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差异
中西文化有所不同:中国人信奉儒教, 讲顺从孝顺。而西方人就有所不同了!他们讲民族自由.个人权力。中国人民与外国人的吃饭习惯也有所不同：中国人常常围着一大桌，同吃一盘菜，虽然热闹，但一点儿也不卫生。西方人自己吃自己的，这就是自助餐，既卫生又方便；中西方教育也大不相同，中国人教育学生，大多是一种封闭教育，得遵守校规，西方教育完全是一种开拓自由思维的空间，他们是在玩中学习，在学习中思考。
中西方文化在请客吃饭方面的差异 ,如：中餐通常先上菜，后上汤，西餐相反；中餐主人一般多次向客人敬酒、敬莱，而西餐主人通常只敬一次；西餐主人通常不会坚持要客人非吃非喝不可，而是希望客人自己动手（Help yourself），不要拘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筷子与刀叉折射中西文化差异 暗藏科学原理
　　提起筷子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每天吃饭的家伙什，一双在手方便实用，除了汤以外，保您可以席卷全桌。很多用惯了筷子的国人对老外的刀叉很不以为然，就是吃个饭嘛，还要刀子、叉子、勺子一长排，一不小心遇到大块的食物还要双手启动，实在是麻烦。每每想到此处，心中便禁不住生发出很多自豪感来。也许你猜不到，其实这简简单单的两根小棍里，可是大有学问。
　?? 筷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代，之所以得名与江南民间忌讳有关
　　说起为人类饮食服务的历史，这筷子可以算得上刀叉的老祖宗。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茹毛饮血"，主要靠手抓吃食物，自从"人猿相揖别"之后，人们发现把食物做熟了吃更有滋味。先秦时代，人们吃饭一般不用筷子。根据《礼记》中的记载推测，当时人是用手把饭送入口内的。后来由于人们在烧烤食物时，不可能直接用手操作，需借助竹枝一类的工具来放置和翻动食物，在炊具中烧煮肉块和蔬菜的羹汤，也要用它们来取食，久而久之，聪明的先民逐渐学会用竹条来夹取，这就是筷子最早的雏形。
　　筷子古时候单叫箸，箸的起源可追溯到周代，《礼记》、《荀子》、《史记》都提到箸，在《韩非子》特别提到以荒淫奢侈闻名的纣王，使用"象箸"进餐。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认为：东西方出现进食工具筷子和刀叉的不同，和环境有关系，筷子要发源于有竹子的地方。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箸从竹声。"则恰好验证了这样的结论。
　　不过《札记》上说："羹之有菜者用祛，其无菜者不用梜。"而从造字法来看，"梜从木"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木头筷子。回想我国北方多木，南方多竹，祖先就地取材，竹木均成为我国最原始的筷箸原料还是可能的。研究表明大约到了汉代以后，才普遍使用筷子。后来，"箸"又演变为"筷"，与我国古代江南水乡民俗讳言有关。民间行船时讳言"住"，而船家行船又偏偏在吃饭时离不开箸，二者同音，索性改成"快"，后来为了和常说的"快"区分开来，便加上了竹子头。
　　刀叉因为适应欧洲人饮食习惯而出现，它和筷子影响了东西方不同的生活观念。
　　刀叉的出现比筷子要晚很多。据游修龄教授的研究，刀叉的最初起源和欧洲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马上生活随身带刀，往往将肉烧熟，割下来就吃。后来走向定居生活后，欧洲以畜牧业为主，面包之类是副食，直接用手拿。主食是牛羊肉，用刀切割肉，送进口里。到了城市定居以后，刀叉进入家庭厨房，才不必随身带。由此不难看出今天作为西方主要餐具的刀和筷子身份很是不同，它功能多样，既可用来宰杀、解剖、切割牛羊的肉，到了烧熟可食时，又兼作餐具。
　　　大约15世纪前后，为了改进进餐的姿势，欧洲人才使用了双尖的叉。用刀把食物送进口里不雅观，改用叉叉住肉块，送进口里显得优雅些。叉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餐具，但叉的弱点是离不开用刀切割在前，所以二者缺一不可。直到17世纪末，英国上流社会开始使用三尖的叉，到18世纪才有了四个叉尖的叉子。所以西方人刀叉并用只不过四五百年的历史。
　　刀叉和筷子，不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进而影响了东西方人生活观念。游修龄教授认为，刀叉必然带来分食制，而筷子肯定与家庭成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西方一开始就分吃，由此衍生出西方人讲究独立，子女长大后就独立闯世界的想法和习惯。而筷子带来的合餐制，突出了老老少少坐一起的家庭单元，从而让东方人拥有了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
　　虽然不能将不同传统的形成和餐具差异简单对应，但是它们适应和促成了这种分化则是毫无疑问的。筷子是一种文化传统的象征。华人去了美国、欧洲，还是用筷子，文化根深蒂固，而老外们在中国学会了用筷子，回到自己的国家依然要重拾刀叉。
　　筷子刀叉到底谁更先进，各家说法不同，其实各有各的智慧。
　　筷子的特点是"不变应万变"，料想方的扁的，长的短的，硬的软的，统统可以一夹就起来，确实神奇。这一直很让中国人骄傲，并将其视作先进的象征。
　　不过最近却有学者反思认为："从真正人类学发展科学角度来看，筷子是一种极端原始的、天然的工具，多数人种在刚开始学会使用工具时，都懂得用几根树枝来取代手夹起食物。不含任何复杂的工艺技术。欧洲人却率先进化，以石刀替代树枝，进而发展到金属刀具，最后又发展出叉子。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繁琐的西餐礼仪。刀叉正是欧洲人工业文明、理性精神的一种最直接反映，自己动手，独立性强，重推理，重解析，更有利于锻炼思维能力。而拿筷子的华夏人则是吃现成的，不必思考，一点东西你推我让，团团圆圆模棱两可，凡事爱持模糊概念，所以思维能力不发达，未能产生工业革命。"
　　这种声音确实有些让人振聋发聩，不过所谓率先进化的观点却有失科学了，将刀叉概括为工业文明和理性精神更是牵强。不过有一点需要肯定，同筷子的简单相比，刀叉种类较多，属于专用工具，但由于这种"专"往往表现出"大巧若拙"而被国人忽视。回到餐桌上，也许应对炖得稀烂的黄豆猪蹄，筷子还能游刃有余，一旦碰上牛排，恐怕筷子就要自惭形秽了，刀叉这时表现出它们的专业特长。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筷子和刀叉与思维方式的关系很难得出结论。不过关于使用筷子更有利锻炼思维能力的说法却着实有科学依据。科学家们曾从生理学的观点对筷子提出一项研究成果，认定用筷子进食时，要牵动人体三十多个关节和五十多条肌肉，从而刺激大脑神经系统的活动，让人动作灵活、思维敏捷。而筷子中暗藏科学原理也是毋庸置疑的。
　　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在接受一位日本记者采访时，也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中华民族是个优秀民族，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使用了筷子。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是高妙绝伦地运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几乎都能做，而且不怕高温与寒冷。真是高明极了！"

民族文化结构 我们先说西方的民族文化结构，民族文化结构和民族心理结构，西方感性有酒神，理性有日神，感性是体育，理性是科学。 刚才说我们要举行奥运会，奥运会第一项目叫点燃圣火，你锻炼身体要点燃圣火干嘛，我们说不明白，反正是在点，如果要翻一下历史，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本身第一个项目就是点燃圣火，那是什么呢？在一个规定的位子上，一些手持火把的男子，跑到宙斯神庙面前去点燃神龛上的圣火，所有人只有一个人有资格点燃圣火，是谁呢，跑得最快的那个人，这个活动意味着什么？大家知道，神的能力是无限的，神从这一点跑到那一点，可以不占用任何时间，他是神，而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从这一点跑到那一点一定要占用时间，只不过是占用多，占用少而已，在这个意义来说，占用时间最短的人，也就是在这个项目上最接近于神的人。唯仅如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一个百米运动员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西方人认为这个人了不起，这个人就是最接近于神的人，在这个项目上他的肉体能力最接近于神，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人最了不起。 比如说拳击运动员，我们觉得拳击运动员很野蛮，也没什么文化，但是西方人不这么想，你看一个圆形运动场，中间有一个方的拳台，两个人在那儿打，周围都是观众，看到最精彩的地方，女性都把内衣脱下来献给他，所以在西方人心目中体育运动员跟我们的观念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对这个体育运动员最大的奖赏是什么，给他钱，不光是给他钱，最大的奖赏是让他当国家体委副主任，纳入到管理阶层当中还有地位，但是西方人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个本身就已安身立命了，所以这种东西必须还原到它的文化当中才能理解，不然我们没法理解这种行为，都什么时代了，还用体育劳动了，都后工业社会还练那么多的肌肉干嘛，没法解释这个东西，但是他就要练成人类这块肌肉是最接近于神的肌肉，这是西方人的体育文化。 现在如果到欧洲，可以看到三种椭圆形的建筑，这一种是斗士场，这个在意大利的境内可以看到这个东西。这个是人和野兽搏杀的地方，看台上坐满了贵族，中间是角斗士和野兽在那儿搏杀，但是我要问的是，我们东方人的阶级剥削阶级压迫为什么不表现为这种方式？我要问的是西方人在这种剥削和压迫中获得是什么样的快感，竞技活动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在古罗马时代，也就是狄俄尼索斯被禁止的时代出现的，可以想象，当时人就说了，狄俄尼索斯是一种邪教，我们不能干这个事了，我们搞竞技吧，我们围一个大场子，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把人和野兽调到这里来厮杀，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台上的观众可以欢呼雀跃，呐喊咆哮，这个曾经一度猖獗。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这个事情像狄俄尼索斯被禁止一样，这个活动也被禁止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以人的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很危险，是不人道的，所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个行为被禁止，这个时候我们在欧洲又看到另外一种椭圆形建筑，叫斗牛场，我们不理解. 这好好一个人你跟牛置什么气，为什么把一个牛活生生杀死，在这里获得了什么样的快感，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到，狄俄尼索斯本身就杀牛就吃牛，而且是鲜血淋淋的吃掉，把身上的牛肉切成一块一块，热气腾腾的卖给看台上的观众，这里面有宗教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不理解就不能够欣赏这个活动，斗牛活动都是非常疯狂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释放了心里被瘀积的能量，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斗士活动也被禁止了，一些绿色和平主义者，一些生态保护主义者，他们起来抗议，说斗牛活动不是不人道的，至少是不牛道的，人类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牛的痛苦之上，而且把它活生生的杀死，这些人太残忍了，所以现在很多欧洲国家都禁止斗牛了，只有南欧的一些少数国家才允许斗牛，但是也要在特殊的仪式下，才能斗。 这个时候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我们又看到一个椭圆形建筑，这个建筑是足球场，足球是人类第一大体育活动，是收视率最高一种体育运动，是最让人着迷的体育运动，但是为什么足球让人着迷，电台上的专家告诉我们，足球不仅是一种运动，而且是一种艺术，足球不仅要用脚踢，而要用脑子踢，足球之所以成为一种最受人欢迎的体育运动，这个时候我们完全沉浸在感性的欢呼当中，运动员肯定有很高的技艺，但是在踢球的瞬间已经沉浸在肉体的迷狂之中了，因此足球就像是狄俄尼索斯过节一样，现在大家知道，看足球看得最清楚的地方是在哪儿看？在家里看，在家里电视的大屏幕，多少个摄像机，关键性的动作还可以反复放，还可以慢动作，但是真正的球迷没有人都是在家里看的，几万人的场子看的并不清楚，他想获得一种狄俄尼索斯式的欢乐和境遇，因此足球运动是一个最迷狂的运动，而且是经常出事的运动，现在进了足球场地如临大敌，如果你带一个硬包装的饮料都禁止，因为你一激动就出去了，这个不行，所以足球运动经常出事，而最容易出事的人是英国人，英国人最绅士、最礼貌、最客气，据说两个英国人在一起，据说没有第三个人介绍，就不能说话，这种人生活太压抑了，太刻板，所以怎么办？狄俄尼索斯运动没有了，竞技运动取消了，斗牛还要到南欧去，怎么办？干脆买个球票，所以到球场中，人家获得是狄俄尼索斯式的欢乐和疯狂，我带了很多的片子但是没法放，足球最关键的时候是迷狂，而这个迷狂带有狄俄尼索斯性质，所以我认为西方的体育运动是一种感性生命力一种开掘、探讨和发扬。 除此之外还有假面舞会，是13世纪到16世纪之间一种流行的娱乐活动，16世纪被意大利的狂欢节化装舞会吸收，我们觉得自己的脸长得太平常了，我们用一个假面来表达好玩，我们知道，我们都有一张脸，这是一种文明的脸，有了这种脸我们就得干文明的事，如果我们顶着这个文明的脸去干不文明的事，人家就会骂我们，说我们不要脸，所以你既想要脸，又不要不文明，就可以戴上一个假面，这个假面我觉得是一种约定，因此我们在这个意义上，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究竟哪个是本我，哪个是超我，哪个脸更是我们本真的状态，这个很值得我们去研究，这些活动在我看来，都是狄俄尼索斯崇拜，都是感性生命的迷狂，都是宣泄感性生命的渠道，你把它叫体育也好，叫节日也好，都是一样，仅仅是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认为西方的体育很发达。 如果说体育的发达是来自于狄俄尼索斯宗教，科学得发达是来自于阿波罗宗教，我们的科学也很发达，我们有四大文明，我记得86年第一次做报告的时候，我在山东大学还是年轻的讲师，我们一个老教授就站起来说，年轻人你为什么不爱国，我说我们的四大文明是工艺，不是科学，工艺也很重要，但是不是科学。 从某种意义来讲，数学是全部自然科学的基础和前提，而证明式演绎推论基础上的数学，则是毕达哥拉斯等人创立的，我们知道，几何学上勾股定理一直被人们称之为毕达哥拉斯定论，就连数学这个词也是由毕达哥拉斯学派最先使用的，然而在历史上，所谓毕达哥拉斯学派不仅是一个学术团体，而且是一个宗教团体。 大家知道，很多宗教都有禁忌，有的宗教是不能吃肉，有的宗教是不能结婚等等，为什么？我个人认为，宗教之所以有禁忌就是把肉体鄙弃掉，转移到对上帝和神的膜拜之中，而毕达哥拉斯学派也是这样，他进行数学研究，实际上也是为上帝为神的一种膜拜，因为阿波罗神是一种迷狂，在后来被视为是不管用，我们怎么探讨宇宙的秘密，我们用数学去探讨，数的本质就是万物的本质，通过数学研究我们可以和神更加接近。 因此我们在西方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人为科学，为数学研究而奉献自己的生命，比如说阿基米德，阿基米德是古希腊一个几何学家，有一天他在演算几何题，有人要杀他，他说你先别杀我，等我演算完这道题，我们说这个不是疯话吗，但是毕达哥拉斯和阿基米德相信，数学研究不是一种形而上的研究，而是代表一种神，我们揭开这个秘密就跟神接近，因此毕达哥拉斯带有形而上的宗教意义，说毕达哥拉斯是阿波罗神的儿子，在希腊的历史文献中，我们看到很多关于毕达哥拉斯和阿波罗神有关的称呼，有人说他是医药之神阿波罗，他通过数学研究，摆脱这种龌龊、感性的需求，使我们获得了精神上的提升，所以在今天，人们还说他的数学研究，使我们获得了精神的升华，因此毕达哥拉斯他们的研究带有宗教的性质。 这个研究使我们的灵魂获得了一种救助，事实上毕达哥拉斯和以后的柏拉图等人都明确指出，禁止用数学研究成果来进行盖房子造船等感性的生活方式，我们这个东西是一种很高贵的精神活动，不是想解决衣食住行的小问题，正像黑格尔所说，从感性的生活中抽象出点面线体，这是形而上的第一步，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重新考虑，科学和宗教是什么关系？是什么原因促使我们去进行科学研究，多数人认为是出于对铁路、飞机去追求科学，当前所谓进步的中国人为了铁路、飞机去追求科学，他们永远也无法懂得科学的真谛，在欧洲历史上，那些真正献身的科学、为科学进步而努力的人们，使修筑铁路、制造飞机而成为可能的人们，他们最初就根本没有想过铁路和飞机，他们献身科学并为科学进步作出贡献，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渴望探求这广袤宇宙那可怕的神秘。 这种都需要动力，这种动力在西方世界都是和宗教有关系，我们过去知道，杀不死是一群可恶的宗教徒，但是我们不知道，促使他们去进行科学探究同样是科学的精神，他说既然上帝是伟大的，它怎么可能仅仅创造一个太阳系，也不说是太阳绕着地球转，所有这些都围绕着神转，他是这样的信仰，他说这个时候他视死如归要捍卫这个思想，他觉得捍卫这个思想他的灵魂才被救赎，所以这个东西在西方，像阿基米德，布鲁洛这样的人很多，为科学而献身的行业永远不会消失，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为民族为国家献身的人，但是我还没有发现为一个命题而献身的人，没有，如果同学们知道，请告诉我，为什么？文化不一样。 因此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那么除了这种超越宗教的动机，科学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家的理性用语言按照逻辑进行推理，在确定命题时获得真理，我们老说西方人有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日本学者解释的，是一个很严厉，推理和演绎的语言和逻辑过程，按照这种严厉的语言的逻辑过程，西方人才可以建立起科学体系，不是感悟性的，不是格言式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体育的发达是和狄俄尼索斯精神有关，而科学的发达是和阿波罗精神有关，一个是感性生命的探究，一个是理性思考的探究，在体育事业上我们人要通过体育运动向上帝看齐，而在科学活动中，我们人要通过智力活动向上帝看齐，因为它是最接近于上帝的头脑。 在中国相反感性和理性两性都不发达，我们说，我们道家思想是偏重于感性，应该是有助于体育运动，但是道家是有限度的，我们中国人一般不会限于肉体的迷狂，比较理性，不会干这种犯上作乱的东西，但是文化这个东西好的一面就有坏的一面，我对我的感性生命有限制有束缚，不要过分的张扬，这个思想和竞技性的体育运动是完全像违背的，大家都是在站在起跑线上，你考虑到这个？你怎么跑？所以道家的思想有积极的一面，而且也有消极的一面，翻开民族的字典，到处可以看到知足长乐，能忍自安，无为人先，不耻人后等等，这种蔑视竞争意识，压抑冒险热情的文化氛围，不仅使民族的体育事业难以腾飞，而且给整个民族的发展带来了深深的惰性，长期以来，正是这种无形的惰性缠绕着东方巨人的身躯，使我们缺乏西方民族那种能动地变革现实生活的感性冲动，缺乏那种将自我放在自然的对立面上，以人的血肉之躯与物质世界的抗衡的勇气，缺乏决心的渴望与冒险的热情，而总是陶醉在所谓的“宁静以致远，以不变应万变”的格言之中。所以这个思想是相当消极的，而这个思想我觉得对我们民族精神有负面的因素。 尽管老子和庄子的思想有他迷人的地方，我个人也很喜欢庄子，但是我们毕竟感受到，文化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是很难剥离的，如果道家思想对感性思想的束缚导致体育精神的退化，而儒家思想也导致了我们对科学的弱化，儒家是偏重于理性的，但是儒家的理性是实用理性，实践理性，不超出社会历史层面去，不对这个世界的本质就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追究，所以有人问，孔子说死是什么回事，孔子说谓知生，何知死？他对这个东西存而不论，这是他有优越的一面，我们的理性是有限度，按照康德的讲话，理性的限度如果超越了就陷入了信仰领域，而我们始终不超越，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冷静的民族，我们很少去干一些非常疯狂的宗教性的迷狂，比如说搞点什么人体炸弹一样，我们的身体很宝贵，中华民族很理智、很理性，不容易陷入宗教性的迷狂，但是与此同时，文化这个东西都是双刃剑，同时也就限制了我们理性的追求，科学的探讨。 中国人不比西方人笨，我们可以通过反复测算而算出圆周率，但是我们不可能建立一种阿基米德式公式，我们不可能建造一种牛顿式的力学体系，我们中国人丝毫不比西方人笨，当我们在从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老是急功近利，觉得这个事有用就干，没用就算了，我们怎么可能探讨出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需要我们加以反思。 我认为中国文化对科学就是不发达的，那么我们发达的是工艺。而西方人的科学始终是发达的，包括它的早期思想，但是西方人的早期思想它的发达没有办法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因为它没有工艺，它的工艺不发达，所以到了17世纪的时候，归纳法、演绎法结合起来，我们靠的是工艺，不是科学，我们的理论科学始终是不发达，在1996年，现在有一个讨论，很多的科学家参与了讨论，有一个台湾的科学家，他说中国历史的科技发明，如蚕丝、铜器的制造都早于西方，历史学家一定可以列出很多发明事实，证明中国的科技发展在过去是优于西方，但大家陶醉于这些的同时，这些领先都只是技术而已，中国长久以来就缺乏科学思想扎根于探求，由于对科学与技术分不清，以至于科学发展的扎根工作长期被忽略了，这才是中国长久以来科学发展不及西方的原因。我们过去更发达是技术领域，是和现实紧密结合的一种领域，而与现实较远的理论科学是不发达，我个人的原因就认为感性和理性分裂不彻底。 如此说来，西方人的感性发达，所以有了体育发达，西方人的理性发达，所以有了科学得发达，我们是不是一无是处了，不是，文化东西就是两面性，好的地方就是坏的地方，我们感性和理性不发达，但是中间这性特别发达，中间是艺术和工艺，而西方相反，西方两级特别发达。 刚才我们说，西方的文化跟它的民族心理结构也是这样，两级发达，但是中间不发达，中间是什么？中间是艺术和工艺，我说西方的艺术不发达，很多同学也不同意，西方有很伟大的艺术作品，艺术不发达有一个概念，不是艺术作品少，而是艺术有一种价值取向的问题，这个问题西方人也看到了，有一个著名的艺术评论家，他在比较西方艺术与东方艺术曾经指出，说欧洲人的艺术有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取向，这句话是西方艺术的要害，古代的西方人以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认识作为艺术的最终目的，古代西方人说艺术有什么价值，柏拉图认为，我们现存这个感性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我们这个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而艺术世界又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模仿。所以艺术是对真理的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按照摹本必然低于蓝本的思想，艺术是没有价值的，你模仿有什么价值，有一个杯子再模仿也不如这个杯子，从认识论的角度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泊拉图建立一个理想国，他要把诗人驱逐出这个理想国，他说诗人没什么用，同时也伤风败俗，柏拉图有一个徒弟，他的观点跟他的老师不一样，首先现实世界是有机缘的，第二艺术世界虽然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但是摹本不见得低于蓝本，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更集中更概括，更典型化的处理，使我们的作品比真实具体的个别的偶然事务更接近真理，历史更反映这个世界的本质，从另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把艺术和现实的关系看成是模仿和被模仿，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而模仿认识也好，在我们看来都是科学的认识活动，和艺术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所以他们是以几何学角度来研究雕塑，从透视学角度来研究绘画，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小说，结果是研究来研究去，唯独忘却了艺术自身的美学目的，比如说西方人研究雕塑，他把一个人先解剖了，看看他的肌肉骨骼是什么样的，然后恢复成一个人，这个人确实非常逼真，但是这个雕塑往下再怎么发展呢？没法再进步了，成了一个生物学的解剖图，从透视学角度研究绘画，一个作品我们如何在一个平面上把这个立体的东西画出来，他通过透视学原理，远近、明暗来做这个事情，问题在于有了一个杯子，你有必要再去画布上完全把这个杯子再现出来吗？如果说过去是有必要，现在大家都有数码相机了，我们拍下来的照片还有艺术价值，还是你手中的画、作品更有艺术价值。 从历史学角度来研究小说，大家知道，巴尔扎克是非常著名的小说家，恩格斯高度评价巴尔扎克，他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的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到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但是我要说了，历史毕竟是历史，知识毕竟是知识，文学不是统计学，我不知道的你们喜欢不喜欢的巴尔扎克的小说，反正我不喜欢，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歌德的浮士德，反正我不喜欢，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教授，你不喜欢反正很危险，这些东西都不喜欢，你是不是连这个东西都没看懂，在我看来，看懂看不懂是认识论的东西，比如说我很懂一个人，但是我可以不喜欢他，甚至很讨厌他，另一个人我一见面就喜欢他了，这个是一见钟情，在我看来，与其说巴尔扎克伟大，倒不如说当时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太无能了，但是这些作品究竟有多少美学价值，你们自己去体验一下。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两级不发达，但中间一级特别发达，艺术和工艺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中国的艺术发展，与儒道互补是有关系，儒家可能是把要把文章提到经济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崇高地位，道家那城物以游心，逍遥精神更容易让人们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全部生活，由于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使得中国艺术很少陷入一种纯粹感性的欲望宣泄，也很少进入一种纯粹理性的思辨误区，这点对艺术是特别有帮助的。真正理解中国的艺术对我来说是有一个过程，不求形似求神似，传神写意，你只能够去感受，你没办法用逻辑的语言不它说出来，而这些东西是古代人对艺术真正的理解，艺术不是简单的生活模仿。而是在似与不似之间获得一种情感传达的可能性，当你的材料和对象距离越大的时候，张力越大，而艺术就是在这种张力的过程中表达主观的情感，所以我们的古人在这方面非常有悟性，因此我们的艺术应该说是第一流的。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法国革命是一部历史，我们要做它的书记。巴尔扎克也犯贱，你被动去记录，这个有什么好的，所以我不喜欢巴尔扎克，但是反过来说，中国有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叫司马迁，他写过一本史书叫《史记》，鲁迅对它的评价是“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你让我看两遍《高老头》我觉得对我是一种折磨，但是我愿意无数遍看《史记》，这个是可以让你跪着读的书。 就短短几句话就把一个苦大仇深的形象表述出来了，这里面有艺术的加工和想象，就司马迁的艺术的创造在里面，司马迁就有这个本事，他几句话就把一个人的气质、状貌、特点就勾勒出来，就觉得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项羽就不这么说，项羽一出场的时候，跟他的叔父在街上走，这时秦王就出来了，老百姓在街道的两边，不敢抬头，这个时候项羽说了一句话，说“彼可取而代也”这么一句话，就把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豪杰的形象表达出来，他这个话只能是项羽说，不能别人人，比如说吕布韦就不能这么说，吕布韦看见秦始皇，说了一句话，他说“此奇货可居也”他等于买卖了一个国君，自己就是国相，所以你看司马迁的作品真的是让人很有琢磨。 看一个作品也不是哪个专家告诉你多么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愿不愿意一遍两遍或者是无数遍去回味它，老戏迷们听空城计，他在感受那个过程，不是认识什么，这叫艺术，所以我们过去理解，巴尔扎克给我们多少东西，跟艺术不是一回事，艺术不是给我们多少东西，也不仅仅是多么深刻，红楼梦深刻不深刻，红楼梦很深刻，男欢女爱，生死病死都有，但是作者曹雪芹不是像莎士比亚那样，这不是一个思考的问题，思考是要哲学去思考，何必要诉诸于艺术呢？ 所以我们民族艺术本身有很高的价值，西方人感性和理性拿捏不到一块儿，所以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有一个泛科学的文化，我们是一个泛艺术的文化，我说我们体育很多东西不如西方，什么体育不如西方？就是纯粹的感性的迷狂的体育运动不如西方。刚才说到足球，看中国人踢足球输赢不论，累得慌，放不开，进入不了感性迷狂状态，所以文化中没有这个东西，你要求他说什么制度了，请外国教练都没有用，文化中缺少这种东西，我们艺术中容易取得成绩的成分都是有艺术偏向的，我们体育中都是接近于艺术部分很有成果，比如体操、跳水、花样滑冰、乒乓球，这些我们都很有天赋，这些我们很容易掌握，这不光是骨肉与骨骼的运动，本身有心灵与情感的运动，比如说武术，武术不仅要打得准，打得狠，而且要打得漂亮，打得你眼花缭乱，打得漂亮是有美学概念，不是认识论的概念，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不一样。 我们中国的艺术发达，甚至可以从语言中找出根据。大家知道，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卡西尔，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最大的符号系统就是语言，因此语言这个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思考表达情感传递的可能性，因此另外一个德国哲学家，他说语言乃是一个圣地，也就是说它是存在的家园。根据语言学家的分析，与印欧语系相比，在语言上具有灵活性随意性的特点，在语音上因声调而带来音乐性的特点，这一切自然无助于逻辑性的表述和科学的思维，但恰恰有利于形象性的表述和艺术性的思维。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为地缘关系，其二为语言文字。
中国古代是一个发达的农耕社会，从而发展起与此相适应的思想、伦理、政治、经济、艺术和哲学。农耕社会憧憬安居乐业，与静态特点相关的一切就更容易得到鼓励而蓬勃发展起来。长时期地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使得家族发展得很快，自然而然地形成家族观念。和为贵、中庸的思想逐渐形成，天下太平是我们一种理想追求。古希腊（现代西方文明的前身）是以航海、商贸为主的社会，发展起来的是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商贸、航海的条件，促成对个人行为的自决能力的强化，冒险的精神容易被激发、熏陶出来。从而导致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家庭、家族纽带关系功能的相对松弛，也就不会产生强有力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中心概念之一——“孝”的观念。
在语言文字方面，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直接表意功能非常强大，无须借助语法系统直接就可以一下明白它要表达的含意。同时这种语言文字容易在我们的大脑当中熏陶出一种象形定势思维，理解事物时，就容易侧重从形象方面去了解它，从宏观整体方面去把握一个事物。而西方欧语系语言文字则是拼音文字，它的文字都是符号化的，跟所表达的实物已经割断了联系，就是它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看起来缺乏有机联系。正是直接表意功能的这一缺陷，导致西方人的表意系统发展了一个庞大的语法系统来弥补，从而发展成为一种精细的语文。如英语就有性、数、格，主、谓、宾、定、状、补和数、形、量、代一大套分类。西方的儿童从小就学习这类语言，容易培养一种条分缕析的思维能力。而中国的语言文字，语法形态比较隐晦。在《马氏文通》出现之前，中国数千年来没有一本语法书。中国人不注重语法教育，所以条分缕析的概念应用不像西方人那么系统，从而影响了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综合性强，而西方人更倾向于分析性。
由于思维方式和生存环境的不同，进而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观。长治久安 ，静态的文化，就落实到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问题上，于是产生宗法制，。流动性的文化，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促使他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发展得非常的充分。中国人注重原则，西方人注重细节；中国人喜欢在看重一般原则，西方人看重具体问题。在一件事情的“责、权、利”上面，中国人在利益和责任上重集体轻个人，在权力上重个人轻集体，表现为“集权”；西方人在权力上重集体轻个人，在利益和责任上重个人轻集体，表现为“分权”。这种差异在谈判场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西方人表面看来是一两个人出场，但他们身后却往往有一个高效而灵活的智囊群体或决策机构，决策机构赋予谈判者个体以相应的权限，智囊群体辅助其应对谈判中的复杂问题；中方则是众人谈判，一人拍板。中国人有“无讼”思想和“伦理至上”的观念——讼，就是争是非曲直于官府——回避从法律上考虑问题，不愿面对“是非曲直”的判断，一旦发生纠纷，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赢得周围舆论的支持，崇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西方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更多的是从法律上考虑问题。他们对于纠纷的处置，惯用法律的手段，而不是靠良心和道德的作用。中国人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倾向，“官本位”思想严重，藐视制度和法律，习惯于依靠当官的“后台”来做交易。在情、理、法三者之中，中国人先情、次理、后法，西方人先法、次理、后情。中国人重面子，西方人重利益。
在研究学问方面，中西方也有显著差异。中国人形象思维能力强，在特别需要形象思维的领域，非常发达，如写诗，填词。在实践性强的技术方面，中国人超前于西方。如一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建造了都江堰、赵州桥。而对抽象思维领域，人们没有多大的热情。庄子与芝诺年代相当，他的著作里面探讨的几个与芝诺悖论相似的问题，没有得到后人的研究与发展。就是在数学领域，中国古代也没有从计数和测量的实用中脱离出来。中国人的学问围绕着人来展开，伦理道德方面的学问非常发达。中国的工艺品、艺术品闻名于世。西方人由于语法体系的原因，造就了他们较发达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对抽象的东西抱有强烈的兴趣。语法体系中的各种分类方法，其实就是现代的科学方法。科学理论就是一种分类的条分缕析的理论体系，一种概念体系。形式逻辑也已经包含在他们的语言成分里面。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有两样东西至关重要，一是分类方法，二是形式逻辑。我们研究事物，不外乎对事物做出新的分类或找出事物之间的联系。以生物学为例，先用“界”作标准进行分类，把生物分为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然后用“门”作分类标准，分别把动物、植物进行分类；依次用纲、目、科、属、种对上一级分类结果进行分类，这样构成的一个概念体系，寻找它们的过去、现在、未来，就是生物学。物理学也是这样，宏观、宇观、微观，恒星、行星、卫星，原子、质子、中子、电子、光子，质量、能量、动量，力、速度、距离等等这些概念，就是把事物用某一标准进行分类，并找出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西方语言蕴含着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这两样东西，科学理论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得到发展。而在我们中国的语文中，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这两样东西都没有，这大大限制了我们对事物背后的理论的研究，削弱了我们对理论研究的兴趣。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史往往表现出技术超前、理论滞后的现象。四大发明之中，火药，来自于道士炼丹，发现一定比例的木炭、硫磺等东西弄点火就爆炸，然后就把火药应用于制造鞭炮，以及后来简单的大炮。对于这木炭是什么？这硫磺是什么？为什么会爆炸？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后来西方人研究出因为他们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了大量的能量，从而发生了爆炸。指南针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发现不管怎么样去摆那块磁针，他老是一端指南一端指北，从而发明了指南针，然后它变成了我们用来看风水的工具，但没有人去研究那磁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西方人把这些问题搞明白了，我们才知道磁和电是同时产生的。科学没有产生于文明一系没有中断过的中国，我想这应该是最根本的原因吧。
陈寅恪在论中国传统思想时认为：“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唯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或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核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辞、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 真是异常精彩，堪称不易之论。
前面讲中国古汉语缺少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当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而是讲分类方法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和形式逻辑作为一种思维工具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中国古人没有把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这跟古希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创立了分类的方法，并把形式逻辑确立为一门专门研究思维的学科，成为西方教育的重要类容。中国古代对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运用最好的是历史学。司马迁编写《史记》，创制纪传体，成为历代正史的标准。在《史记》里面，我们会发现，几千年的事情，组织得有条不紊，得益于本纪、列传、和志、表等为标准的分类；在探讨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和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时，言之有据、立论中肯，令人信服，其中运用逻辑不可或缺。 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至为允当。中国古人在伦理学方面，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也运用得很好。西方人叔、伯、舅不分，祖父母、外祖父母无别，中国人在人伦方面的研究超前西方数千年。老子相传是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历览前朝兴亡事，提出抱朴守真、君子不器。赵高演绎的“指鹿为马”两千年来反复上演。“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刘邦封异姓王、赵匡义“杯酒释兵权”、朱元璋诛杀功臣给出了最好的解读。
前面讲的是中国古代的情况。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元1911年，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退位，还统治权于人民，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四”运动以来，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政治被介绍到中国，并得到了自上而下的认同。语文由文言文改造为白话文，传统的农耕社会逐步向工业化发展。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发生的变化，较之于之前的五个甚至十个世纪还要大。但是我们看到，在我们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方面，还有许多我们祖先的印迹。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印迹，那我们就不成其为我们了。在这些印迹当中，有一些是超越时代的，有一些是仅仅适应古代农耕社会的。
我们现代的许多社会问题，源于我们没有很好地发展我们祖先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中超越时代的部分，源于我们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中残留的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印迹，源于适应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没有很好地发展、树立起来。”
研究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在于获得两种文化的真髓。思维方式上抽象和具体的差别，反映到生活态度上表现为西方人更重实用，而中国人则更偏重精神感受；反映到艺术上，如绘画，欧洲人往往不能理解我们过于抽象的艺术表现手法，我们有时也会认为欧洲人的艺术技巧过于写实本分，缺乏灵气。欧洲绘画史上被奉为经典的宗教题材画作，中国人在感叹其技法写实细腻的同时，也会感慨欧洲大师们想象力的贫乏：为了说明天使在飞，就非得给那些可爱的小精灵们加上一双翅膀。而我们的祖先在那些美丽的仙女旁边加上几朵白云，就使她们飞了起来，意境深远。毕加索认为，全世界最好的艺术都在东方，这绝非毕氏自谦之辞。徐悲鸿画的奔马之所以形神毕具，得益于中西技法的融合。
东方以静为主的思想文化，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它培养了人的服从性和顺从性，人们不思进取，不求创新和进步，延缓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传统的中国社会缺乏独立人格，不承认个性的奋斗，忽视或轻视个人个性的张扬和满足，过分重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奉献而轻视个人自我需要的满足。但是东方文化重人际关系协调，重人的价值的实现，并注重个体对群体的责任、奉献和服务，带有群体和谐特点，这对工业化发展和自由主义导致的各种现代社会问题应是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