的最大灾难就是权力滥用、以权谋私、腐败泛滥，造成重大的国家损失、社会损失、人民损失。
权责不等无法作为。权责不等无法作为是指领导者拥有的权力与应有的责任不对等导致无法作为的现象。这种不作为现象主要存在于街道与乡镇一级组织的基层干部之中。乡镇是最末端的行政组织，街道是派出机构。这一层级组织存在较多的权责不一致、事务与财力不匹配现象。在行政实践中，一方面基层事务复杂繁琐；另一方面，县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往往将大量考核指标与任务挤压到乡镇与街道，它们承载着招商引资、城市管理、社会保障、民生服务、综合维稳、安全生产监管、食品安全等大量事务，往往形成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现象。但是行政权力，尤其是行政执法权却没有下放，依然隶属于县区职能部门。这样街道与乡镇拥有的行政执法权远远小于事权。因此，有很多事务，基层干部想去作为但却无法作为。这种不作为是行政体制与行管理方式不当造成的。需要从体制上深入改进，注意系统的配套改革，以保障基层领导干部有充分的条件作为。
责任风险不敢作为。责任风险不敢作为是指领导者在巨大的责任面前产生的不敢作为，惧怕责任的现象。随着反腐的纵深掘进与法制化的建设，尤其是即将建立的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及倒查机制，将把领导者的责任意识推到高点。这种责任制度辅之权力阳光运行，极大地抑制了权力寻租、盲目决策、好大喜功与强征、强管、强建等现象，但在巨大的责任面前，客观上也会让少数领导干部选择不作为。从领导者的生命周期看，基层领导处于干部的成长期，宏观政策的认知能力、地方重大事务的决策能力、突发事件的化解能力等还不够。在一些重大政策决策中与重大矛盾的处理中，他们往往无法预估自己的责任风险，就可能惧怕责任风险不敢作为。一些基层领导者往往最大限度地回避责任。最典型的表现是“宁愿少干事不干事，保证不出事”的想法。造成这种不作为的原因是没有从制度与体制上及时化解领导者惧怕责任风险问题，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上，往往论资排辈、按部就班、四平八稳，难以将责任风险与选拔任用有机结合，把一些勇于奉献、敢于担当、善于创新、拼命硬干的人选拔出来。
利益受损不想作为。长期以来，由于制度不完善，一些地方基层领导者不合理、不规范的福利与隐性收入较高。领导干部的工作状态与福利待遇、晋升发展以及精神需求等休戚相关。因此，当一些基层领导，尤其是那些已经将这些不合理利益视为应有报酬的仕途无望、党性不纯、思维固化的基层领导，在利益受损后，就可能产生不想作为的想法。工作上往往敷衍了事、被动应付。在政策执行时，虽无私利追求，无寻租行为，但不愿意花时间与精力去研读政策，僵硬呆板执行，不能把握政策的宗旨与正义理性，不能充分释放政策自由裁量权的功能，甚或念歪了经，曲解政策本义。执行结果往往不能有效地鼓励人、激发人、难以催人上进，集聚政策正能量。这种不作为也有很大的普遍性。造成这种不作为的主要原因是对基层领导者的考核激励机制没有进一步配套跟进，考核难以深度触及基层领导不作为的神经系统，难以产生激励作用。
心理失衡不愿作为。在强大的反腐浪潮与干部思想作风整顿中，基层领导者的从政理念、党性修养、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经过一次全面而深入的检验，那种前呼后拥、高高在上、耀武扬威的官老爷现象被彻底扭转，一些放任式的乱作为现象被根本改变，依法行政、责任、服务、民主、及时回应等价值理念成为新的准则。一些党性不纯、作风不正、工作方式比较粗放的领导者受到巨大冲击。这种心理失衡不仅指有形的物质利益受损后心理难以调整，产生不平衡感，还包括理念、思路、作风、工作方式等被强行扭转产生的不平衡感。在这种不平衡心理驱动下就会情绪低落、消沉，失去工作积极性，不愿意再去作为。在责任与困难面前，就会东张西望，裹足不前。典型表现是“官不好当”“官不聊生”“当官没意义”等感慨。这种不作为比前一种不想作为程度深，体现出一种从心理深处发出的不愿作为现象。其深层次原因是世界观、价值观扭曲，对领导干部的责任与使命认识不够。

官僚制（bureaucracy） 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 ）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
这样一个合法性来源或正当性信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主观的正当性，包括情感的正当性（多表现为情绪的接近、亲和）、价值合理性的正当性（相信一个秩序体现了个人的美学、伦理或其他价值）、宗教的正当性（来自于对救赎需要秩序这一看法的认可）；第二类是所谓客观的正当性，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对已经成为过程或重复出现的事实的默认，以及心理学意义上可表述为主要来自于外部压力的从众心理）、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体系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抑或外在的服从）。在这五种正当性信念的统领、号召或驱使之下，由内心向行动的发展方向又可判明为四种不同的行动类型：（1）情感类型行动（情感的正当性）；（2）价值合理性类型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当性）；（3）传统类型行动（习惯的正当性）；（4）目的合理性类型行动（法律的正当性）。
对行动者行动类型的分析，成为韦伯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对社会体系的看法，包括对科层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发开来。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将可以看到，韦伯根据不同的行动类型，把科层制作了进一步的甄别，他尽管常常在对政治问题的评价中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但还是对不同的科层制作了价值判断，似乎这是有违他价值中立的分析态度的初衷的。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或许仅仅是指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对于其它社会而言，典型的科层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残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从类型作为科层论的解析机理在韦伯那里，命令—服从类型往往意味着就是统治类型，它又是与行动类型紧紧相扣的。他认为，不同的行动类型构成了不同统治类型的基础，并发展出三种相互独立的统治形式，它们是基于传统背景之上的合法化统治、依靠个人魅力而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和借助法律的正当性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它们分别被韦伯概括为传统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这三种统治形式又可被指称为三种命令—服从类型。
在第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中，个人出于由来已久的忠诚而服从一个领袖。人们认为领袖拥有权力，是因为领袖本人及其祖辈从来就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因据有传统所承认的统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从的权威。在这一类型中，家长制和世袭制是其突出的代表。依靠超凡魅力的命令—服从类型是三种形式中最不稳定和最易发生变化的。它的服从者对统治者怀有敬畏和完全忠诚的情感，相信领袖具有超凡的禀性、非常的气质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认为他因为拥有启迪和喻示的天赋而能够给服从者指明行动的方向，甚至能够创造奇迹。在法理型命令—服从类型中，由成文法律规定了统治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统治者的服从不是基于血统论、世袭制或情感依恋，而是根据人们所认可的法律对现实等级制表示承认。服从不是对个人的个性化服从，而是主要体现于对由法律规定的某个职位的服从。从而，在此处命令—服从类型业已被物化，在所有的政治关系中，拒绝传统抑或“祛除巫魅”成为既定的社会法则，政治结构体系已被完全地非人格化了。
韦伯显然比较倾心于后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他认为，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命令—服从类型中可能都曾产生过行政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化或者说是科层化的行为，在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这些前现代的统治形式中，科层化曾经在一些个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当然是有着结构应力的考虑的（它需要成立科层化的机构具体处理这些问题）；古代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簿记的合理化形式也是类似的事实。即使从国家政治看，许多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已经通过发达而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组织自身，如新帝国时期的埃及、秦代以来的中国等等。但是，所有前现代的官僚主义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因而它们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层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国，通过科举取士的办法实现了知识分子向官僚体制的流动，官员升降擢免也反映出官僚体制的内部流动，然而对官员的评价却主要基于伦理相对主义的标准，以及对皇帝的忠诚程度。在这里，谙熟儒家典籍并具有人文教养是最为重要的，官员几乎完全避免了对自身职位与职权的技术化与科学支持，并极端缺乏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由于用伦理主义的相对标准衡量官员的行为，依据一般是模糊的，官员在体制中的地位取决于上司个人的态度，从而大大发展了人身依附关系。“这是中国这种行政机构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倾向世袭制的原因，反之又说明了这一行政机构的粗泛和技术上的落后。”
〔1〕
比较而言，韦伯赞赏的是各种现代官僚主义制度，这种官僚主义制度由于其明确的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而表现出它的合理性。所以，他认为，现代官僚主义体制是当代世界的特征。他还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科层制度所共有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几个要素。第一，现代科层制表现为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从关系。各级官员由于受到非政治化的管理（对他们最主要的肯定评价是技术性要求），下级必须依靠其上级的首创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层体制是法律化的等级制度，任何官员的行动方向是由处在更高一级的官员决定的。
第二，上述从属关系一般是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这里，权力矩阵并不反映在权力的个性特点方面，而是基于职务本身的组织构造。在科层体制内部，每一个个体单元被分割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且要求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纠葛。
对权力义务体系的规定细致而明晰，使得每个个人都能够照章办事而不致越出权力义务体系范围。在此种情况下，不允许科层个人随意扩大其行动的阈值并表现出所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个人在科层体制中已经被物化与原子化了，官僚制度就象一部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它要求其成员只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即使在一些情况下过分的程序化可能导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
第三，现代科层的非人格倾向。由于权力来源不是出自血统的或世袭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形式法学理论和形式法律规定的制度，科层运作的主要指标是可操作性与效率，实证主义有时甚至是功利主义就大大占了上风，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在这里难以有所作为，人身依附关系因为科层内部流动的物化标准与程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了。个人和国家财产的实际分离以及个人权力资源与管理手段的分离导致个性化权威的虚化。所有这些都表明，现代官僚制比之前现代官僚制度要有效得多，并且不那么容易遭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冲击。官员的体制内流动，现在不是由他的上司的个人好恶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制度所规定的行动的程序化、客观化、他的年资、工作经验、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等等更加可以在形式上加以量化。用纯粹理性主义的观点看，个人的服从对象不再是拥有特定职务的个人，而是个人拥有的特定职务，换句话说，他为客观的非个人的组织和组织目标服务。
第四，现代科层的技术化倾向。现代科层拥有极为完美的技术化程序和手段，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优越于前现代科层体制的突出优势。在技术化取向的支配下，现代科层不仅愈益倚重各类专家，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途径上也越来越科学化、合理化，组织行为的科学化业已成为各类科层的共识。这是因为，非此不足以回应现代社会的无论是来自程序或是系统外部的种种挑战。于是，个人的或者说是“卡里斯马”式的行动效应在此无能为力，现在受到专家指导的科层的行动方式更加一丝不苟，科层的日常工作大部分与信息、各种知识、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归纳、多个可行的决策方案的提出以及对这些方案的进一步的彻底的论证等等相关。不仅组织行为技术化了，而且组织目标及这些目标的确立过程也技术化合理化了。
三、以工具—目的论作为科层论的实证指归为了进一步深入论述官僚主义体制的合理性，同时又注意避免对不同合理性的价值判断，韦伯试图从事物因果关系上判明合理性的类别，从而表明他完全是在实证主义的层面上贯彻他对体现不同合理性的科层体制的个人倾向。据此，他在逻辑上划分出两种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
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在统治关系中，行动方式倾向于在其手段和程序等方面尽可能地被加以量化，从而使得行动本身以及对行动结束后目的实现程序的预测成为可以被计算的任务。这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完全基于价值判断的基础，它对行动的目的和后果作出价值评价，这些评价如是否合乎宗教信仰或宗教教义，是否符合习惯，是否表现出某种社会美德或善行等。实质合理性只是关乎伦理主义或道德理想的一种合理性，它仅仅对行动实现价值判断，极力强调行动的社会关注，忽视行动效率，这是一种主观合理性。而形式合理性则与之相反，它不仅把行动过程看成是可计算的，而且把目的本身也看成是可计算的。韦伯认为，目的其实就是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或者说就是使它表现出最大程序的可计算性。因此，形式合理性可以表述为工具—目的主义，实质合理性则体现出伦理道德理想主义。
韦伯指出，实质合理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这种合理性已经基本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氛围。现代社会日趋繁复的生产与生活，必然要求把行动的效率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社会管理必然愈益科层化。在经济生活中，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的支配，公司不得不连续地、精确地并尽可能以更大的成本效益和更快的速度处理它的业务；在现代民族国家问题上，现代国家统治越来越依靠科层化的管理方式，使它的军事、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员日益脱离行政管理组织的物质手段，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国家行政人员彻底摆脱了过去曾经被先赋的任职条件，他们已经被广泛地普遍地雇员化了；在公共生活领域中，报刊等社会舆论不仅在内部形成了分工明确运作有序的机制，而且在外部也愈加和科层化的国家相互信赖，并受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类活动家或党派官员的指导，同时，社会公共空间也日益官僚主义化；在政党政治中，科层化的政党想方设法从技术上强化其操纵人民大众的漠不关心和“同意”能力，并精细地事先计算自己行动的过程与所能达到的结果。
在韦伯看来，现代生活的彻底科层化意味着工具—目的论已完全控制了一般社会心理。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在消灭和取代其他形式生活的同时，本身也倾向于变成一种目的。这种工具—目的论与现代社会的效率相呼应，它或许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压倒性的世界潮流。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倾向于变得取决于纪律严明的等级制度、合理的专业化、个人本身及其活动的条理化工具化。科层主义的统治是当今世界的共同命运，这一过程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
四、以人文回护作为科层论的社会关怀尽管官僚主义在现代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韦伯看来，现代官僚主义仍然存在着指向人类本身的许多限制。他指出，现代社会包括现代科层制度是新教改革运动的结果。从16世纪开始，新教就用其自身的纪律逐渐切入信徒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在这里，为世俗生产和生活而辛苦劳作不是为了世俗的享受，或是刻意追求某种行动的条理化，而是教徒们普遍感到自己有义务履行为了上帝的荣誉而尽的责任。这种天职驱使他们深深投入日常生活，个人必须通过那些平常的有时近乎琐细的行动方能检验自身，并获取自我救赎。新教运动通过求助于作为一种得到认可的天职的劳动来具体验证这些天职的内容。按照新教徒的理解，“无休止的、不间断的和有组织的劳动本身变成了世俗生活的首要目的、来世得到超度的禁欲主义手段、复活和虔信最可靠的标志。”〔2〕这种以伦理和宗教信仰为世俗生活的精神取向的合理化运动，无疑体现了一种实质合理性。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通过成功宣扬这些主张，对现代官僚主义的出现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新教运动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恰恰在这一运动的实质合理性消解之后才表现出它的实证价值。在现代社会，通过禁欲寻找天国的强烈愿望逐渐迷失了，代之以反映了形式合理性的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于伦理价值的热情，让位于缺乏人性的冷冰冰的整理、归纳、演绎、推理、计算和论证之中。为了追求效率，人们日益把价值、信仰、理想弃之不顾，而几乎在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都努力用被认为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的机制——现代科层制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全部现代生活被官僚制化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出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并且前者仍在不断蚕食着实质合理性的地盘。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在庞大而且全能的科层机器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他们已被彻底地物化了。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悖论，反映了官僚主义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既是现代文明的独特成就的主要根源，又是现代文明的局限性的主要根源。
如何才能走出现代文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二律背反的峡口？韦伯大抵希望通过对科层主义的人文回护摆脱这一社会困境。在他看来，科层制的发展路向无疑是应该向其中加入社会关注的因素，经过民族国家和有作为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家等现实因子打通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关隘。他既不想否定现代官僚制的成就，也企望能够克服其业已被当代社会人们所普遍意识到的积弊。
第一，由于官僚主义是最难破坏的社会结构之一，同时由于作为一种技术主义的必要性，对官僚主义决不能采取决裂的态度。试图用扩大公共领域的办法解决现代科层制，表面上似乎在倡导一种民族要求，但其结果必定是大大降低效率、法律秩序和物质发展水平这些现代文明成果。鉴于科层统治“铁的必要性”，韦伯建议通过发展民族国家的权力来克服现代科层制度中存在的非理性。既然科层制的主要弊端恰恰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与非人性，从而提高民族国家的权力可以强化社会对作为人格化政治表征的民族国家的心理体认。对技术主义挑战的回应首先是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通过经济发展、军事强化、政治建设等等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类化的活动抒发人们深层意识和感情上的共同体情结。经过国家政治领导人用行政手段塑造共同体新的话语体系、风俗习惯以及政治记忆，借助于民族荣誉以恢复已经失落的价值合理性传统，或许可以重新建立对伦理相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信心，用国家价值目标整合社会公众。在国际关系上，民族国家的固化必然带来政治共同体的独立性和个性化。
第二，走出现代科层制困境的第二个出口是铸造政治与社会领导人的独立的政治人格。韦伯认为，官僚主义使得几乎每一个行政领袖都淹没在技术绝对主义的情景之中，这种工具主义的正当性甚至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而得到人们的遵崇，它是一种社会不自觉的潜在魔力。在当代，培育具有个性的、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对自身行动充满信心并且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领导人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这样的领导人将是打破普遍主义的重要因素。这种领导人至少应具备下述条件：1.他必须对从事的事业保持充沛的热情，因为只有热情才是坚定信仰的主要心理前提。唯有如此，信仰及由信仰感召的行动才可获取它执着的始终如一的力量源泉。2.他还应该对从事的事业怀有持续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热情自然是十分浅薄的、缺乏独创性的。在信仰的召唤下，他的行动必然目标明确、意志坚决和负有深重的责任感及献身精神。3.他的行动必须体现出在信仰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某种均衡感。他不会因为现实限制而修正信仰，也不会由于信仰而无视现实；他不是鄙薄客观的超人，也不是随波逐流的庸人。当然，在个人意图的实现历程中，信仰应该始终处于统领与涵带的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对‘四风’问题，必须下大气力整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危害性十分明显。下面是我整理的关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整顿 工作总结 》，欢迎参阅。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整顿工作总结篇一
　　
　　全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整顿开展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各单位积极采取措施，扎实有效地开展作风整顿的各个环节工作，单位职工思想认识有了明显提升、工作效率有了显著增强、工作作风有了普遍提高，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得到了较好落实。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高度重视，全面安排部署。一是认真传达学习。全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整顿动员会召开后，各单位立即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赵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文件精神,并对下一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安排部署;同时成立了各自作风整顿领导小组，立即开展各项工作。二是科学制定方案。各单位依托全市作风整顿实施意见的精神，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科室实施方案，司市领导分别对各单位实施方案进行了审核把关，对方案质量不高的单位要求重新执行。三是营造舆论氛围。不断加大作风整顿宣传力度，积极在会议室和走廊等显著位置,利用电子显示屏、悬挂横幅、宣传版面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同时,编发作风整顿活动简报、美篇，推送微信公众号，确保作风整顿活动公开、透明化，为活动的各个环节开展创造良好氛围。
　　
　　(二)强化学习，提升思想认识。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作风整顿始终，积极搭建学xxx台，采取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理论学习与实践调研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举办专题讲座、讲党课、撰写学习 心得体会 、集体交流研讨等形式，加强学习教育，做到重点突出、学深学透、入脑入心，进一步提高党员领导干部思想认识。如,市扶贫办制定了三天(3月19日至21日)的学习计划，要求全体人员每天白天自学，晚上7点集中学习，每天由不同的班子成员轮流带头领学，终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谈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四风”问题的新表现新动向》《基层眼里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新形势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与防治》《党的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等六篇文章。农业局专门组织学习笔记、学习心得体会评比交流活动，进一步强化学习，引深学习。
　　
　　(三)深挖根源，明确整改方向。组织单位召开专题学习讨论会议，对照党章党规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10种新表现，深入开展讨论，认真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通过设立征求意见箱，向部分单位、服务群众发放征求意见表，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征集各方人士意见和建议。如，市扶贫办共征求意见176条(次)，涉及学习意识、创新意识、责任意识、纪律意识、作风建设等五个方面问题;市移民办发放《征求意见表》46份，征求意见11大类62条;畜牧局印发班子和班子成员个人征求意见表86份，征集意见62条;司法局共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120余条。针对梳理和查摆出的问题，各单位结合市委提出思想僵化、工作标准不高、服务意识淡化、责任担当精神不足和纪律规矩松弛等5方面的突出问题，制定了详细的整改措施，明确了时限要求，分管领导同志对各单位问题清单和整改方案进行了认真的审核把关。其中，林业局党组班子的对照检查材料先后进行了6次较大的修改，班子成员个人的对照检查材料普遍修改5次以上。
　　
　　(四)强化整改，推进制度建设。紧紧围绕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这个主要目的，将“边查边改、立行立改”贯穿活动始终。组织召开各单位民主生活会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红脸出汗、扯袖警醒的方式，真正做到了触及问题实质、触动思想灵魂，达到了相互帮助、相互提高、相互促进的目的。同时，部分单位还组织谈心会，进一步提升了民主生活会工作质量。例如，林业局局长带头与党组成员一对一谈心谈话，党组成员相互之间也面对面进行谈心谈话，大家敞开心扉，诚恳地剖析自己，提醒帮助。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对照整改方案认真进行问题整改，作风整顿督导组及时对各单位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同时，各单位认真修订完善了各项工作制度。(五)以案促改，强化队伍建设。在作风整顿活动中，注重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来警示教育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如，司法局以“2+2+1”工作法调处矛盾纠纷为创新工作思路的典型，号召全体干部职工开拓创新，取得工作新进步。以司法所工作人员李某长期缺岗被纪委查处为反面典型，告诫全体党员干部要认清形势，坚决破除自身存在的作风问题。
　　
　　二、工作取得成效
　　
　　(一)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锻炼。这次作风整顿，通过联系思想、工作、纪律、作风实际，联系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联系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干部职工进行了深入学习和思考，在改善工作作风上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大家普遍认为，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必须从自身做起，增强服务意识，诚心诚意为基层服务，为群众多办好事和实事。
　　
　　(二)加强了干部队伍建设。这次作风整顿活动使党员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教育，大家的思想观念得到了转变，服务意识、创新意识、效率意识进一步增强，调查研究、钻研业务的风气更加浓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努力进一步提升，各单位自觉改进工作方式，增强创新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受到了基层干部群众的好评。
　　
　　(三)工作效能得到了提升。通过作风整顿活动，各单位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有了明显提升。如，市农业局加强渔政管理，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20多人次，出动执法车辆30余次，出动执法船26余次，收缴电瓶3组，当场收缴销毁迷粘网26000米，地笼200多米，当场放生各类活鱼活虾300多公斤;市扶贫办面临人员少，工作任务重的局面,单位人员团结一致、加强学习、不事张扬，埋头苦干，积极发挥了办领导决策部署参谋助手作用。
　　
　　三、工作存在问题
　　
　　(一)创新不够，与实际工作结合不紧密。通过整顿活动，绝大多数干部职工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作风得到明显转变，抓工作落实，推进工作深入开展的劲头也很足;但在抓工作落实中开拓创新精神不足，与自身实际工作结合不够紧密，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缺乏有效的破解方法和措施，工作虽然努力去做了，但效果往往不是很明显。
　　
　　(二)宣传不够，在典型树立上还有欠缺。在活动中，各单位虽然能够及时完成县活动办的各类信息上报工作，但活动中亮点培育不够多，对活动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宣传还不到位，典型树立上还有欠缺，人人学典型、人人争当典型的氛围还不够浓厚。
　　
　　(三)整改不够，边查边改坚持的不好。对于一些简单的问题进行了整顿，但对排查出的问题清单，存在等望上级和督导组安排,存在与其他单位对比现象，一些问题整顿没有跟进。
　　
　　四、今后努力方向和工作打算
　　
　　(一)狠抓落实，务求工作实效。通过一个多月来学习教育、问题查摆、措施整改、建章立制等工作，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整改也初见成效。作风整顿的目的在于促进工作，鉴于作风建设的长期性，持久性，作风整顿需要进一步在抓工作督查和落实上下功夫，避免活动开展陷入以形式主义整治形式主义误区。(二)开拓视野，树立学习标杆。目前，各单位学习教育仍然局限于开会读文件、学讲话、记笔记，学习内容单一枯燥，学习对象不明确、不鲜活，标杆树立不准。下一步，需要走出去、请进来，进一步开拓视野，采取实地参观学习，现场取经的方式，树立明确学习标杆，提升学习效果。
　　
　　(三)突出成果转化，推动工作有效落实。下一步要把巩固作风整顿成果与学习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用活动成果推动工作,用讲话精神指导实践，充分调动各单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工作创新，在服务全市改革发展大局中，更好地履行自身职能。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整顿工作总结篇二
　　
　　全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整顿开展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各单位积极采取措施，扎实有效地开展作风整顿的各个环节工作，单位职工思想认识有了明显提升、工作效率有了显著增强、工作作风有了普遍提高，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得到了较好落实。通过整顿活动，绝大多数干部职工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作风得到明显转变，抓工作落实，推进工作深入开展的劲头也很足;但在抓工作落实中开拓创新精神不足，与自身实际工作结合不够紧密，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缺乏有效的破解方法和措施，工作虽然努力去做了，但效果往往不是很明显。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高度重视，全面安排部署。一是认真传达学习。全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整顿动员会召开后，各单位立即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赵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文件精神,并对下一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安排部署同时成立了各自作风整顿领导小组，立即开展各项工作。二是科学制定方案。各单位依托全市作风整顿实施意见的精神，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科室实施方案，司市领导分别对各单位实施方案进行了审核把关，对方案质量不高的单位要求重新执行。三是营造舆论氛围。不断加大作风整顿宣传力度，积极在会议室和走廊等显著位置，利用电子显示屏、悬挂横幅、宣传版面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同时，编发作风整顿活动简报、美篇，推送微信公众号,确保作风整顿活动公开、透明化，为活动的各个环节开展创造良好氛围。
　　
　　(二)强化学习，提升思想认识。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作风整顿始终，积极搭建学xxx台，采取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理论学习与实践调研相结合。
　　
　　一是深入学习，广泛动员。3月7日全县深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整顿动员会召开后，立即着手研究讨论。3月9日上午组织班子成员、机关全体人员及基层负责人召开作风整顿精神学习扩大会，认真对《中共襄城县委、襄城县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整顿的实施意见》及县委书记宁伯伟的重要讲话进行了深入学习贯彻。3月14日上午经襄城县作风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并征求县委第六督导组同意，召开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整顿动员大会，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对作风整顿活动进行再动员再安排。班子成员以上率下，轮流带领大家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活动办几天来编发工作简报4期，悬挂宣传横幅15条，编排黑板报和宣传栏各1期，设置意见箱2个，公开了举报电话，机关电子屏反复滚动播放作风整顿的相关内容，并利用座谈讨论、编发微信等方式层层动员，引导全局干群充分认识作风整顿的重大意义，以饱满的热情和认真严肃的态度，积极投身到作风整顿活动中，确保活动取得圆满成效。
　　
　　二是成立组织，加强督导。成立了作风整顿活动领导小组和作风整顿办公室，并结合公路行业点多、线长、面广实际，在作风整顿办公室内设了联络督导组、材料综合组、后勤保障组、信访稳定组、 脱贫攻坚 组五个工作小组，主要任务是动员组织全局干部职工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强化责任担当，持续拉高标杆，全面争先创优，安排督导全局作风整顿活动扎实开展，推动襄城县干线公路工作持续跨越发展。
　　
　　三是深入反思,以案促改。多次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对县纪委通报的十起典型案件进行深入学习和反思反省，深入学习贯彻全县作风整顿活动的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组织干部职工开展大讨论，畅谈以案促改心得，坚持用党规党纪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通过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以及对比《党章》找差距等手段，使更多的干部职工思想得到了洗礼，认识得到了提高，强化纪律和规矩意识，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争创一流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遵章守纪呈现制度化、常态化，不断推动作风整顿活动向纵深发展。
　　
　　四是有效结合，同步推进。结合作风整顿活动要求，深入研究公路建养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采取措施将集中学习、作风整顿和工作推进密切结合，把活动前期激发出来的热情转化为“争先创优”的干劲，强力推进公路工作、扶贫攻坚、创卫创建等工作的开展。目前，国道311线许襄界至库庄段大修工程东半幅正在加紧铺油，本月底将完成东半幅的沥青铺设。氾城大道改建工程、省道238线三里沟至白灌渠段升级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公路养护结合全市公路系统正在开展的“春季干线公路养护会战”活动，积极整治路肩边坡，修剪抚育路林，加强公路保洁和扬尘污染治理，积极制止占道经营、私设非公路标牌等侵犯路产路权的现象，努力打造畅、洁、绿、美、舒、安的干线公路通行环境。
　　
　　同时，按照县作风整顿活动第二阶段工作指导意见，组织干群学习讨论《习近平总书记谈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四风”问题的新表现新动向》《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与防治》等文章，并就进入“自查自纠、听取意见”阶段工作作出具体安排，印发100多份征求意见表初步征集意见和建议，为下步作风整顿活动扎实、有序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是成立以分部总经理为组长、各中心负责人为成员的机关作风建设领导小组，并下设工作效能、工作职能、工作纪律、文明仪表与学习氛围4个检查分组，负责督促、跟踪、检查、指导开展机关作风建设。二是先后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和干部会议，对本部纪律整顿工作进行周密部署，集体行动，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各中心负责人各司其责，带头做出表率，认真搞好纪律整顿工作。三是严格落实责任制，明确要严肃追究违规违纪当事人的责任，采取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等措施予以处理。将机关作风建设考核与部门整体工作考核相挂钩，把作风建设情况与个人绩效管理结合起来。四是坚持把“机关作风建设”活动和业务经营紧密结合起来，以机关作风建设促进分部业务发展，用业务的推进、绩效的提升来检验机关作风建设的成效，塑造分部上下树优良作风，树品牌形象的良好氛围。
　　
　　二、注重学习提高、树立发展意识
　　
　　一是积极组织分部员工学习《中国民生银行员工守则》等 规章制度 文件，注重提高员工的自身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着力打造学习型机关，构建风情气正的高效团队，全力营造团结拼搏、和谐共进的机关氛围。二是强调增强大局意识,发挥整体职能。各中心必须牢固树立“全行一盘棋”的思想，强化大局意识，各中心制定本部门、本专业工作任务，必须放在全行经营发展的大局中考虑。三是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要求强化机关为一线服务、中后台管理为前台营销服务的意识。四是增强责任意识，抓好作风建设。积极营造“想干事、会千事、干成事”的工作氛围，强化中层干部履职管理。要坚持组织纪律，会议决定的事项、上级安排的工作，必须从严、从细、从快落实，保证质量。五是增强协作意识，实现共同进步。要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每一项工作牵头部门要通盘考虑，精心组织策划,具体安排，发挥作用;协办部门要服从调度，积极配合，坚决反对敷衍塞责。
　　
　　三、严格自查自纠、突出整顿力度
　　
　　此次整顿牢牢把握以下重点，即: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加强学风建设，坚持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加强工作作风建设，坚持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加强领导作风建设，坚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加强生活作风建设，坚持艰苦奋斗、生活正派。
　　
　　通过作风整顿认真查找组织纪律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找出问题的根源，扎扎实实地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在行动中纠正问题，对整顿中发现的问题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四、推进建章建制、整顿成效显著
　　
　　强调把作风建设与坚持科学发展、全行战略转型紧密结合起来，及时把作风建设中的好做法、好经验上升到制度层面，认真探索构建分部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
　　
　　此次作风整顿成效主要体现在一是工作效能得到提升。在机关工作中推行限时办结制，对一项工作、任务要求按时保质完成，提高工作效率。二是岗位职责得到强化。完善了自律监管、内部履职工作，明确了自身岗位职责，根除了“等靠要”思想，从严落实了岗位目标考核，完善了定期述职制。三是工作纪律更加严明。严禁上班迟到、早退，上班时间上网玩游戏、聊天、炒股等与工作无关事项;严格执行请假制度、会议制度、财务制度和失误责任追究制。四是文明仪表改善、学习氛围浓厚。分部人员仪表形象注意得体大方，待人接物注意文明有礼。学风建设加强，形成比学习、比工作、比贡献、比纪律的良好氛围。　　

主要表现在“三多”
一是基层会议多。比如有的会议，省一级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往往需要乡镇干部在分会场参会。为进一步抓好落实，市、县基本上还要层层安排会议，然后乡镇再结合实际，进行具体安排。这样一来，乡镇因为同一项工作，有时需要参加两三个会，会议内容大同小异。有的同志认为，反正县里还要开会部署，所以省市的会议听的不认真，记的不仔细，会议效果反而打了折扣。
二是督导检查多。督查是推动落实的有效方法，但督查过多，反而会影响抓落实，也给基层造成了负担。针对同一项工作，有的需要迎接几个批次的检查。比如针对扶贫资金使用情况的检查，审计、财政、纪检监察，包括扶贫办，都要开展督导检查，每督导检查一次，都要陪同并汇报，整改结果也要分别上报，挤占了基层同志的工作时间和精力。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几点思考
三是留痕资料多。基层同志干没干，怎么干的，有不少要体现在资料上。比如检查某项工作落实情况，要检查开没开过会，怎么来证实？需要提供会议方案、领导讲话等，甚至还要提供影像资料。还有些基层同志为了证明自己，凡是工作都想留下资料，以便在督导检查中不出问题，反倒占用了自己相当一部分精力和时间。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几点思考
主要原因在“三怕”
一是怕出纰漏。越往基层，对政策把握可能不够精准。上级要求的要干好，上级没有明确要求的，能想到的也要准备好。比如一项工作，上级有明确要求，但是不够具体，标准不够统一，基层对政策把握心里没底，所以只能做的更具体、更细致。上级对下级工作不放心，不督查掌握不准具体情况，于是多层级、多部门、多频次反复督查就成了常态。
二是怕挑担子。因为失职渎职，追责问责是必需的，也能起到警示教育作用。但目前确实有些追责问责已经成为了基层干部的心病，问责过用，导致部分干部怕挑担子，不敢出风头。虽然出台了关于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相关文件，建立了容错纠错机制，但由于不易界定、不易操作，出了问题，还是追责的多、容错的少，造成了干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有事的心态，能推的推、能躲的躲，导致工作被动消极。
三是怕被追责。在追责问责压力下，有的干部主动工作的意识不强，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无论什么任务，上级开会了、出文了，本级都要照样开会、出文，越往基层会越多。这样在督导检查时，就不容易出问题，最起码是重视程度上没问题，否则，一旦哪项工作没干好，就很容易被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