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倾向
在王蒙80年代前的创作中，日常生活写作在数量上远远少于政治生活叙事，在影响上也小于政治化了的文本。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既是郑波和杨蔷云等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成长历程的史诗，也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中国的颂歌，政治意识十分强烈，政治倾向非常鲜明，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有着鲜明的政治主题：反官僚主义。小说的主人公林震是新社会培养起来的新人，他“爱生活，爱党，爱同志，爱美”，并为了他所爱的而斗争，自然地融合于他的血肉之中，而且带有他自己的年轻人的特质，他不容许党的机关有缺点表现了可贵的政治责任感。文学与政治的从属关系改写成对话关系，在没被打成右派之前，由于深受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影响和自身作家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一般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知识分子，在打成右派之后，吸取教训，将工农兵设为主角，从而文学这一政治化的倾向使得他迅速脱离泥塘。在文革爆发以后由于其突出的政治敏感些，不革命不出版，太革命也不出版的方针，没有受到迫害，在新疆维吾尔族做支队副队长和群众打成一片，文学作品那时候几乎停滞。 理想主义精神的体现
王蒙的作品一直贯穿着理想主义的主题，理想主义精神特色在王蒙的作品里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他在创作中对理想的反思和执着也在同代人中最具典型。曾经是“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在屡经劫难之后，依然没有抛弃早年的理想主义精神，平反复出的遭际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对历史理想主义的认同，王蒙相信，不管实现理想的道路有多么曲折，但前途总是光明的。也正因为这样，王蒙在对他心中的理想主义精神讴歌的同时，也冷峻的指出了实现理想的艰难性与反复性。正如王蒙在小说《蝴蝶》中的主人公张思远，他一直渴望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却不得不在文革的夹缝中小心翼翼的处理着各种问题，从省委高官到被打倒的反革命，再下放到农村改造，看上去张思远似乎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远，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那样的努力却依然触碰不到他的理想，但是最后，文革结束，他不仅平了反，还升了职，重新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尊敬，张思远远在天边的理想又再次回到指尖。小说中的张思远多少有些王蒙自己的影子，也影射了王蒙在实现理想主义精神的时候所经历的曲折与反复。
王蒙在讴歌理想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对一切不符合理想状态的现象进行批判与揭露，但也从中流露出隐约的谅解与同情。这种“中庸”的态度早在他青年时代的作品中就有所表现，例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林震与刘世吾的关系，文革以后长期的灾难性生活阅历又坚固了他的这种“中庸”的人生观，所以他的作品既不偏激也不放弃自身的责任，处处显出圆融贯通。
这样的思想倾向在《布礼》、《蝴蝶》和《海的梦》中都有体现。在《布礼》中，小说主人公钟亦成身上就明显表现出那种对理想对信仰的执着和对青春激情的赞美。在王蒙笔下经历了坎坷困苦的逆境赤子，怀有的不是对政治信念的幻灭、悲观，而是对政治信念的更加执着与坚定。同样，《蝴蝶》的主人公张思远在文革时的惨痛遭遇也并未让他对党和政治失去信仰，平反后他更加坚定自己的政治追求，张思远是悲剧的制造者，也是悲剧的承受者，王蒙在文中虽然批判了像张思远这样的为官者盲从，批判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残害和对社会的摧残，但是也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社会现实不可改变的谅解和对受害知识青年的同情。尖酸刻薄的后面有作者的温情，冷嘲热讽的后面有作者的谅解，痛心疾首后面仍然有作者满怀热忱的期待。 在《海的梦》的最后，当缪可言在夜晚的海滩上看到一对年轻恋人的身影时，当他把个体的生命融入历史整体中去思考时，才又在理性主义的逻辑里找到答案和精神归宿，劫难过后，最终还是又回到王蒙构建的理想主义精神中来。
对民族历史和未来的冷静思考
王蒙在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不仅有对理想主义精神的追求，还有对民族历史和未来的冷静思考，面对文革带来的劫难的反思，王蒙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备了超越个人的普遍的启蒙意义。恶梦醒来之后，王蒙自然而然地把历史——昨天和今天连接了起来，即便是在伊犁的流放生活（《在伊犁》），他也以自己特有的宽容与幽默方式寻找到了平衡点，以文学方式来“反思性”地叙述“文革”，其实在“文革”还未被宣布结束时就已开始。文革结束后，文学界掀起了一股“反思文学”的思潮，王蒙作为对民族历史和未来的反思者必然成为“反思文学”创作的主力军。
小说《海的梦》弥漫着浓郁的反思和感伤情调，王蒙在给小说主人公取名时，似乎颇费心思，在缪可言身上，包含了作者对生命一去不复返的无奈感叹，历史谬误对生命的摧折就个体来说毕竟无法挽回的。小说通过缪可言一段情绪活动的描述，浓缩了一代人的惨痛经历和沧桑体验，同时，又是对他们这代人的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的反思。通过《海的梦》，王蒙自然而然的把个人的坎坷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历史灾难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说，作者在自身的遭遇中看到了历史的曲折进程和未来发展，在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前提下，个人生命价值在这一结合中显示了超越性的意义。这也正体现了王蒙这一代人反思历史的特有方式，不是从个人的立场，而是以民众的代言人乃至于民族良知的身份发言，个人的所有情感体验和精神矛盾最终都在汇入群体和历史的过程中才能得以解决，才会获得意义。
王蒙在对民族历史的反思中，也包含了对历史谬误的宽容大度，其实这种宽容是人类精神世界对社会和人自身的缺欠、过失、罪过的妥协、谅解,是对不合理现状的“合理性”承认。对王蒙来说是“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该哭的哭够了,该恨的恨过了,我懂得了存在就是合理的,懂得了要讲废厄泼赖、讲宽容”。也正因为这样，《布礼》中的钟亦成诚在平反后陈辞：“二十年的时光没有白费，二十年的学费没有白交，当我们再次向党的战士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时，我们已不是孩子了，我们深沉得多，老练得多了。我们懂得忧患、艰难，更懂得战胜忧患艰难的喜悦。”这也正是王蒙独特的反思方式，既批判揭露历史的谬误，也对谬误给予宽容大度的谅解。
“意识流“写作启蒙者的悲剧命运
王蒙80年代的小说创作还有一个特色，那便是“意识流”写作启蒙者的悲剧命运。文革结束后，一部分作家开始反思文革给社会和文学者带来的灾难，在这一时期，王蒙塑造了不少文革受害知识青年启蒙者形象，借助这些受害知识青年启蒙者在文革时期的悲剧命运，透析历史悲剧原因。如《蝴蝶》里的张思远、《春之声》里的岳之峰、《布礼》中的钟亦成、《海的梦》中的缪可言等等，其实在同代人中，写知识青年悲剧命运的作家很多，但用“意识流”写作的却屈指可数，王蒙所用的“意识流”与普通的意识流又有所区别，有学者称之为“革命的意识流”或是“理想主义的意识流”，这也是王蒙在新时期小说创新的探索。
在王蒙最富代表性的几部意识流小说中，作为“思考者”的“情绪主人公”本人都是满怀革命理想、有着严肃使命感的人。《布礼》中的钟亦成、《蝴蝶》中的张思远是解放前的老革命、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春之声》中的岳之峰、《海的梦》中的缪可言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这些“思绪主人公”都或多或少带着作者自己的影子。由于意识流“主观化”、“情绪化”的东西占主导，作品并不重视情节的编排，他更关心的，是对于心理、情绪、意识，印象的分析和联想式的叙述。这形成了一种流动不居的叙述方式：语词上的变化和多样组合，不断展开的句式，对于夸张、机智、幽默才能的充分展示，等等。当然，当叙述者有时过分迷醉于在叙述中体现的智力优越感时，也会走到缺乏控制的“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