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仔细品读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此时需要认真思考读后感如何写了哦。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伯夷列传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伯夷列传》十分难读，难在对人性的拷问，难在对价值观的选择。因之，昔日读、今日读，竟有迥异的结论。

余读《伯夷列传》，以为可从两处而入，一观伯夷叔齐之人格，二睹太史公之良苦用心。

伯夷、叔齐两位在思想上有强烈的洁癖，这种人在任何时候都不愿意违背自己所信奉的原则。从兄弟让位到同归西伯，从叩马而谏到饿死首阳，他们对心中的“道义”是从一而终的。他们见过了太多的兄弟残杀，因此追慕谦让的美德；他们向往盛世痛恨暴君，但绝不允许“以暴易暴”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们觉得，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这种人当然是无法参与政治的，政治是没有洁癖的。或许我们会认为他们迂腐不堪、食古不化，不能用发展、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但我们永远都没有资格指责他们的人格。古人的赞许和称颂，大抵是从此处而发，“古之贤人也（孔子语）”、“圣之清者也（孟子语）”、“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韩愈语）”。

那他们有怨吗？“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他们有怨，但怨的不是自己的选择，“求仁得仁，又何怨哉？”他们怨的，是世道人心。

太史公将其置于七十列传之首，当然不是没有他的寄托。他首先要彰显的就是“让”的美德，这在《五帝本纪》、《吴太伯世家》之中已早有体现，但这当然不是他所要寄托的全部。“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太史公最为深切惋惜的，就是仁人志士在世时因天道无常而不得善报，没世后又不能见诸史籍而被人们遗忘，所以他才说“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伯夷叔齐，事迹本是渺远难闻，但孔子的称述使其贤名益彰；颜渊好学，却不免蚤死，但终究有《论语》载其“身居陋巷、不改其乐”。太史公常以绪《春秋》的职责自任，自然是要给这些不该被历史遗忘的人做传。而七十列传之中的人物，或仁人志士，或游侠商贾，或出将入相，或郁不得志，但终究都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与天下”者，所以以《伯夷列传》为七十列传之首，正见太史公的良苦用心。

然而，我们或许还会再问一句：“立功名于天下”真的如此重要吗？太史公为他人立名之时，难道不也是为自己立名吗？此类问题，见仁见智，正如面对伯夷叔齐，千百个人恐怕便有千百个说法罢。

很诚实地先说一句，实际上这篇文章我并没有认真地听讲，但我能很清晰地感受语文老师在谈论《伯夷列传》这篇课文时的慷慨激昂的心情，我对此印象很深，特别是对于"好人不长命"、"恶人富贵延年"的社会现象的不公。下课之后，我有重新浏览过这篇著作，暂且不谈文章与司马迁本人的联系，我以下的看法全部围绕文章的内容本身，而不深究作者的写作意图：

就文章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佳当的答案，因而我不牵强附会，但我认为作者司马迁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后一个问题是前一个的升华，而我就其中几点谈谈自己的微薄看法。

文章一开始司马迁就说："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是啊，为什么同样是有德有才的人，有的人就能流芳百世，有的人却最终默默无闻呢？他们个人的才智相差无几，德行也几乎在同一高度，甚至那些在声明上弱的人在这两方面更有建树。为什么呢？

就我看来，这个社会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机遇，于是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公正的待遇，作为一个圣人，他应该不必在乎自己的声名是否能够流芳百世，而这对于许由、务光等人来说，或许能不能美名外扬不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理解作者司马迁自己想要扬名立万的心情，同时他也确实如此，但我绝不赞同他对于成名的看法。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着许多有道德的人，他们并不说辞，也没有像以前的圣人一样游学讲法，道德和圣人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种：一些人退隐田园是为了自身心情的宁静，为了获得一种灵魂上的解脱，很难讲他们的品德究竟高尚到什么程度，但又是否有人像司马迁一样撰写类似《伯夷列传》这样的文章来歌颂他们呢？事实可能是没有的，即便有也并非这些隐士的意愿，更有一句话叫做"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意思是有能力的'人希望依赖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湎于桃源世外，这是指小隐真正有能力的人却是匿于市井之中，那里才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是指中隐。

只有顶尖的人才会隐身于朝野之中，他们虽处于喧嚣的时政，却能大智若愚、淡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隐者。而我认为，历史本身就有不完全真实的特性，加上人为的篡改和时间的淡化，许多历史真相已经湮没在了浩瀚无边的时间长流里，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闪他们闪发光的人，他们智慧、优雅、从容或者淡泊名利，但他们并未被记载光辉荣耀的史册上面，这是为什么呢？是那些拿了俸禄的史官不没有办实事么？亦或者是因为历史的记录并不真实？都不是，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历史不能让他们过于瞩目地出现在后人的眼里，这样可能会毁了他们，因为"某些人"不允许，因为他们与这个庸俗的时代不太协调，就像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一样，他们的品行即便高尚，但只能是"可念不可说"的向往。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子难道公平么？","公平",我人为这跟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如果你本身并不想为了某些方面的"公平"而去努力地抗争些什么，那么你就没必要为了不抗争所带来的后果（即便是不好的），这就像隐退者本身已不在乎世俗人的看法一样，什么流言蜚语什么是不是能够流芳百世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况且——历史虽然没有让他们声名鹊起，但也没有无情地抛弃他们，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时代；他们被包含于历史的一角，又超脱于历史之外永远活在他们应有的光辉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呢？我想也许这只是一种人类自我安慰的措辞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句话在对人的善念的塑造和维持以及恶念的扼杀和遏制，还有在维护社会和平这一方面，确实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四、五段的言论呼应了前两段的论述。贤人在后世之人中的声名取决于什么呢？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贤人呢？作者认为，贤人这个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凡那些道德操守合乎自己的意念和追求时，在这些人眼中他们就被称之为贤人。一般情况下，这些人占据所有人的大多数时，此贤人才能被认可，或者他们是被当时在思想上很有影响力的人所推崇。关于他们声誉是否会在后世传扬以及影响力度的大小，则首先取决于他们的不害他的行为和一定的学识或地位。其次，就主要取决于他们被何人认可了，以及那个人的号召力。司马迁在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所发的感概："可悲啊！普通人想要磨练自己的品行，立下功名，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声传播到后世呢？"真实得让人难受。

古人语："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保持自己的本心，不为他人的只言片语所动，也不被执权者的威严所撼，坚定智慧的理性，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才有实际上的价值。

至于那些亦真亦假可真可假的所谓正史稗史，所谓正统思想，所谓诡辩，一切皆不要陷入空想的泥潭——"存在就是合理，合理的也都要存在。",黑格尔如是说。

《伯夷叔齐》的故事告诉我们：君子最看重的品质是担当和责任，修身和齐家是基本要求，治国和平天下则是社会责任。对于伯夷叔齐对武王伐纣所持观点，时代的局限性和认识的偏差，让可以批判性继承前人留下财富的同时，摒弃其中的糟粕。一个人是求取富贵，还是求道德，这是每个人不同的选择。

拓展：

伯夷和叔齐是商朝的人，两人都是孤竹国国王的儿子。国王喜欢小儿子叔齐并立下遗嘱，立叔齐为以后的国君。可是叔齐不愿意违背立长子为王的规矩，请哥哥伯夷做国王，可是伯夷执意不愿意继承王位。为了让弟弟安心做国君，伯夷偷偷走了，弟弟知道后也随他离开王宫，四处寻找哥哥。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伯夷，两个决定不再回到孤竹国，而决定投奔周国，过安稳平静的生活。

可是周武王正率军讨伐商纣王，他两人上前阻止说“这种讨伐不道德，周国属于商朝的属国，以下犯上，讨伐君是不仁”。激怒周武王险些被杀，后来周朝建立后，伯夷、叔齐认为周朝不仁不义，拒绝和周人来往，不吃周朝地里长出来的食物，最后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