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策从小就喜欢听祖母讲故事，两三遍便能记住；村人唱的歌谣，四五回就能背诵。有时，还模仿大人的语气动作，讲一段故事。村中父老个个喜欢他。1909年，村中私塾教师徐为何喜欢他聪明伶俐，免费收他入学。徐策到校后，埋头苦读，将喜爱篇目抄录成册，随身携带，有空就背。五年寒窗，徐策获得了不少知识。后来，在同村长辈徐完成的帮助下，又在邻村赵慧迪先生任教的王志学校读书两年。赵先生爱才怜贫，也未要徐策的学费。徐策15岁时，进入柳林高等小学。校长赵星辉、教育主任马联芳，都是当地名流。赵星辉被列为大(冶)阳(新)边三杰之一。他经常和徐策聊天，宣传维新思想，鼓吹西方文明，对徐策影响很大。1922年，徐策以优等成绩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当时董必武在这里任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徐策接触到董必武等共产党人，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他响应董必武青年“到民间去，向广大群众做宣传工作”的号召，经常和进步同学一起到工厂、郊区、街道，向工人、农民、市民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还与曹?章、冯雪涛、曹大骏、曹振亚等同乡校友，在汉口志诚里六号火车司机陈国梁家里组织“旅汉同乡会”，并撰写稿件，协同大冶县在汉读书的陈洪洲、陈瑞等创办《微风》杂志，宣传中华民族的危机，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以及历史等情况，分析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探讨振兴中华的途径。
1925年秋，徐策邀约阳新县在汉读书的20多名同学回原籍，组织“青年励进筹备会”，自任会长。他带领同学们向工商界筹集宣传经费，到各地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反对封建迷信的革命思想，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6年，徐策结束了学生生活，回到大箕铺，在马易先学校任国文教员。此时，北伐军夺取了武昌、汉阳，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几乎全部被歼。在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中，湖北农村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9月下旬，在中共大冶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大冶、阳新两县的工会、农会、“驱毒会”、青年促进会、妇女放足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徐策怀着革命激情，积极参加了共产党员曹大骏领导的“龙山文化促进社”，致力编印刊物，宣传革命道理。
1926年底，中共徐州独立支部书记曹壮父(大冶人)调回湖北区委工作。徐策经常与曹壮父接触。曹壮父看到徐策革命意志坚定，又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工作才能，便与曹大骏一起，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徐策投身革命，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和革命事业。
1926年底至1927年春，徐策与曹大骏、曹玉阶等共产党人走遍大(冶)阳(新)边境的大箕铺、曹家湾、白沙铺、马叫等地区，组建各级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大冶县小箕铺地区大土豪石敬宜残酷剥削佃户，欺压群众，奸污妇女，无恶不作，农民恨之入骨。农会成立后，立即召开千人公审大会，当场处决了石敬宜。随后，各地相继开展镇压土豪劣绅，镇压了罪大恶极者十余人。
农民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于是，一切反动势力迅速?麋集在一起，对农民运动猖狂反扑。阳新县商会会长朱仲?经过密谋策划，于1927年2月27日发动突然袭击，将成子英等九位革命志士绑去，浇上煤油，活活烧死。当时，徐策正在阳新县开会。他巧妙突围，抄小道跑回马易先学校。徐策的表叔赵子君从内线得到敌人准备到小箕铺继续搜捕的消息，连夜赶回徐寿庄，通知徐策的父亲。徐策闻讯，化装成货郎，连夜出走。他爬山涉水，几经辗转，到了安徽省六安县麻埠镇外婆家安身。在那里，他除了帮助舅父打银器、做杂活外，还抽空绘画到集市上出售，换钱购纸制作宣传品。他虽在异乡避难，仍不忘宣传革命 。
七一五后，蒋汪合流，蒋介石在湖北的爪牙组织“清党委员会”、“清乡团”、“民团”等反动组织，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敌人探知徐策下落后，又通过安徽省六安县反动派到麻埠镇围捕。一天，一伙“清乡团”，来到徐策外婆家，徐策机警地躲进舅父床底下的暗窖中，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两个月后，徐策秘密潜回家乡，找到了党组织，与共产党员曹大骏、曹汝实、曹振亚、石继民、陈洪洲、刘怀玉等取得联系。他们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以及在湘、鄂、赣、粤等省组织农民举行秋收起义的决定，在阳新县城杀了四个土豪，得枪20余支，在大冶殷祖、刘仁八没收大地主长短枪20余支，组织大阳手枪队，开展游击战。先后处决了大阳地区罪恶累累的大土豪刘慧臣、罗巨舫及其同伙，震慑了敌人，鼓舞了农民群众。
1928年5月，徐策任中共阳新县委执行委员，具体负责宣传工作，参与编印县委机关刊物《无情斧》。他带头撰写文稿，抨击反动政府，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革命真理，传播马列主义，唤醒民众为推翻反动统治阶级而斗争。
10月，徐策调任中共大冶县委书记。县委机关设在离大冶城60余华里的南山头上的金公祠。下旬，县委收到中共中央六大的文件。在“六大”精神指引下，他决定在全县发动大规模的革命运动。
徐策从恢复、发展党的组织着手，在十个区恢复了11个中共支部，经过四个月的工作，发展到31个支部。到1930年春，党员已发展到3600人。
徐策注意建立革命武装，成立了县手枪队，白天化装侦察，晚上秘密行动，出其不意地打击豪绅地主、贪官污吏。有一次，国民党大冶县党部秘书黄晓阶嫁女儿，手枪队员分别装扮成贺喜客人和叫化子，守住前后门。当菜上桌，酒烫热之时，十几名队员突然冲进去，将黄晓阶打死，并击毙了其他几个反动分子。
为了解除农民的危难，激励农民的斗争热情，徐策指示各区乡开仓放粮，全县陆续打开了地主豪绅的粮仓数十处。一场夺粮斗争由大冶开始，很快波及鄂东南各县。
1929年2月，管辖鄂赣边的大冶、阳新、通山、鄂城、蕲春、蕲水、黄梅、广济、瑞昌、武宁、咸宁等十余个县的中共大冶中心县委成立，徐策任执行委员。因中心县委书记吴致民是湖北省委巡视员，中心县委的工作实际上由徐策负责。他遵照党中央关于“中心县、市委须指导其属县份”的指示，每月到各地去巡视一次，考查各区的实际情形，并经常亲自到阳(新)通(山)山区和江北各县去指导武装斗争。
当时，鄂东南、赣西北一带，革命形势犹如狂飙掀起巨浪，汹涌澎湃。大冶中心县委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武装暴动总计划，派手枪队和工作组深入蕲春南部，发动了“四一七(农历)雨台农民大暴动”和“四一八(农历)银山煤矿工人大暴动”。6月30日，又发动了震惊鄂东南的大冶县刘仁八起义。那天拂晓，近万名起义者在吴致民、徐策、刘全三的率领下，手举刀、矛、锄头、铁锹、鸟铳等武器，团团包围了大冶县反动大本营刘仁八村。县委手枪队带头冲锋，打开刘仁八村前祠堂门，击毙地主武装常练队队长刘维敬，40余名敌人缴枪投降。7月中旬，吴致民、徐策、谢振亚、方步舟等遵照中央指示精神，集中大冶、阳新、通山等县手枪队、游击队，成立了鄂东南的第一支正规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军长为谢振亚。从此，以南山头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诞生了。
1929年秋，以彭德怀为军长的红五军军部指令李灿、何长工率领五纵队挥师北上，挺进鄂东南。11月上旬，徐策同吴致民、谢振亚等在南山头会见了李灿、何长工。当晚研究决定攻打大冶城。当时，大冶城内只驻有百余人的常练队。攻城的那一天，徐策带领红军队伍从南峰出发，飞快地逼近城郊，布成半圆形阵势包围城区。随后，徐策又和谢振亚率另一支队伍绕道向东，潜入寡妇堤边柳林里埋伏。黄昏，一声号令，徐策、谢振亚随红十二军战士冲入城里，与护城敌人激战，敌军损失过半，仓惶逃走。红军第一次攻下了大冶城。
不久，蒋介石派唐云山独立十五旅二团开赴大冶、阳新一带，“进剿”红军。这时中共中央军委派人前来商议实行兵暴计划。12月初，红五纵队和大冶中心县委立即在曹家湾曹玉阶家举行联席会。徐策出席了这次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会议决定徐策派人掩护中共中央军委派来的联络员，刘振山与打入十五旅的地下党员程子华联系，里应外合，智取大冶城。12月14日深夜，程子华和骨干分子公开号召士兵们参加兵暴，当红军去。程子华所在的五连和六连士兵纷纷响应。当兵暴战士去解决七连时，双方发生战斗。为了减少伤亡，程子华带领兵暴战士撤到城郊。拂晓，红军开始攻城。徐策路熟，担任主攻。何长工、李灿带领大部队在牛头山颈设伏。洪超带领一排战士佯攻，诱敌出城。待敌军出城后，徐策、谢振亚率军尾随追击。敌军向北逃窜，跑过七里界、刘长席，落入红军伏击圈。两边山上的机枪、迫击炮、步枪一齐开火，军号声、呐喊声震动山岳，洪超又带领部队转身挡住敌军去路。这一仗，红军俘敌数百人，活捉了敌营长朱麻子和大冶县长伍屏阶。这是第二次攻下大冶城，亦即有名的“大冶兵暴”。
1930年3月，徐策同何长工、吴致民、方步舟密赴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及鄂省党的代表会议。6月16日，红三军团在大冶县刘仁八村成立，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辖红五军、红八军。红八军辖三个纵队，徐策任第三纵队政委。徐策跟随彭德怀带兵打仗，第三次攻下大冶城。
7月15日，红三军团在平江召开前委会议，拟定攻打长沙计划。身为纵队政委的徐策得此消息后，马上在干部和战士中进行战前动员。他说：“长沙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何键所盘踞。在马日事变中，他捕杀了我许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为了给死难烈士报仇，我们要舍生忘死攻下长沙城，活捉何键，为民除害!”在徐策的宣传鼓动下，红三纵队的战士热血沸腾，请战书、决心书雪片似地飞向指挥所。
7月22日，攻打长沙的战斗打响。红军战士英勇奋战，顽强杀敌，一举占领距平江城30里的晋坑，消灭敌军近两个团，俘虏敌军1000多人，缴获2000多支枪和一些弹药。27日上午10时许，总攻长沙城开始。徐策同红三纵队司令员侯中英组织300多人的敢死队，从杉木港驾小船强攻，掩护二、三纵队战士渡过浏阳河，向敌人侧后方阵地进击，并指挥红军战士向敌人喊话，加强政治攻势。彭德怀统率全军主力冲向敌人主阵地，经过一阵猛打，夺得了长沙城。
7月底，红三军团从长沙退回平江县长寿街，将红五、红八军合编，纵队改为师，徐策任第三师八团政委。8月23日，红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县永和市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此，徐策便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领导下，随红三军团转战湘赣。1933年5月红三军团在安乐的大湖坪整编时，徐策调任六师政委。
1934年10月7日，徐策接到上级命令，同师长曹德清率部队从兴国高兴圩经筲箕窝、东村，来到于都县曲洋、汾坑一带隐蔽。17日凌晨，大雾弥漫，徐策等率部来到于都河岸，河上架着五座浮桥，河水拍打桥身哗哗地响。徐策看到过河兵马多，桥面拥挤，便带领战士从浅水处涉水过河。他的脚被刺骨的冷水浸得发痛，却以火一般的热情鼓励战士前进。
蒋介石为了阻击红军突围转移，急调湘粤两军数十万人，设置重重封锁线，沿途阻击。徐策、曹德清率红六师战士随红三军团冲锋陷阵，英勇杀敌，10月22日，在坪石歼灭粤军余汉谋部陈伯英团，冲破第一道封锁线。后经过九渡水、大庾河、新城，进入湖南。11月5日晚，强攻汝城，打败湘军何键部，跨越第二道封锁线，兵临宜章。11月10日，攻破宜章城，突破粤汉铁路沿线湘粤军共同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扫清了中央红军的又一个障碍。11月11日，红三军团得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嘉奖。徐策沿途作战勇敢，宣传鼓动有功，受到三军团首长的表扬。
红军连破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觉察到红军西进的意图，急调近40大军沿湘江两岸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日，徐策等红六师指挥员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的指示，率部随第三路纵队经小坪、邓家源、灌阳，向兴安进发。他们随军团部到达湘江东岸时，国民党军的廖磊、刘建绪、周浑元、李云杰、李韫、吴奇伟等部从四面八方压过来，形势十分险恶。为了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徐策等率红六师与三军团其他部分人共同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特别是红六师留下作最后掩护的那个团，除少数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壮烈牺牲。12月初，红军又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全部渡过湘江，继续西进。1935年1月，徐策等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率部抢渡乌江，进驻遵义以南地区，镇守刀耙水，沿乌江岸执行警戒，保证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胜利召开。
2月9日，红军各部抵达云南扎西。10月，中革军委颁布《关于各军缩编的命令》，徐策奉令带领一百多红军干部，在川滇黔边境开辟新区。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宣布：“党中央决定抽调你们在这里成立一支游击队。一要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二要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三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宣布，经中央批准，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徐策任书记，余泽鸿任宣传部长，戴元怀任组织部长；成立川南游击纵队，徐策任政委，王逸涛任司令员。2月12日，徐策率领新成立的川南红军游击纵队随中央红军主力进抵石坎子。14日，徐策率部与大部队挥泪告别，踏上了新的战斗征途。
徐策告别红军主力后，即折向黄泥嘴，并派人通知王逸涛带特区游击队到树坪会合。2月18日，川南游击纵队与特区游击队合并，共有600多人。徐策在五龙山区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号召大家，要鼓起百倍勇气，战胜一切艰难困苦，消灭敌人，努力开创新局面。
1935年6月初，徐策率领红军游击纵队由筠连木艾返回大雪山休整，然后，经斑鸠沟开到扎西。不久，中央红军留在贵州北部的黔北、黔西两支游击队辗转来到川南。7月上旬，在叙永朱家山三支队伍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徐策任纵队政委，刘干臣任司令员；同时将中共川南特委改名为中共川滇黔特委，徐策任特委书记，余泽鸿任特委副书记。
蒋介石在云贵川围歼红军主力的计划破产后，一直把红军留在川滇黔的游击队视为心腹之患，多次饬令三省军阀加紧“会剿”，活捉徐策。
7月12日，徐策等由四川叙永县分水到达扎西北面的长官司，准备进击兴文建武，转战川南。当晚，川军三路忠(县)?(都)石(柱)“清乡”司令周化成得到密报，连夜带领川军保安团四个营及川滇边境各区各民团共1000多人，在长官司到石碑口的几座山梁子上安设了几道封锁线。13日凌晨，红军游击队沿小路行至观音塘山腰树林地带，突然遭到敌军裁击，纵队两个支队六个大队被卡在狭窄的山路上。徐策、刘干臣、陈宏临危不惧，镇定地指挥部队反击，经过顽强战斗，接连攻占了敌军的两个山头。但游击纵队伤亡很大，副政委张凤光不幸中弹牺牲，参谋长陈宏负重伤被俘(后押宜宾监狱，同年11月英勇就义)。徐策见此情景，满腔怒火，亲自带领部队冲向敌军占领的最后一个山头，不幸身中数弹，血流如注。他当即指定余泽鸿代理他的职务，并说：“一定要消灭周化成!”按照徐策的命令，余泽鸿继续指挥部队与敌军展开肉搏战，夺下了敌军固守的最后一个高地。
徐策负重伤后，医务人员用担架抬着他随部队转移到罗布坳。先头部队刚进街口，后面部队还在渡河，又遭到滇军保安旅第三团十一连和镇雄独立营及民团的袭击。由于情况不明，指战员又经过一天的战斗、行军，精疲力尽，余泽鸿便指挥部队转向大竹山的太阳坡。敌人封锁罗布坳街口和河边渡口，紧缩包围圈。身负重伤的徐策，因流血过多，已感不支，当他看到余泽鸿率部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时，命令警卫连夏连长：“不要管我!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带领战士迅速离开，去追赶部队!保存实力是我们军人的职责!快走!快走!”在徐策的一再催促下，日夜相随的夏连长只得忍痛离去。徐策被冲上来的滇军乱刀砍死，壮烈牺牲，时年33岁。

1、中华大街成了飞机跑道

2007年10月份，石家庄的中华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穿梭在双向六车道的路面上，作为这个城市的主干道之一，这条道路已经过了数次的修整和扩建。

对于这条道路，曾经是老地下工作者的河北省电子工业厅（现信息产业厅）离休老干部武鸣岐还是相当熟悉的：“60年前，石家庄最宽的路就是中华大街了。1942年，日本人在这里修建了这条路，当时，石家庄人都没有见过这么宽的路，路中间还有花池和绿化树，起名为日华大街。日本人投降后，这条路就被改名为中华大街。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华大街与现在相比，虽然繁华程度及路面状况不能和现在相提并论，但路的宽度和现在差不多。”

而1947年10月的一天，宽阔的中华大街上突然尘土飞扬，多了许多施工机器以及从各处征集来的民工，武鸣岐回忆说：“中华大街中间漂亮的水泥花池子和绿化树被推倒了，一种机器（我也叫不上名来）正把街上的土犁松。然后，有好多军用卡车拉来了白灰、黏土，撒在路面上。压路机又将路面轧平。”大约10天之后，中华大街就变成了一条一马平川的平坦大道。

彼时，刚刚转入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八修理部当修理工不久的武鸣岐，正在修理部悄悄地注视着中华大街上的这些变化。中华大街与兴凯路交叉口东南角的灰色小楼，原来也是一家汽车修理厂，武鸣岐曾经在那里当修理工。在小灰楼上班时，他每天都要路过中华大街。

很快，武鸣岐从国民党士兵那里听说：“施工的中华大街，是为飞机做临时起降跑道的。”他立刻就意识到“这是留守石家庄的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坐不住了，如果外围的石家庄机场被咱们的部队占领了，刘英就能利用中华大街做临时飞机跑道，石家庄也不至于与外界失去联系。也有国民党士兵说，实际上，这也是刘英为自己修的一条逃跑通道。”紧接着，武鸣岐搞清了这条临时跑道的情况：“跑道北起兴凯路，南到现在的槐安路一带。”

2.焦躁不安的国民党士兵

就在国民党第三军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忙着在中华大街修建临时飞机跑道时，武鸣岐那些日子却一直在为一件事情暗自高兴：“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店战役中全歼罗历戎部的消息已经传到了石家庄，那几天，我感觉石家庄的气氛都紧张起来了。”修理汽车的闲暇时间，武鸣岐也在观察着石家庄的其他变化：街上闲逛的国民党士兵少了；巡逻队上街盘查路人的次数多了；内、外市沟的路卡盘查严格了；商店里的生意显得萧条了。

而武鸣岐所在的汽车修理厂里，也有了变化：“那时候有一个国民党的中尉军官叫史凤山，也是修理厂的车间主任，他开始天天催促我们加班加点修理汽车，说是‘以备急需’。”从来往修理厂的国民党士兵和军官的表情和谈话中，武鸣岐得知，国民党部队早就预料到了八路军清风店战役后会趁热打铁，挥师南下解放石家庄。面对几乎可以预知的结局，大部分国民党士兵显得焦躁、无奈和畏惧。

对于这一点，现在家住石家庄市长安区小西帐村、已经87岁的王士林老人记得还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当时，他就在国民党的还乡团里：“八路军打到石家庄附近的时候，我在的那个还乡团就准备撤回到外市沟里面去了。”60年后，王士林坐在自家给记者讲述当年的情景时，说：“那时候，国民党这边的兵早就害怕了，都没心思打仗。”老人说，当他们第一次在外市沟见到“共军”时，军心就已经散了：“我们都是当地的农民，从来没有打过枪，看到眼前黑压压一片都是准备攻城的八路军，大家都在盘算着怎么逃跑。”而以后的事实的确做了证明——在当年晋察冀野战军的第一轮炮火之后，王士林所在的还乡团就跑得几乎一个人不剩了：“大伙都把武器一扔，然后就趁着天黑跑到了（石门）市里头。我也是一枪没放就跟着跑了。在石门有亲戚的就躲到了亲戚家，没有亲戚的就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

时任三十二师九十五团团副的道家训也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样形容：“清风店战役，立时震惊石门。被俘官兵时有被释回石者，到处宣扬八路军的宽大政策：优待俘虏、不打不骂，留者欢迎、去者欢送，并给路费……使三十二师官兵厌战情绪越发严重。师长刘英更是坐卧不安，他把主力全部调到市内，造成挨打局面。”

整个石家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武鸣岐的心中却充满了胜利前的喜悦。他不动声色地一边搜集着周围的一切情报，一边指挥着修理厂的几名修理工人消极怠工，不让国民党部队送来修理的汽车按时开出修理厂。

3.地下党紧锣密鼓

其实，攻打石家庄，早就在晋察冀野战军的作战计划之中，只是，在清风店战役之前，时机还不够成熟，但是，这并不是说，野战军攻打石家庄是清风店战役取胜之后的“临时起兴”。

“因为，早在国民党部队占领了石家庄之后，上级就不停地下命令，让我们了解敌情。”60年前还在太行区党委石门城市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的武鸣岐回忆说，到了1947年6月份的时候，他又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他有目的地了解石家庄的具体情况：“包括兵力部署、敌人重要地点的位置等内容。”

而60年后，武鸣岐已经82岁，老人家在自家的书房里，对记者讲述当年送情报的紧张危险时，还能面带微笑：“我那时候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八修理厂的工人，每天要上班，所以只能利用假期和业余时间的晚上送情报，有的时候还送药品、送军用电池，我就在药品、军用电池上盖上一些蔬菜，掩人耳目，出了石家庄，还得爬过一道山才能到我们太行区党委石门城市工作委员会。后来，我和石家庄西南角上的国民党守敌混熟了，带东西也方便了，他们一看是我，就胡乱地看看、翻翻，也不细查。”

时间到了1947年七八月份的时候，武鸣岐已经在石家庄零零星星地收集了不少资料：“包括敌人据点间的距离、兵力配备、军部位置等情况。说起怎么搞清楚各个据点和其他重要地点的情况的，我们还是动了脑筋的。”武鸣岐老人说到这里，就不停地比划上了：“我们以当时工作的修理部为中心点，以中华大街为中心轴，然后从这个中心点出发，往四面八方去测量各个据点距离这里有多远。这距离怎么测呢？我们不是给敌人修理汽车吗？汽车修好了，需要试车，我们就朝要测量的点开过去，利用车上的里程表得出距离。”

就靠着这些情报，武鸣岐和同做地下工作的田清泉、马汉英决定制作一张地图。60年后，武鸣岐还记着这张地图：“比一般的纸张厚一些，说是白纸却发黄，就相当于现在《燕赵晚报》一个版的大小（4开）。”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季夜晚，武鸣岐和田清泉趴在西五里庄一个李姓“堡垒户”的炕头，借着煤油灯的光亮，开始绘制一张石家庄地图，在上面标明了国民党守军的东、西、南、北四个兵营以及汽油库、物资库、第三军军部、三十二师师部等重要地点。而门外，田清泉的爱人和外甥女聊着闲话，注意着来来往往的人，为屋内绘图人望着风。很快，这张手绘的地图就被送到了太行区党委石门城市工作委员会。

60年后，我们才发现，原来那时候并不是只有武鸣岐在做着这样的工作，从属于不同组织领导的地下工作者们，都在不停地收集并发送着各自的情报。曾经进过国民党还乡团的王士林就记得，就在还乡团打算躲进外市沟的时候，还乡团团长冯振基找到了他，要他做自己的警卫员并随还乡团一同撤到外市沟里去。“这个团长那么信任我，是因为我曾被共产党的工作组扣押过，他觉得既然共产党跟我有仇，那么我肯定是可靠的。”

但是，冯振基没有想到的是，王士林被扣押的那一幕“其实是一场戏，是故意做给冯振基看的”。而就在撤回外市沟的前一天的晚上，王士林还和当时共产党方面的地下党员宋长林见了面：“他告诉我如果要传递情报，可以到休门去找他，由他把情报带出来。”

4.朱德要求“勇敢加技术”

时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的杨得志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夺取石家庄，是晋察冀人民和我们野战军全体指挥员多年的愿望了。说到准备工作，近一年来我们进行的大大小小的战斗，都是为了孤立石家庄，最后解放它。”

1947年的清风店战役取胜后，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认为：“我们乘胜夺取石家庄，已是瓜熟蒂落，势所必然。”于是，10月22日清风店战役结束的当天，聂荣臻就在野司指挥部向中央军委发电，请示乘胜夺取石家庄的问题。

很快，一封由毛泽东亲自拟定的电报从中央军委发了回来，同意了聂荣臻有关攻打石家庄的准备，而这个时候，朱德来到了野司。

60年后，已经82岁的原晋察冀野战军四纵队十一旅警卫班战士李至善，还经常给自己的女儿讲起自己当年见到朱德的情况。“每次讲起这件事，我爸爸都特别高兴。”李至善的女儿陪着父亲接受记者的参访时，忍不住插了这样一句话。

那是1947年10月份，清风店战役已经结束，李至善正随部队在河北省安国县整训。

第一次见到朱德，李至善记得天气已经开始转冷：“有一天，我们正吃着午饭的时候，一个身披棉袄的首长模样的人就走进我们警卫员呆的那个屋，我听见身边的战友悄悄地说：‘这就是朱总司令……’结果大家就小声地说开了：‘朱总司令来看望咱们了……’”时至今日，李至善都忘了朱德当时说了些什么，甚至连他所看见的朱德的相貌都描绘不出来，但是，第一次见到朱德时的兴奋感却牢牢印在了老人的脑海里。略加思索后，李至善指着自家一间卧室房门上的照片说：“就是和这张照片上的朱德一样。”那张照片，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国大陆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挂在堂屋正墙上的照片，上面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机场会面的情景，三人面带笑容，周恩来手捧鲜花（照片背景是：1964年11月，周恩来带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回国后，在机场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委员长以及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现在，这张照片已经绝少被当作家居饰品挂出来了，倒是李至善老人坚持将这张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看上去似乎是翻新过很多次了，照片的颜色比最初的时候要淡了很多，但是，在一堆现代风格的家具中还是很显眼。

让李至善没有想到是，在他第一次见到朱德之后没几天，同样是在安国，他又第二次见到了朱德：“那时候已经确定了要攻打石家庄，朱总司令召集旅长以上的首长们开会。我们担任警备任务。”

彼时，正是1947年10月25日，会议是在安国县一家普通的农舍中召开的。李至善至今还记得当时的会场：“那是一个二进院，会议是在里院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晋察冀野战军的指挥员有四五十人，坐的就是从老百姓家借来的凳子，不是像现在开会一样坐成整齐的一排一排的，没有那么大地方，大家就围着朱总司令和其他首长坐着。”而当时，李至善就在里院的门外站岗，他听到了那次会议的很多内容，以至于60年后，李至善在给记者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还能清楚地记得朱德在会议上的一段讲话：“会议一开始，朱总司令就说：‘清风店战役大家打得很漂亮，打得很卖力，都应该受到表扬。下一个咱们要打石家庄。我要先说一下，打石家庄的任务很艰巨，石家庄是个战略要地，如果石家庄解放了，那华北的整个形势就不一样了。所以，打石家庄，只许进一步，不许退半步，不要怕牺牲，战斗结束后，死一个人，给你们补两个。打石家庄，大家要一块想办法。’”这段话后，会场上的野司首长又分析起了华北形势和石家庄的具体情况。

也就是在当年的那次会议上，朱德提出了一个让很多老兵60年后还能记忆犹新的要求——勇敢加技术。

2007年8月7日，原四纵十二旅某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刘玉民在自己的客厅给记者解释：“勇敢，这就不用说了，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敢和有飞机坦克的敌人打，我们的战士肯定是勇敢的。这技术，其实就是要大家在作战上想法子，后来，在解放石家庄战役的时候，这个技术就是‘土工作业’。”现在，刘玉民已经85岁高龄，从总参炮兵指挥学院顾问的位置上离休，在石家庄某干休所安享晚年。而刘玉民提到的“土工作业”的具体方式，我们将在后来的石家庄战役中进一步展现。

5.一张地图如宝贝

其实，对于1947年10月25日的“安国会议”，四纵队十一旅警卫班战士李至善能回忆起的，也只是会议的一些情节。事实上，当年会议现场的墙上还挂着一张《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这份地图，对于后来的解放石家庄战役至关重要，它是四纵队在清风店战役中缴获的。

2007年的10月22日上午，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一栋别致的小别墅中，记者见到了已经97岁的原四纵队司令员曾思玉，并向他仔细询问了那张地图的来历。虽然已经过去了60年，但这位建国后曾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顾问的老将军一说起这件事，脸上就露出了一丝笑意：“这张地图，是我们纵队十旅一个团的政委王海廷交给我的。图是清风店战役中，我们的战士从罗历戎第三军军部中搜出来的。清风店战役结束后，我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开会，就带了这张图去见聂荣臻司令员。”

至今，曾思玉还能回忆起当年开会时的一些情形：“我赶到的时候，聂荣臻司令和杨得志司令员正在审问俘虏罗历戎。大家看到我满身尘土，都过来握手问好。聂司令员说：‘我们正在审问罗历戎，你来得正好，一起听一听。’那时候，罗历戎还穿着突围逃跑时的士兵服装，坐在一条板凳上，十分狼狈。”

聂司令员又对罗历戎说：“你说说石家庄的设防情况吧。”罗历戎回答说：“石家庄的城防是在日军修筑的工事基础上加固的，有内外市沟和土围墙，还有一条环城铁路，弹药充足，但兵力不足。因为现在只有三十二师和各县保安队，大约两万余人在城里了。第三军主力在清风店被歼灭，石家庄的守军可能会人心动摇，若无援兵，固守石家庄困难啊!”

60年后，曾思玉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还说：“罗历戎在说到兵力时，尽管神情显得很沮丧，但我注视他的脸部表情，看出他在说石家庄城防时嘴角边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情。”

罗历戎被带下去之后，曾思玉就从文件包内取出《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说：“要打石家庄，我还有件宝贝呢。”聂荣臻和杨得志围到跟前一看，聂荣臻便兴奋地说：“思玉同志，你可弄到了罗历戎手中的宝贵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