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意：要清楚物体存在的真实价值，不要盲目付出。
《铜器易书》出自清代佚名的《道山清话》，译文：
有一读书人敛聚尽家中所的物品约有一千几百文钱用来买书，把书带着进京。到达中途，遇到一个同样的读书人，拿着他的书目看了看，喜爱他的书却因为自己贫穷，不能获得。家中有几十个古铜器，拿来卖了买书。
买书的有雅癖喜爱收集古器，一看到古器很是高兴，于是就说：“不要卖了，我把这些书赐予你，估计一下价钱，两个人交换它们。就这样，买书的用尽随带的书，换取了几十个铜器，急忙返回他的家中去了。
铜器对中国人来说，有哪些特殊意义？
2022-01-25 10:21·东家APP
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之一，中国的青铜艺术源远流长，而当代的铜艺，要想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被大众接受，在创作题材和生产工艺上必须考虑大众的审美需求。
铜器对中国人来说，有哪些特殊意义？
在具体的创作和生产中，铜臻艺术的产品有不同于传统的工艺品，总体定位在彰显东方美学本质，具有传统美学特征的现代铸铜工艺艺术作品。
从形象上具有传统的意义又结合现代人们的审美需求，造型更现代。
铸铜工艺更现代，颜色处理上更丰富。
于是，青年雕塑家郭召兵，想到了古人们喜欢把情感寄托在动物和植物的身上，通过动物和植物表达情感，如“十二生肖”就是动物形象，还有许多装饰性的纹样多是从植物的形象上发展而来。
所以动物和植物在中国传统的造型领域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
随着当代社会的急速发展，人们的日上生活节奏也随之加快，人们在快节奏生活压力下，渴望得到喘息的机会，使内心得到一片平静的天空，禅宗文化提供了这种可能，所以禅与艺术的结合能够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
铜这种材料，作为一种传统的贵金属，在中国具有象征意义。

　　第一篇。。我用了三个月读了《史记》.
　　这是一本能丰富头脑,补充知识的神奇的书.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第二篇
　　越王勾践观后感
　　春秋战国时期，吴国的强盛是因为有了伍子胥，伍子胥侍奉了两朝君王，帮助吴王治理朝政，建立了真正强大的吴国，吴越两国交战，所以吴国才战胜了越国。越国失败的原因：一是国力不如吴国；二是越王发动了一场不合时宜的战争；三是没有听取范蠡军师的劝告（劝告是逆耳的）。
　　吴国战胜越国之后，伍子胥一直劝吴王杀掉越王勾践，以解除吴国的后患，吴王夫差总是听不进去，伍子胥设计想替吴国杀掉越王勾践，计划也屡屡受挫于吴王。吴王决定讨伐齐国的时候，伍子胥一再提出反对意见，直言讨伐齐国之前一定要先灭了越国，并且以身家性命来劝诫吴王，声明吴国真正的敌人是越国，勾践一天不除，吴国的危险就存在一天。这些建议都不和吴王的心思，吴王是根本听不进去的，时间长了，反而觉得伍子胥烦叨，碍手碍脚，于是终于找了一个借口杀掉了伍子胥。伍子胥一死，吴王再也听不到相反的意见了，耳朵里听到的全是夸赞之词，顺心又顺耳，时间一长，吴王的自大就膨胀到了及至，认为自己就是天下老大了，可以向其它国家发号施令了，结果老大还没当上，就被越王勾践给灭了。
　　历史给我们的是沉痛的教训，一个国家的兴旺，当政者必须要听取两种不同的意见，特别是相反的意见。当身边有两种相反的意见时，当政者可以从中辨别方向和好坏，两种相反意见可以使当政者保持清醒的头脑，时时事事都有警觉，自己也更有智慧；而当身边只有一种赞颂的声音时，当政者就会糊里糊涂地迷失方向，变的自大，变的无知，其结果就是衰败、灭亡。吴王如此，商纣王何尝不是如此，楚霸王、隋文帝、宋徽宗等都是如此。
　　历史是这样，科学也是这样。当只有地心学说的时候，科学停止不前，当日心学说和地心学说相互碰撞的时候，科学就在进步，就在发展；波动学说一统天下的时候，人们对波的认识是不完整的，当出现了新的粒子学说的时候，两种学说争论、碰撞，光的理论学说才向前发展了，建立了光的波粒二向性学说，科学又向前发展了一步。这样例子举不胜举。
　　所以，一个国家和一个单位的当政者，还有个人都得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牢牢记住：“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要进步一定要听到相反的意见，要虚心听取相反的意见。 “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那些提反对意见的人，是他们让我们少犯了很多错误。”评论如是说。
　　（呵呵。。就这样了。。。采纳吧）

　　《商文明》是一本由[美]张光直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2，页数：4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商文明》精选点评：

　　●19119.哎，太好看了。

　　●《商文明》从安阳遗址、二里岗遗址以及其他遗址的甲骨文探讨商朝历史的演变过程。作者认为商朝王位的继承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兄终弟及，而是由王族不同派系代表交叉上台，即轮流上位的商王不是兄弟关系。作者这样的观点很大胆，但是仅仅凭借甲骨文上关于商王的名字就做出这样的判断，显然证据还是不够的。此外作者还探讨了夏商周之间的关系，认为夏商周是同时并存，至少夏商或者商周是同时并存的，夏强势崛起时，商是作为夏的方国存在，同样商崛起时周是作为商的方国存在，他们在文化史相互交流，所以夏商周三代文化具有同源性。

　　●不同于《中国青铜时代》大开大阖的论述，《商文明》更像是基于已有的材料对商文化的全面梳理和分析，算是一本殷商史的普及类读物。当然张光直也展现了深邃的思考，比如对马克思主义宏观论述的思索和史料派的借鉴。从出土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及其时空分布来检索商文化的整体面貌，也是三代史重建的必由之路。然而有一点小失望的是，对商王庙号新考遗留的问题仍然没有解答，比如第三系即位的相关情况与昭穆两系的关系，是否存在元老院或宗伯来保证王位的轮替，等等。如何论证二里头是夏文化而非早商文化，二者区别为何。帝辛之征淮夷与商帝国的东方因素之间的关系等等。

　　●不知道还有多少内容没过时啊

　　●用英文来写中国史……先生如果自己翻译那另说。

　　●有些内容像侦探小说一样刺激

　　●主要是从考古学的角度来分析商文明，对商朝王位继承提出二元集团的观点颇有新意。

　　●视野开阔，叙事严谨。虽然因为专业性缘故，未能体会本书精髓，但仍觉不错。

　　●“乙丁组继承制”、“三代平行说”很有意思

　　●翔实合理。

　　 《商文明》读后感(一)：《商文明》

　　《商文明》

　　中国人历来信奉三皇五帝是自己的祖先，夏商周是中国人的起源。只是在没有考古依据之时，我们只能将史记里的描述认为是神话传说。

　　而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安阳遗址，二里头遗址出图的甲骨，青铜器慢慢给我们将商朝勾勒了出来。但是对于我们这些非科班出身的历史爱好者来说，如何阅读这些信息？《商文明》大致给我们将商朝文明描绘了出来。

　　作者有着极好的文学功底以及业务能力。许多难以理解的制度背后所隐藏的逻辑，青铜器上的铭文有什么寓意，图案如何划分，乙丁制和昭穆制有个异同，以及最后如何演变成中国之后的政治制度的。这些问题在作者笔下缓缓流露出它真实的样貌。

　　夏朝的文明证据不够完备，还留待考古发掘，而同时期同时发展的商国到后来的商朝依然会是我们研究夏朝研究中国历史最好的源头。那《商文明》又怎能不去一探究竟呢？

　　 《商文明》读后感(二)：一部不忍释卷的博士论文

　　看完此书，我总能想起《棉花帝国》，因为它像一部超长的博士论文，但比棉花帝国更有可读性，可以做到自觉的从头读到尾，而不像棉花那样需要动用自己的意志力，一方面源于自己对这个题材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张先生的叙事逻辑层次安排，还有就是张先生同为中国人的一些思维习惯吧和。我在想，一部学术性极强的书，能引我（对，这个我字居然源于甲骨文中商王族对自己的称呼，即执戈之人）入胜，原因是什么？仔细想想，可能有这几个因素，首先是作者的研究思路，他有令人信服的方法论，开头先阐述了研究商文明的五个途径，然后先以安阳殷墟这个商王朝最辉煌文物遗藏最丰富的中心开始，再引出安阳外的商文明发现，在这个框架下，辅以详实的考古资料，文物资料，文献资料，勾勒出了商文明的范围，经济状况，资源交换状况，阶级分化状况，王位继承方式，统治阶层关系，军事，祭祀等方方面面，这种先阐明研究方式，再辅以详实论据，层层推进，从中心到边缘，再总结，再升华的论证说明方式，令人受益匪浅，同时这种论证方式也足以反映出作者的严谨和客观，所以，虽然成书已有三四十年，期间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但其结论仍然经受住了考验，让读者，普通人感受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做事方法和做事态度，不管你在哪行哪业，如果能从中学的一二，相信都会领你受益终生。说到具体内容，作者提出的夏商周平行发展的观点对一个历史爱好者来说是具有冲击力的，对文明孤岛论的反对也很有说服力，更不用说通过对商的丁乙继承制的开创性研究并联系周的昭穆继承制，再通过夏的天干谥号，得出夏商周的平行存在，又先后继承的上古社会推想，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塞维斯国家起源观点的辩证观点，都令人耳目一新。全书最后的那句“一个文明的衰落，恰恰可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更是从人文，人类的高度看待人类文明和我们自己，令人久久不能平静。

　　身为中国人，如果你对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文明来自何方，文明应该去向哪里这些问题有好奇心，那此书你不应该错过。

　　 《商文明》读后感(三)：博士论文能写的如此好看

　　又一本博士论文一样的书，上一本是《棉花帝国》，不一样的是，这本读起来不忍释卷，而《棉花帝国》需要一些意志力。《商文明》不但可读性强，而且作者做事的态度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论都给人以莫大的启发，拿《商文明》来说，首先给出了研究商文明的五种途径，即历史文献，青铜器，甲骨，考古学等，然后以殷墟这个最重要的商文明遗址为重点，阐述了商文明的经济，贸易，继承制度，统治方式，城邑分布等基本架构，再以郑州商城二里岗遗址为线索，阐述了商文明的地域分布，发展历程等，在以上基础上，再探讨了商人的来源，人种，语言等问题，在这种研究框架下，填充以详实的证据和论证，使得其结论经得起考验，虽然本书成书于三四十年前，这期间又有更多考古发现问世，但张先生的结论并无重大颠覆，这就说明了其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态度的严谨和正确性。而且本书并不是一部博采众长的汇总性研究，他在里面有两点很重要的原创性观点，一个是商王继承的乙丁制，这是我看到的目前解释商王名字都带天干的最好解释，而且指出周的昭穆制是其延续，并且猜测夏的继承制度也类似。另一个是夏商周三代是平行发展，而不是先后兴替的串行出现，熟悉中国古代史的人往往根据经验认为王朝都是先后取代向前发展，本书对三代兴替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即夏商周这三个文明是同时存在，互相存在交流的，夏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商的根据地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一带，而周的根据地在关中平原，三代平行发展，只是不同时期作为天下盟主而已。全书的最后，作者更是通过对商文明的研究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范式问题，是塞维斯的氏族，酋邦，邦国，国家还是马氏的以生产关系为主线的必然进化方向？这让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模式有了不同的思考，到底只有一种模式，还是多种模式共存，亦或是多重模式混杂，互相影响，通过对此问题的思考，也可以推及其他类似问题，即导致一个系统的发展形成的范式是否唯一？我相信，通过本书如果能领你思考问题有这些改变，那就已经值回票价，更不用说里面还有那么多干货，尤其作为中国人，如果你对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是现在的模样，我们将去向何方有好奇心，那这本书是你不容错过的。

　　 《商文明》读后感(四)：#32@2021#商文明

　　张光直先生，原籍台湾，生于北京，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就读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期间，光直先生曾受教于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高去寻等考古学泰斗。

　　《商文明》是光直先生以1928-1976年商代考古发现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对商代历史做描绘与还原。

　　“商”源于“大邑商”，是商族用来称呼他们祖先的都城的地名，其具**置尚无定论。可以确定的是，商人起源于东，其基础是山东和河南的龙山文化，但龙山文化并没有直接发展为商文化，而早商是这个文化序列的重要缺环。

　　作为商年代序列的重要阶段，本书以安阳小屯殷墟与郑州二里冈商城两处考古遗存作为重点，作详尽展开。中国信史记录始于公元前841年，所以关于商的绝对年代，只能通过碳十四与卜辞中月食记录来推断，目前普遍认可的绝对年代：商汤建国不晚于公元前1700年，迁都安阳不晚于公元1300年，周人翦商约公元前1100年。

　　商的大致疆域范围：北至豫北冀南、东至山东西部、东南到安徽最北端和江苏西北部地区。而由于与周边方国关系的动态变化，所谓国界疆域也是不断变化的。甲骨卜辞有记载方国近80，其中与商交往接触较多者有8个，周方、羌方、人方均在列。

　　殷墟墓葬考古表明，安阳王朝时期商社会分化严重，一边是随葬品数量及质量惊人的作为社会中心人物的妇好，另一边是社会底层的大量人殉。王族占有大量资源，劳动者是“众人”、羌等。安阳人骨属蒙古人种，但没有可用于分析的商王族人骨以判断商人种族。

　　关于追溯商文化的一些线索：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商代周边最早使用金属的文化之一；考古学上最早的卜骨（鹿和可能是羊的肩胛骨）即发现于辽河上游，年代为公元前3350年；商王的干支庙号及西周的昭穆制或可追溯至夏；汉字或可起源于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