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外交战略
　　在讨论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时，对其政治背景或政治含义的关注可以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美国的使命观与前苏联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感)、政治利益(对东欧等地缘政治国家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包括英国)、政治人物(斯大林1946年的演说与杜鲁门主义)、政治口号(如意识形态宣传)等等。一方面，遏制战略作为贯穿整个冷战史的美国大战略，其制定和实施毫无疑问是美国政府的政治行为，对它的政治性解读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另一方面，对冷战历史政治视角的偏爱在解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尤其是冷战为什么和平终结的问题上却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本文试图就经济因素对美国遏制战略的目标、基本手段及其实现条件的影响等问题做一些分析，以加深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认识。
　　一　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目标：在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根本前提下，为美国垄断资本开辟市场、攫取商业利润服务，维护美国经济安全和繁荣
　　分析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中经济因素的难点在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发展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大国政治、经济关系的互动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平衡的互动。这就要求我们
　　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另一方面也要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战结束后，曾是同盟关系的美苏两国为什么反目成仇，直至剑拔弩张呢?为什么双方仅仅是“冷战”，虽争斗不断却基本能和平共处直至冷战结束呢?这两个问题都与美国遏制战略的目标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现象最深厚的基础和根源在于经济，国内或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化都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列宁同样指出，不研究“帝国主义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的经济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如果说(或者只是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常识”。[1](P279)从根本上说，国际关系中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这是国家行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冷战时期，美国对战略、政治、军事安全利益的考虑超过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甚至不惜耗费巨资在全球与前苏联展开争夺。但经济利益仍然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目标，美国甚至会不惜发动战争来摆脱经济衰退。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笼统地说是指国家维护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所需的一切经济方面的条件，其核心和落脚点是经济利益。
　　可以说，美国商业资本扩张的本性与二战后前苏联建立两个平行市场的努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战后美国政府制定对苏遏制战略的重要原因。这从美国当局者的政策或言论，如乔治·凯南的《前苏联行为的根源》和NSC68就可以看出来。美国遏制前苏联的目标是双重的，维护美国在政治和军事安全上的利益是遏制战略的根本目标，维护美国经济安全和繁荣是遏制战略的重要目标。
　　美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本国经济的安全与繁荣。美国的立国之本就是商业资本主义，即需要在不断扩大的市场上展开经济活动，使资本增殖。在立国之初，美国就将经济、贸易问题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事务，将本国经济贸易方面受到的威胁视作最大的安全威胁。曾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的加顿认为，“美国商贸和外交的基本驱动力会持续下去，因为它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历史和哲学之中。”“在美国的大部分历史中，商贸利益在外交政策中起着核心作用”。“(美国)外交政策热衷于为美国生意人打开市场。美国为过剩的小麦寻找出路，为汽车和飞机寻找市场，努力获取像石油、铜这类原材料。海外商业扩张常被看成是美国边疆的拓展，属于这个国家所肩负的使命。”他还认为，商业能够推动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社会的独特性，“美国不是一个传统的殖民大国，其帝国主义式的行动不是体现在军事上，而是一般地体现在美国银行和公司的影响和控制方面”[2]。而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查尔斯·威尔逊1953年1月15日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回答更是对此做了最好的注解：“我想多年来，凡是对国家有利的，就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反过来也是如此。
　　双方根本不存在分歧。”[3](P418)威廉·威廉斯的结论认为，对于自由国际主义者来说，美国政府总是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责任，“保护和扩大自由竞争原则能够运转的市场。如同重商主义一样，古典的自由经济学导致一种扩张主义外交政策”。[4]自由贸易和商业扩张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政府制订的“门户开放”政策上。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仍可看作是这种“门户开放”政策的延续。美国式“门户开放”外交政策的重点不是在所在国范围内排斥他国的利益，不是实行封闭式的垄断，而是要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为旗号，着眼于打破民族国家或帝国主义的保护主义堡垒，把世界变成由美国操纵的具有开放性质的新型商业帝国。二战后，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企图建立这样一个由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在美国设计的“美国世纪”中，是绝不允许建立与美国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背道而驰的“势力范围”的。这就是说，经济制度和经济利益方面的根本性矛盾使美国与战后前苏联的外交政策产生极其尖锐的矛盾。
　　就前苏联而言，“战后初期，前苏联对外战略的设想是，尽力维护战时同盟，维护世界和平，保护已经获得的领土报酬和各种赔偿，保住自己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5](P444)斯大林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所形成的对世界体系的看法以及相关的理论，是战后初期前苏联外交政策的基础。斯大林战后对世界局势的基本看法主要有：一是二战的经济影响导致了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瓦解，这决定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二是前苏联在二战中的决定性作用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瓦解的直接原因；三是战后世界局势在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发展到数国，并由此形成了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以及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四是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体系在战后的出现，将会缩小资本主义国家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缩减下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会走向衰落。在这种政策理论指导下，1945年12月，前苏联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并且不允许东欧各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P103)同时为了对抗马歇尔计划的政治影响，前苏联通过实施莫洛托夫计划，强化与东欧各国的经济联系并限制其与西方经济往来，到1949年又正式发展成为苏东经济集团(经互会)。前苏联对东欧各国实行了十分严密的控制，把东欧的贸易方向从西方转向前苏联，削弱甚至切断了东欧与西方历史上传统的经济联系。这样，作为美苏外交战略的直接经济后果，欧洲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世界体系和彼此隔绝并相互对峙的两大经济集团。就斯大林对战后世界局势的看法以及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出发点而言，不管是保护战争的胜利果实还是传统的俄罗斯帝国扩张传统的延续；不管是要推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仅仅要求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管是斯大林有其战略上的深远考虑还是美国政府对它的错误解读，都有各自在解释上的合理性，也都能找到历史或理论的依据。但就对当时美苏关系的影响而言，这些言论以及其指导下的前苏联外交行为极大地恶化了美苏关系，客观上加速了冷战的到来。
　　美国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从1945年9月五国外长会议开始，美国对前苏联实行了不断升级的强硬政策。1946年2月22日，即斯大林在莫斯科公开发表演说后的13天，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一份8000字的电报，对战后前苏联“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对前苏联实行全面“遏制”的政策设想。
　　二　美国遏制战略的基本手段：针对前苏联、东欧以及西方盟国，诱压结合，综合运用经济遏制或经济援助，以服务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大战略
　　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是一个包含众多子战略的复杂体系，它强调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来实现战略目标，这就必须依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子战略，以使其战略目标具体化，使其战略目标通过这些子战略得以实现。[7]经济手段或经济战略在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运用，就是美国实现遏制战略的基本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贯穿于冷战的全过程，是东西方冷战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
　　(一)经济遏制。遏制战略作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它强调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并综合运用国家的各种力量去实现战略目标，其中，贸易管制战略就是遏制战略手段的具体化。贸易管制战略是杜鲁门政府制定，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实施的一项重要经济遏制战略。其旨在通过管制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与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贸易，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以阻止其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并最终实现遏制战略的目标。1947年12月17日，成立不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对苏联、东欧的出口管制》文件，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美国的安全需要立即、无限期地停止从美国向前苏联及其附庸国出口所有美国短缺物资和有助于增强前苏联军事潜力的物资”。[8](P512)1949年2月2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出口管制法》，规定美国实行出口管制的目的之一是促进美国的外交政策，帮助履行美国政府的国际责任；要求美国政府尽可能与盟国合作，共同实施出口管制；利用美国的经济资源和在与共产党国家贸易中的优势，推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标。[9](P104)这就把贸易管制以国会立法的形式最终确定下来。按照这一战略，美国商务部制定了严格的出口许可证制度，规定凡是从美国出口到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欧国家的所有物资都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美国政府又通过威胁利诱等手段，迫使与前苏联有传统贸易关系的
　　西欧盟国加入到贸易管制的行列中来。1950年初，西方国家共同成立了一个“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制定了严格的出口管制清单并付诸实施。由于对前苏联集团实施了严格的贸易管制，东西方贸易锐减，如1948年时美国对前苏联的出口额尚有2700多万美元，到1952年时锐减到只有1.5万美元。之后随着冷战态势的变化，东西方贸易关系时紧时松，但美国从来没有放松对能促进前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战略物资的管制，作为美国推进贸易管制战略有力工具的“巴统”组织也只是在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才于1994年宣告解散。美国的经济遏制战略把前苏联集团排斥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之外，极大地延缓了前苏联东欧的经济发展。
　　(二)经济制裁。美国实施的经济制裁战略加剧了前苏联的困难，延缓了前苏联的发展。例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于1962年至1965年对前苏联实行的大口径输油管道禁运，不但延缓了友谊管道线的建成，严重影响了前苏联石油的运输，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前苏联对西方机械和运输工具的进口。1982年，以波兰问题为借口，里根政府对前苏联实行了经济制裁，有意切断了前苏联在西伯利亚修建一条新的天然气管道以及与日本合作开发能源计划所需要的大部分技术。这对前苏联外汇收入影响很大。前苏联由此损失了150至200亿美元。里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秘密实施了一个“沙特行动”计划，即通过设法使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产量的做法使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暴跌，从而使原油输出大国前苏联的外汇收入锐减。中央情报局的一份秘密报告认为，每桶石油收入下跌1美元，前苏联每年会损失5至10亿美元。同时，石油价格下跌也使一些中东国家因收入减少缩减了对前苏联武器的购买，从而减少了前苏联的军售外汇收入。前苏联一位官员说：“石油价格的下跌是破坏性的，它使数百亿美元一扫而空。”[10]外汇收入的锐减给前苏联经济带来严重困难，极大地影响了前苏联进口西方设备、工业材料和农产品，几十个大型项目也因缺乏资金被迫停止。
　　(三)经济援助。“美国的行为动机从来不是纯商业的。它不像法国和日本那样在重商主义道路上走得很远，美国的商贸一直与开放市场为伍，开放的市场又和政治自由相关联，政治自由则伴有民主，而民主还连同有和平。”[2]在冷战时期，美国认为一个包括欧洲的开放贸易体系有助于这些国家抵抗共产主义和前苏联，美国最大的担心就是前苏联利用欧洲的虚弱进行经济渗透。“人们认为正像曾发生过的大萧条导致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那样，在经济战线上促成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对于保障和平并减小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至关重要。”[3](P16)于是，“马歇尔计划”应运而生。“马歇尔计划”是个经济计划，它与美国“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一脉相承，但在美国与前苏联的冷战中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就是在经济援助的基础上，在帮助西欧复兴的过程中，使西欧形成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的多重依赖关系，把西欧纳入美国全球反共战略体系，增强了其对抗前苏联的经济实力。马歇尔计划还对前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瓦解和离间作用。东欧国家迫于前苏联的压力，在抵制马歇尔计划方面与前苏联保持了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欧国家经济的差距越拉越大，东欧与前苏联的矛盾越来越大，为最终导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埋下了伏笔。为了拉拢更多“战友”遏制前苏联，美国提出了“第四点计划”，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认为，“第四点计划是我们对受共产主义统治威胁的国家援助的具体表现。第四点计划是和我们保证这些国家在衣、食、住等条件方面得到适当改善，从而是与防止共产主义在自由世界扩张的政策相辅相成的”。[11]援助希腊、土耳其是美国在冷战时期运用经济手段为遏制战略服务的突出事例。在这个事件中，美国当局认为，只有通过经济的和财政的援助，才能“扼杀由苦难和贫困滋生出的极权统治的萌芽”，这是“根本性的”。[11](P71)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通过《对外援助法案》，正式将对外援助制度化。该法案以后虽经多次修改，但都没有改变对外援助是美国实现遏制战略目标工具的事实。
　　三　美国遏制战略的实现条件：以经济实力为依托，在外交上孤立前苏联的同时，迫使前苏联展开军备竞赛以拖垮其经济，从而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
　　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变化决定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经济实力如何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冷战结束的必然性和方式。美苏对抗首先是建立在双方军事实力基础上的，和历史上大国的争斗一样，经济实力却是最终决定胜败的因素，而不是核武器的多少和军队人数的多少。历史上，经济实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冷战时期，经济实力对美国遏制前苏联战略的影响一如前述，由于二战巨额“战争红利”的刺激，美国的经济实力取得了质的飞跃，使得美国能以经济援助为诱饵，拉拢住西欧盟国和“中间地带”国家，维持了西方世界的团结，加大了对前苏联遏制的砝码，并达到了在外交上孤立前苏联的目的。相反，作为前苏联盟友的东欧各国在冷战时期经历了一个从“香饽饽”到“经济包袱”的过程。在经互会体制下，东欧各国成了前苏联进行不平等经济关系的对象，这大大降低了其对东欧各国的吸引力，埋下了剧变的引子。
　　从冷战因何终结的角度分析，可以说美苏经济实力的差距同样是最终导致双方不同结局的最重要的因素。美国依靠经济实力挑起的军备竞赛使得前苏联经济不堪重负，经济的过度军事化成了压垮前苏联经济的“稻草”。经济上的困境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根本动因，而这成了前苏联解体的先声。可以说，前苏联从反面证明了经济实力差距对前苏联解体的致命影响。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国防部的五年计划指令指出，要把国防建设作为对前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战争”的一种形式。星球大战计划就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学者施韦策认为，里根政府增强国防对前苏联经济的影响完全是蓄意制造的。[10]二战后，美国人均负担军费75美元，到1982年人均高达855美元，增加10倍之多。军备竞赛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经济上受伤害最大的应该说是前苏联。根据前《苏联统计年鉴》的资料，1987年，前苏联的国民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64%，人均国民收入为美国的57%；而按照《美国统计摘要》1990年第7期公布的数字，1987年前苏联的国民总产值仅相当于美国的54.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46.6%；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关数字则为39.67%和34.06%。前苏联经济学家博洛京在《论据与事实》1991年第26期发表的文章认为，1987年前苏联的GNP仅相当于美国的38%，人均仅为美国的30%。这些统计数字由于方法和政治倾向的影响，可能与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前苏联经济实力与美国有较大差距则是事实。由于经济实力不足，军备竞赛对前苏联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为了在核武器上与美国大体保持平起平坐，并在化学武器和其他常规武器的数量上超过北约，前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把12%至13%的国民生产总值直接用于国防(美国为6.5%)，国防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为45%至50%(美国为25%至27%)，前苏联军备开支水平估计为每年2500至3000亿美元，接近美国同期的军备开支。前苏联经济变成了一种典型的备战型经济。经济的过度军事化大大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停滞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形成的尖锐矛盾，成为后来前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作为美国外交传统的延续，对经济和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维护是其重要目标。美国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与战后前苏联保护势力范围的原则，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在实践上则是国家利益冲突的重要根源。历史地看，这两大原则的对立不仅推动了冷战的到来，而且是冷战的原动力，是冷战最为本质的东西。二是经济手段作为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工具，对美国而言，既保持了其政策的灵活性，又成为了遏制前苏联的有效工具，客观上也对国际政治关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欧洲和亚太地区和平的重要因素，但对前苏联而言，则是灾难性的。三是经济实力是国家对外战略的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外交和军事战略再高明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通过战争并不能消灭和压倒社会主义，相反，大战之后的社会主义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二战就是很明显的例证。历史的教训，促使西方改变战略，在保持强大军事压力的同时，越来越重视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试图以经济和科技的优势遏制、拖垮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达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目标。

仁至义尽：
扶起了战败国，成为比美国还富有的德意志和大日本帝国。
冰火两重天：
嗜杀有度，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战争的征服。
就是美利坚国徽上的白头雕，一手紧握着古希腊神圣的橄榄枝，为着所有的和平、幸福、富饶的好生活； 一手攥着利箭，从不牺代价去歼灭没有生活不想过好生活的地球人。

美国国际战略出现重大调整
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是对当前国际关系冲击最大的因素。从其性质特点、动因和影响看，美这次政策调整的力度和深度异乎寻常，超过了冷战结束以来的任何一次政策变化。第一，这次调整有比较系统的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美国务院政策规划司长哈斯提出的“整合主义”和布什今年六月一日在西点军校发表的演讲。整合主义是布什上台以来美官方人士首次提出的系统对外战略构想，融合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等重要政界人物的思想。布什在西点军校的讲话被视为布什主义形成的标志，实质体现了整合主义在美对外战略的具体应用和发挥。第二，战略目标明确。美政要人士公开提出，要以美国利益和价值观为核心，对国际体制和行为规范进行全面而不是局部的调整，建立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将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整合到美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来。冷战结束后，如此毫不隐讳地鼓吹和谋求单极国际秩序，对美国来说尚属首次。第三，有通盘策略考虑，将美国对外战略目标的实现同三类基本因素联系起来：实力因素、制度因素和价值观因素。实力因素被视为实现美战略目标的前提。赖斯在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认为美在当前国际形势中所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美国要凭借强大的实力，促使国际格局形成对美更加有利的新力量平衡。制度因素则被看成美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布什和赖斯等人均强调要按新的规则和准则处理国际关系，提出美国的安全不能再单纯依靠威慑和遏制理论，还要有“先发制人”新思维和与此相适应的国际规范，要在主权问题和国际干预等问题上重新制定国际准则。价值观因素则被视为推行新的国际规范和准则的基础。布什等提出要参照二战后改造德、日的经验，用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等“共同的价值观”来团结美国的盟友和改造俄、中等国家，在此基础上争取“建立牢固的大国关系”，但美国要保持在必要时单独行动的权利和能力。第四，政策调整跟进快。美废弃反导条约，重塑美俄关系，加大对中亚、中东和南亚地区的渗透与控制，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和国际常设刑事法庭，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布什主义的烙印。美国防部今年五月出台的《防务规划指导》，提出“提前威慑”战略，更是对“先发制人”思想的直接运用。
布什主义的出台与美国对外战略的这次调整，是国际国内一系列因素的产物，其中最根本的是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冷战结束十载有余，美国不仅保持了一超地位，在某些方面还进一步扩大了对世界其他主要力量的优势：20世纪90年代的超长经济繁荣期使美国恢复了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和火车头地位，美国利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最近的阿富汗战争，强化了其在世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并使其在国际地缘政治中占据了更加有利的位置。这一切一方面助长了美国的霸气，同时也促使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努力避免与美对抗，韬光养晦，以争取时机，发展自己。
美战略调整特别注重制度因素，反映了国际力量对比与国际关系基础框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现有国际机制和行为规范体系的主体结构是在二战后期和冷战时期成形的，冷战结束后虽有新的发展，但基础框架未变。二战后期形成的国际机制以维护大国集体主导下的国际稳定为出发点，最典型的是以安理会五常国为核心的联合国体制。冷战时期形成的国际机制，则以保持美苏两强之间的战略稳定为出发点，如与美苏《反导条约》有关的国际军控机制。这两类体系的共同特点是排斥一国主宰国际关系。这同美国一超独大的状况格格不入。布什上台时，美经冷战后十年高速增长，正值国力鼎盛时期，这种结构性矛盾愈显突出，故布什对于如何解决这种矛盾，比其前任显得更加关注和迫切。
“9•11”事件进一步加速了美战略调整。“9•11”袭击固然对美本土安全和社会心理带来巨大冲击，但没有撼动美国的实力地位，反而助长了美大国沙文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抬头。布什上台通过的是一次美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选举，而“9•11”后布什的国内支持率一度陡增到百分之九十几。这种反差表明，“9•11”后美国内背景变化，有利于拉姆斯菲尔德等鹰派势力主导美对外政策。
二、国际秩序面临严峻考验
由于美对外战略调整注重制度因素，当前国际秩序面临四大问题：国际安全体系濒于崩溃，国际集体决策体制软弱无力，国际法体系面临重大挑战，全球化负面问题更加突出。
国际安全机制近来连受重创。美国退出1972年美苏《反导条约》，抽掉国际战略稳定一重要基石，对国际安全引发雪崩效应。一位美国观察家指出：“随着反导条约的消失，一切军控条约都名存实亡。”(注：罗伯特•巴特利的文章：“外交新时代的发端”，新华社联合国2002年6月17日电。)此话并非言过其实。近来受美单边主义和其他国际因素影响，国际安全体系日趋脆弱。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对印巴挑战《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采取双重标准，动摇了国际社会对核不扩散体系的信心。美国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持消极态度，拒绝接受《禁止杀伤地雷国际条约》，使生化武器和常规武器限制受阻。在此背景下，废弃《反导条约》必然加重国际安全局势的混乱。日本在这方面的动向尤其值得注意。日本利用“9•11”后的国际形势，不断加强其参与国际安全事务的力度，并欲突破“无核三原则”。日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今年5月3日公开表示：“如果是用于专守防卫，日本可以拥有小型原子弹”。日本外相川口顺子称福田上述说法“没有错”。目前，国际安全的战略均衡与稳定框架已被打破，国际安全无序可循、无规可遵的状态将日益严重。
国际关系面临的另外一个主要问题是，美单边主义对国际集体决策体制冲击严重。近来，联合国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作用遭到美国的不断削弱。美发动阿富汗战争绕过了联合国批准程序。联合国对于阻止巴以冲突持续升级亦显无力，主要原因是美控制了中东问题的主导权。美在向伊拉克发起战争的问题上，同样我行我素，不把联合国的权威放在眼里。与此同时，许多应由联合国决定的问题，却被美国提到它主导的国际多边机制中，越俎代庖。美国试图在八国峰会上定夺巴勒斯坦未来政治领导人问题。美国的单边主义使国际政治秩序陷入困境，传统权威机制缺乏效力，而美国主导的机制却在觊觎权威。在未来一段时期，这种矛盾还会有新的发展，美国和伊拉克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将是重要考验。如果与这场战争有关的国际态势不是按照美国的单边意志发展，而是受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支配，联合国对事态能发挥实质性影响，则将有利于重振联合国和国际集体决策机制的权威，遏制美单边主义势头。相反，若美单边主义在事态的变化过程中始终占据支配地位并再次顺利赢得这场战争，对以联合国为基础的传统国际政治秩序来说，则无异于雪上加霜，美单边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将进一步膨胀。
美对国际法体系的挑战是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又一问题。布什提出的“先发制人”理论，是对“新干涉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布什主义和新干涉主义的共同之处是都强调“有限主权论”，但从法理上看，布什主义比新干涉主义走得更远。一方面，布什主义不仅在理论上否定现行国际法体系赋予主权国家的平等地位，而且还进一步固化到具体国家，用布什的话说，美国要“点邪恶者的名”。凡是被点到名的，特别是被列在“邪恶轴心”黑名单上的国家，都被视为美国的敌人而应予铲除。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主权可以不被承认、不受尊重。另一方面，布什所强调的“先发制人的行动”，以主动发起军事进攻为特征。这不仅在性质上与新干涉主义主张的人道主义干预行动有别，而且超越了联合国宪章赋予主权国家的“自卫权”，甚至也超越了一般国际法“先行自卫”概念所指的行动范围。这使国际社会面临双重问题：首先，美试图凌驾于现行国际体系之上，把自己作为法律的准绳，自定国际规则。其次，“先发制人”战略若成为各国普遍效仿的国际规则，国际形势将更加动荡不安。
全球化中的负面因素日益突出，也是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严重问题。全球化的根本问题是各国如何在利益与风险、权力和义务之间选择平衡。在这方面，全球化的有关规则存在许多不公正因素。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则明显处于不利地位。通过主导和控制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美国在全球化中占尽先机，成为最大受益者，使美在世界上比历史上许多有形帝国更具影响力。近来，全球化中的这种矛盾又有新的发展。一方面，全球化不公正因素使南北分化更加严重。“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深层国际背景，与此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对于全球化中权力与义务的平衡问题，美国和部分发达国家采取了更加自私的态度。美国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和国际常设刑事法庭，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向欧、日、中、韩等二十个国家挑起钢铁贸易大战，都会加剧全球化已有的矛盾和不平衡性。受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和极右排外势力抬头影响，欧洲和日本的全球化政策也更加趋于保守。
三、大国关系同向调整
近来国际关系也出现一些积极动向，最突出的是大国关系同时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善，总体趋于稳定。
从广度和深度看，俄美关系调整最为显著，几乎涉及双边关系中所有重大领域，从反导条约问题到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削减问题，从俄与北约的关系到美势力介入中亚地区，从反恐合作到双边能源合作与经贸合作。经过调整，俄美在国际战略平衡中的地位和双方的交往基础均发生重大变化。俄美关系调整直接促进了俄与北约、欧洲及整个西方的融合。
“9•11”后，中美关系也有所改善，政治、安全领域中的沟通与对话逐步恢复和加强，经贸合作与科技文化交流稳步扩大，双边关系总体上趋于相对稳定。其他的大国关系，如中俄、中日、中欧关系，则在既定框架内稳步发展。
大国关系总体改善，与大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加强分不开，尤其同中、俄参与国际一体化的进程有关。美国战略调整注重“建立牢固的大国关系”，也有利于大国关系的改善。此外，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使各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更加谨慎，客观上也有助于大国关系稳定。
不过，当前大国关系的改善，也有其脆弱的一面。布什在西点军校的讲话虽然在论及大国关系时显示出积极姿态，但却强调以美国利益和价值观为核心整合大国关系，这有悖于其他大国的长远利益。美试图以自身利益和价值观为核心重整国际秩序，也给美和其他大国关系发展增添了摩擦因素，近来欧洲对美单边主义的不满越来越强。从长远看，大国关系中的深层矛盾和不确定因素仍很突出。
四、国际地缘政治显现新特征
受美国全球战略变化和大国关系调整等因素影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也在发生变化，基本特征是：一方面，欧洲和亚太两大板块总体保持平稳，但差异加大。另一方面，处于欧亚之间的中东、中亚和南亚地区，则局势动荡，冲突不断，是欧亚之间的脆弱链条。
美国专注于反恐和大国关系调整，促进了欧洲和亚太的稳定，对世界形势有全局意义。不过，由于大国关系调整幅度和深度不同，欧洲和亚太地缘政治形势的差异也日益明显。一是欧亚安全架构不同。随着俄美、俄欧关系的调整，冷战留在欧洲安全架构的残余明显淡化，北约已由以外向军事防御为主导的军事同盟转向以推广西方民主政治和维护欧洲社会稳定为主的政治军事同盟。未来俄美、俄欧、俄一北约之间难免会有新的矛盾和问题，但这些问题将会在新的框架、新的环境之下以新的方式加以解决和处理。与欧洲不同，亚太地区仍以冷战遗留的安全架构为基础，主体是美日、美韩、美澳军事同盟。冷战后发展起来的若干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虽对地区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影响尚不足以取代前者。二是欧亚安全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同。目前，欧洲安全的主要问题已不是冷战时期的常规安全问题，甚至也不是科索沃战争前大国如何利用欧洲民族宗教争端争夺势力范围，而是如何应对恐怖主义等非常规安全问题和欧洲周边的地区性冲突。相反，在亚太安全中，常规安全问题仍是主要因素，其中许多是冷战遗产。恐怖主义等非常规安全问题也是亚太安全关注的问题，但尚不是主导因素。亚太安全机制转型困难，与该地区安全形势的这种特点是分不开的。三是安全观念不同。随着安全形势和机制架构的变化，欧洲安全冷战思维显著减退。有关各方不再相互预设假想敌，也不再以此构想各自的安全战略。与欧洲不同，冷战在朝鲜半岛至今尚未停止，冷战思维在整个亚太安全中更是挥之不去。甚至在中美关系改善、中美合作基础不断扩大的形势下，美国仍有不少人将中国视为美国的“半个威胁”。日本某些右翼人士也在一旁呐喊助威，试图乱中渔利。冷战思维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提倡的共同安全理念格格不入，是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和发展的最大障碍。
处于欧亚之间的地区热点问题对全球形势虽不起决定作用，但对当前国际关系的潜在冲击不可低估。美对伊拉克军事攻击问题牵动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印巴冲突则涉及未来核军备的控制问题。中东问题对国际能源战略格局意义重大，不仅关系中东能源地位，也是影响俄美、中俄、俄欧能源合作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介入中亚，对中亚战略格局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巴以冲突则涉及美和伊斯兰国家关系，影响地中海和北非局势。
五、国际格局之争更加尖锐
布什政府推行极端单边主义，使国际格局的多极化与单极化之争更加尖锐，国内外对国际格局的现状与前景的争议也更加激烈。一种观点认为，尽管美大搞单边主义，但多极化趋势仍在加速发展，因为国际力量对比的发展有利于多极化。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用某些美国学者的话说，美当今的实力“在任何一个关键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在“主权国家体系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如此程度的统治地位”，“如果说美国今天的霸权地位还没有形成一个单极世界的话，那么一切的一切都形不成单极世界”。(注：斯蒂芬•布洛克和威廉•沃尔福斯“全面衡量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外交》杂志2002年7/8月。)这两种观点同时以国际力量对比作为依据，结论却针锋相对，表明对于每一种国际格局应有何种国际力量对比关系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一个客观标准。这说明“国际格局”与“国际力量对比”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容易导致认识误区。
国际格局是指特定状态下的国际权力关系，而不仅仅是指国家间实力对比关系。国际权力关系反映的是指国家间相互影响的方式和力度，它离不开国际力量对比关系，但各国实力不会自动转化为国际权力，因为国际权力的形成还受其它因素制约。归纳起来，决定国际权力关系的因素大体有四类：一是各国的实力及相应的国际交往与行为能力。这与综合国力密切相关，是国家间交往活动和相互影响发生的基础。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交往能力有限，某些文明之间很少甚至没有交往，在它们之间也就谈不上权力关系或国际格局。二是交往与行为动机。即使交往能力相同，但若动机不同，国际权力关系仍会不同。郑和下西洋与西方殖民者探险的动机不同，对国际权力关系的影响也不同。影响一国对外交往动机的因素非常复杂，包括国内外社会、经济、文化、军事、自然条件、乃至认知和心理因素，是国内外综合环境的产物。这就涉及到决定国际权利关系的第三类因素，即交往环境。其内涵既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交往环境对于各国的交往能力和动机均有制约。并且，在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同样的环境因素对国际交往活动与权力关系的制约会有很大差异。国际市场对于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无足轻重，但对市场经济体却至关重要。全球性生态目前是许多国家都不得不关注的问题，而在世界工业化初期，几乎没有国家重视这个问题。四是交往规则。有交往必有规则。规则反映的是程序、秩序。国际规则的总合就是国际秩序，由法律规范、道义准则及相关机制构成，或经各方共同协商制定，或是部分国家强加于他方。一般说来，国际规则是国际力量对比、各国交往动机和各国对外交往环境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是制度化的国际权力关系，因而也是国际格局的核心与最终体现。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在性质上必然是一致的。多极化国际格局不可能与单极化的国际秩序并存，反之亦然。
美谋求单极世界，至少面临三类难以克服的障碍。一是美超强地位的非连续性与不平衡性。美超强实力在各个领域不是连贯的，特别是其经济优势远不如其军事优势突出。这种不平衡性决定了美单边主义只能是有选择的，不可能包罗万象。二是美单边主义摆脱不了国内外环境的制约。全球化是一个因素，美在其中有重大利益，不可能放弃国际市场和国际合作，而要合作就不得不考虑互利互惠。和平与发展潮流又是一个因素。在注重经济发展的时代，军事超强地位的意义必然会受到一定限制。此外，美是多元化社会和民主政治国家，鹰派势力经常要面对国内各种压力，其政策要受各种牵制。三是国际制度因素的制约。美试图以自身利益为核心建立单极国际秩序，必将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凌驾于国际准则之上，纵然可以满足美某些利益，但破坏现有秩序引起的混乱最终也会损害美自身利益，也是美不愿看到的。另一方面，要避免出现大混乱，美就不得不继续依靠现行的基本国际规范体系，因为美找不到别的体系来替代它。以美利益和价值观为核心会给国际带来无序，不会带来秩序。这意味着，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制度化和秩序化的单极世界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存在。它已永远成为历史。这恐怕是布什主义的设计师没有意识到的。
不过，认为多极化趋势在加速发展，也不客观。这种看法低估了极端单边主义与美超强实力结合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冲击。在未来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美国在世界上一超独大的地位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这大概已是国内外的共识。而极端单边主义反映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其世界观、安全观、战略策略思想均更具攻击性。它对国际秩序的破坏性影响，会干扰和延迟多极化的正常发展。
目前世界既不是单极格局，也远未实现多极格局，而是进入了多极与单极之争的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矛盾的双方斗争更加激烈，任何一方短时期内都难以取得压倒性的优势。然而从长远看，多极化趋势必将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和其他因素发生有利变化逐渐胜出，而单极化可以造成混乱，不会赢得秩序。多极化发展趋势的曲折性、长期性和必然性就在于此。多极化与单极化之争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根本性矛盾和主要矛盾。矛盾的一方将始终是美国，另一方则是抵制美单边主义的各种力量，但主要代表在不同阶段会有所变化。这反映了国际矛盾关系的变与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