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屈原和司马迁的故事，是在儿时。儿时读历史，不知“史是史，我是我”，总把自己比将进去：遇此情境我当如何？但正是这种类比，却凝睇着一种世界观的奠基。这种思考，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它令我出入古今，给我一生的精神滋养。 我深信，这种思考并非我一人独有。某种程度上，历史是为这种思考存在的。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带辱而活？这个问题从儿时就萦绕着我。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 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尽忠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政治家与政客的不同，正是由于前者是别无选择地献身，后者却是投机的。身为“楚臣”，他不能承受楚国亡国的事实。 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以行吟，可以留作“薪火传人”。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唯一的选择。他把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冯友兰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这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在寡不敌众的时刻，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将士“以卵击石”的壮烈行为。 屈原是不会等到敌国军队侵入受辱而死的。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他要选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的独立的死。“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他悲吟着，高歌着，在汨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如归地赴死。 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地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 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中国古人发明了一个伟大的词——视死如归。“浩气还太虚”，回归自然。中国人承认自己是从自然中来的。精、气、神为天地所化。死，是将这从大地而来的浩然之气归于造化它、养育它的泥土和流水。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当死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司马迁身为史官，只因他出于公正之心，为李陵辩护，开罪于皇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一位直谏烈臣。但司马迁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而已。他要完成千古史记。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监视与怀恨。这明明是一种冲破思想牢笼与真相禁锢的叛逆之举！ 《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是以正义与善恶观来创作的，充满人性及文化激情的作品。因而能超越政治变迁，虽物换星移，却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史记》之功，可谓“再造”了中华民族。 “生？还是死？” 莎士比亚的名句，令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成为西方“择生择死”思考的典型形象。西方人弃生取义的意识，与东方有异。他们更重视“生”的权利与个人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把自我的小生命看做是民族的大生命的一环。舍小取大，故有欣慰之感。 有时，中国人甚至将“生”看作是比“死”更难的事情。 有一个“退麝投岩”的故事。麝鹿被猎人追杀无计时，会跑到岩边，将自己身上的麝香掏出，搓入泥土，归还大地，不令猎人所得。然后，投岩而亡。这是对文化人的生命与使命的庄严比喻。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欲灭亡中国，尤其要扑杀我民族的精英。西南联大的诸教授们跑到了云南。这正是一个民族存亡的“岩边”，他们将自己的麝香掏出，哺育后生，还给中华，以雪国耻。同时也准备好了暂不投降。这个比喻，正是发自内心与行为，而非只是课堂上的高调。 好一个“退麝投岩”！在此，一部西南联大的历史，已将“择生”与“择死”糅在了一起，这是司马迁与屈原的统一。 择生与择死的思考，构成一个人、一个民族隆起的脊骨。没有这伟大的设计，是没有伟大的人和伟大的民族的。 祖宗给了我们一个清明节。清明时的中国，生人走到死界边，冥冥之中的灵魂也来与生人相逢。中国人，不只是活在自己不到百年的小生里，还要活进五千年的历史里，活进无尽的未来中。这使得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人生”比肉体人生更为漫长和浩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