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故事这本书后，让我深深地喜欢上了民间故事。
我最喜欢的是阿凡提的。因为他是一个机智勇敢，不畏权贵的智者，他智斗愚蠢的学者、捉弄贪婪的国王、整治狡猾巴依，然而最让我称道的是阿凡提的那种机趣、幽默、诙谐的品格。这也是阿凡提的故事深受我喜爱的原因。我喜欢的不止这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仓颉造字。他访遍了山川脉络的样子，寻遍了鸟兽鱼虫的踪迹，通过描摹绘写，创造出种种代表不同意义的文字。仓颉造字的故事反映了劳动人民杰出不凡的创造力。可以说没有仓颉，就没有现在的文字仓颉使中华民族明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民间故事》这本书里包含了许多丰富的历史知识，我很喜欢这本书，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也让我爱上了读书。

唱歌、跳舞、听故事这类活动，在非洲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是占着重要地位的。我们简直无法找到一个民族，他们没有自己的优美的神话故事。对非洲人来说，讲故事并不是一种普普通通的娱乐，而是一种严肃的教育。听众对讲故事者所讲的每一个故事，总要持尊敬的或恐惧的态度。有时，讲故事的人讲，听众也就参加进去。南非的拉姆巴人至今还保留着这种叫“乌鲁希”的故事形式：一人领讲，掺杂进一些歌子，而所有的听众则伴以合唱。西非的爱维人也用这样的方式讲故事。爱维人作曲家西涅加·加德则克普说：“我们在工作或娱乐的时候，唱我们的民间歌曲，我们用歌声来哀悼朋友，用歌唱来表达自己的欢乐，当我们听着很长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歌唱使故事编的生动活泼。”[1]
在很多非洲民族中，只许可在晚上讲故事。据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旅行家柴普曼说，卡普尔人（科萨人）白天是不准讲故事的。另一位旅行家弗罗宾尼乌斯也证实，在北非柏伯尔人（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及摩洛哥的部落群，操闪米特-哈米特语）的某些部落群里，仍然是禁止白天讲故事的。每到晚间，黑暗降临了所有热带密林的时候，人们燃起一堆堆篝火，劳累了一天的大人和孩子们，都聚集在篝火旁，聚精会神地听着引人入胜的神话故事。
据说，十七世纪中叶，即在欧洲人进入非洲之前，布须曼人是非洲各族中唯一处于石器时代的民族。布须曼人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落后的民族之一，而且把很多原始的特点保存到了二十世纪。他们使用弓、毒箭和投枪狩猎，既不知农耕，也不知畜牧。他们没有固定的房舍，栖居于灌木丛中。因此，布尔人——殖民主义者荷兰人把他们称作布须曼人——意为“灌木丛里的人”。布须曼人及其紧邻霍屯督人是欧洲侵略者的第一批牺牲者。荷兰移民自1652年起，以现今的开普为基地，无情地屠杀布须曼人。他们把布须曼人包围起来，不分男女老幼，用枪炮射杀。生留的很少一部分人被驱赶到卡拉哈里大沙漠无水地区。
欧洲人在非洲出现时，霍屯督人所处的社会发展水平比布须曼人要高得多。他们和布须曼人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然而给予他们致命打击的，是1906—1907年间西非人民起义反对殖民主义压迫时的德帝国主义。现在霍屯督族保留下来的纳马部族，约有两万人。
布须曼人的民间文学是十九世纪中叶研究非洲语言的第一批学者之一英国人B·布雷克(Bleek)记录的，他曾经研究了当时居住在橘河一带的一个布须曼人部落，大都带有神话的色彩。布须曼人有一个故事谈到星星的起源，认为星星是一个布须曼姑娘造的，把她奉为布须曼人的始祖。故事这样叙述：“古代有一个姑娘。有一次她抓了一把燃烧过的炭灰撒向天空。灰烬撒到哪里，哪里的天空上便出现一条星星造的路。自那以后，每到夜晚，这明亮的星路，便用它那柔和的光芒照耀着大地，使人们看得见回家的路，不用再在黑暗中摸索了。”布须曼人用故事来讲解他们还不大了解的自然现象，把自然界的诸种现象说成是神普尔加所使然。有一个故事这样说：“有一天天，太阳燃烧似的照耀着，令人非常苦闷。有两个因苦热而烦躁的妇人，为了要发泄她们的苦闷，把一条可怜的毛毛虫践踏死了。普尔加神对于这件罪恶非常震怒，于是降下漫漫的长夜，要使人们对日光的价值再看高些。……”布须曼人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是蝗虫（蚱蜢），以它为中心编造了一系列故事，布须曼人认为蚱蜢缔造了太阳、月亮和他们动物。
霍屯督人的故事也是由布雷克和克朗林记录下来的，大部分也是动物故事。布雷克曾经想把他的南非动物故事题名为《南非洲的列那狐》，把南非各族故事比作欧洲诸民族的动物故事列那狐故事。这一点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霍屯督人故事中的主人公是狮子、胡狼、鬣狗及羊等，对这些角色，霍屯督人都有自己的近乎固定的看法：狮子、大象——愚笨、粗暴；胡狼、鬣狗——狡猾；兔子和龟——智慧、机敏……在他们的故事中，偶尔也出现人为主角的故事，但在这种故事中也是人、动物同台，人与动物同生活、同思想，似乎仍是同类。例如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女人嫁给大象做妻子，人同动物是相像的。[2]
班图语族各族居住在由苏丹到非洲的南部，刚果河流域，几个非洲大湖地区和三比西河、林波波河及瓦阿拉河流域。
在欧洲人入侵之前，班图人宗教观念的基础是万物有灵和祖先崇拜。祖鲁人信仰一神教，神居住在天上某个地方，但不干涉人间的事务。
祖鲁人的故事同其他非洲民族的故事一样，主要是动物故事，如野兔故事（据说撒哈拉沙漠以南是没有家兔的）。但是在祖鲁人的故事中，出现了象谷谷马戴乌这样的巫师，伊泽穆这样的食人精，乌希古留密这样的英雄。
祖鲁人故事中的登场人物，同时又是说故事的人，故事的创造者；他们不仅说不清楚这世界是怎么回事，甚至还不知道怎样理解它。他们把无法理解、无法解释的现象说成是由于某种特殊力量的存在，而这种特殊力量又是经常跟人在一起的。他们赋予动物、岩石、水和家常用品以灵性，什么都是活的，什么都在行动，对这一切，人必须时刻加以提防。关于巫术和巫师的描写，是非洲其他民族的故事中不多见的。祖鲁人无法理解生死现象，便想象世界上有巫术存在，而且至今还用巫术来解释死亡。如有一篇《海浪的孩子》说，小姑娘恩桐碧落到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巫婆手里，跟她学到一些基本巫术知识。由于老巫婆一病不起，恩桐碧只学到一知半解。[3]这种掌握了巫术的超自然的人，同现实中的人是一同出现于故事中的。巫术并不同现实中的人处于对立的地位，而是帮助他们处世。可以说，超自然和现实生活并存，与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
祖鲁人关于他们的英雄人物乌希古留密的故事，也是把登场人物与动物之间说成同类。有时我们简直很难了解这位英雄是什么，是人？还是幼小狡猾的动物？
我们从祖鲁人的故事里可以看到原始公社制的社会特点。《鸟姑娘》里的主人公，住在一个还没有分解为一个个小家庭的家长制大家庭里。根据民族学所提供的材料，祖鲁人以处于原始公社制阶段上的社会组织为基础，划分为四个年龄等级。例如20岁至40岁的男子构成第三个年龄等级，他们的社会义务是抵御外侮，保卫部落。这种年龄等级及社会分工，在故事中也有所反映：男人是战士、猎人和畜牧人。因此，像挤牛奶的工作，保护妇女儿童的安全，是由男人来做的（如《荒年》）；而捡柴的工作，则由妇女来做。
祖鲁人的民间文学不仅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情况，而且反映了非洲大自然的景色，散发着浓郁的热带非洲的气息。如故事大多发生在拉肯斯堡山脉一带，因而故事中常常出现海岸、浪潮、树木繁茂的险山、湍急流水的溪谷。他们的民间故事反映了人同自然的斗争，涨潮、退潮、河水泛滥，往往淹没村落，冲走财物，卷走人畜。此外，蝗灾、荒年的发生，也给祖鲁人带来了灾难。因此他们塑造了伊吉苦苦马呆鸟（可能是蝗虫的形象）和肯克伯（自私自利）的形象。他们的故事道出了他们的哲学观念：对自然要敬而远之；要帮助遇到困难的人。这就是祖鲁人的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
斯瓦西里人居住在印度洋沿岸，从南边的莫桑比克到北边的索马里。在荷兰人出现之前，阿拉伯和波斯的混合文化已经统治了这里。尽管表面上是波斯—阿拉伯文化，但居民仍然保留着过去的语言、风格和民间创作。斯瓦西里人的动物故事中，兔子是作为狡猾的角色出现的，它以自己的聪明超过所有的动物，乌龟的聪明、狡猾，当然也不亚于兔子。斯瓦西里人的故事中，把兔子称作艾卜·怒瓦斯。艾卜·怒瓦斯是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中阿巴希德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家中的诗人的名字。[4]西瓦希里人把机智的诗人艾卜·怒瓦斯的故事，改编成狡猾的兔子的故事。由此，可以看出阿拉伯传说故事对斯瓦西里人故事所发生的影响。
班图语族中其他民族的故事，其主人公多是酋长、巫师、巫医或普通人，事件也多发生在农村，而苏阿西里人的故事却不大相同，事件发生的地点多是城市、市场、教堂和苏丹的宫宇。故事的主人公则多是搬运夫、裁缝、教师、商人、法官、显贵和苏丹。在他们的故事中，普通人必定战胜苏丹王及其官吏的专横、封建主和商人的狡猾与贪婪、法官的贪赃枉法。这种特点说明，苏阿西里人所处的社会阶段及文化发展水平，是与其他各族不同的。
像祖鲁人一样，苏阿西里人流传着关于英雄人物的故事传说。他们关于李昂果·福莫的故事，是非洲民间创作的光辉范例。这是一部描写这位英雄的英勇和刚毅、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同“大人物”进行斗争，以及因被出卖而遭到杀害的史诗般的故事。时间发生在非洲东部沿海一带的一座城市里。李昂果·福莫——故事的主人公是这个城市里最有力气、最快活和热爱自由的人。他谁也不怕，并且经常给城里的一些显赫人物找麻烦。他们决心陷害李昂果，因而不止一次地把他送进监狱，可是他每次都想出什么花样来越狱逃走。就是在牢狱里他也毫不沮丧。每天都从铁栅里传出他的优美歌声，城里的人都聚拢来倾听李昂果的歌唱。在最后一次监禁时，李昂果的母亲用歌声告诉儿子，他们想要杀害他。在对唱中，李昂果告诉妈妈应当怎样搭救他。一个忠诚的奴隶姑娘把藏在圆形大面包里的一把锯子转给了囚犯。看守们把没有酸酵的馅饼拿走，把它交给了李昂果。李昂果接到食物后问看守决定什么时候杀他，他们告诉他，死刑定在翌日执行。他请求允许他同人民和亲人告别。已决犯的最后请求是神圣的，于是一经看守们的召唤，全城的人都聚集到监狱来。李昂果要求把鼓、号角、铜锣都拿来，让大家都来演奏跳舞，快乐一番。他教给人民演奏乐器和跳舞。看守们被整个的欢乐场面迷住了，忘记了囚犯，他便趁机把脚镣锯断，又逃出了牢狱。从这时起，便开始了他那充满危险、斗争，对敌人进行大胆的恶作剧和神秘的单独活动的日子。敌人不止一次地向他所在的地方派遣奸细，但是都一无所获。在人民中间，传说着李昂果刀枪不入。城里的富人决定使出最后的手段，收买他的外甥，指使他的外甥去刺探用什么方法可以陷害他的舅父。根据一个时候广泛流行的关于非洲的母系氏族的习惯，外甥乃是最亲近的人。李昂果正苦于孤单，怀念着人民，便开始兴高采烈地接待客人，并且把自己最大的秘密暴露了：“只有用钢针扎穿肚脐才能杀死我。”——他说。他的外甥指望得到重赏，决定杀害李昂果。不过他并没有享受到出卖的果实。李昂果的敌人把他外甥作为杀害舅父的凶手给处决了。而李昂果直到今天仍然活在人民的心中。人民对他的坟墓都很尊敬，人们现在还可以去他的墓地谒拜。
撒哈拉以南操苏丹语族的非洲各族文化传统，与东非居民阿拉伯—波斯文化传统有极大的区别。考古学证明，这里，苏丹、几内亚、尼日利亚、加纳、马里人的艺术，在古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几内亚各族，如约鲁巴人、埃道人、爱维人、阿散蒂人，很早就有了很丰富、很发达的神话。这些神话中的角色是神。至今约鲁巴人还保存着为各种神灵建造的庙宇，每座庙宇的祭司都竭力颂扬自己的神，为他们编造神话故事。他们关于雷的起源的神话中，出现了一个伊罗公——长着铁翅膀的神话鸟的形象。关于天地分离、月亮起源的故事，也都有神话的特点。他们的神话，不再像布须曼人那样的原始神话，而是关于神和英雄的神话。
西苏丹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是铁匠。铁匠是天体星球的锻造者。他锻造了月亮、星星和天。在苏丹各族人民的观念中，天是由许多一个高似一个、并用一条丝线串起来的圆圈组成的。地上有许多个天，天上住着神明；地下有若干个冥府，冥府里收留死者。他们把铁匠诗意化、理想化，通过铁匠的形象反映了古代人同自然界的斗争。
具有无敌力量的英雄和形形色色的恶魔（如林妖、河妖等精灵），通常是苏丹和几内亚故事中的主人公。这些恶魔绝大多数与人为敌。女人魔国的故事，反映了母系制的古代遗风和哲学观念。同时，故事中也反映了反封建、反农奴制的倾向，因为奴隶占有制在西苏丹封建王国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这种故事中的主角多是庄稼汉、游牧人或奴隶，通过他们嘲弄了国王、封建主和奴隶主。
居住在加纳（前英属黄金海岸的阿散蒂人），在欧洲人入侵之前已经是一个有着高度文明的民族。他们的故事也像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叙述着物质的起源、宇宙的起源、解释自然现象，以及风俗、法律的产生。阿散蒂人以农耕为主，由于撒哈拉沙漠贸易风的影响，土地干旱，收成不好，因此，阿散蒂人经年累月同饥荒作斗争。这个主题，在阿散蒂人的故事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多是农民，而不是牧民。
阿散蒂人故事中最具特色的，是关于蜘蛛阿南绥的动物故事。阿南绥在阿散蒂人故事中，是个半人半蜘蛛的精灵。他与人生活在一起，有人的特点和缺点。这是一个矛盾的形象，只要环境对他不利，他身上的第二个“我”就显现出来，于是，阿南绥变成了一只蜘蛛，躲到黑暗的角落里，到密林的草丛中去了。阿南绥性格的一面是勇敢、聪明、机智、热情，能随机应变，永远处于不败之地。如以自己的智慧取得了世上一切故事的所有权，战胜了凶恶的豹、蛇、黄蜂。阿南绥性格的另一面是贪婪、妄自尊大、自私自利、吝啬成性、自吹自诩、虚荣怯懦。这里集中了人的弱点的一面。我们可以说蜘蛛阿南绥的故事是非洲的智慧故事。关于阿南绥这个人物，在非洲的其他民族（如包累人）的故事中，也颇为常见。包累人把蜘蛛故事中的主人公叫做乃季亚·肯代瓦，意即蜘蛛先生。他的妻子叫毛·阿柯鲁，即阿柯鲁太太，蜘蛛的父亲叫阿嘎巴弗利。非洲人的蜘蛛故事同欧洲人的狐狸先生故事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德国人的列那狐狸故事，法国人的狐狸先生故事，俄国人的狡猾的小狐狸故事。由于许多阿散蒂人作为奴隶为殖民主义者买卖，从而把狐狸故事带到了北美、南美和西印度群岛。蜘蛛是弱小的动物，然而它凭自己的智慧总是制胜别的动物。人民借这个形象影射现实，歌颂普通人战胜贪得无厌、庸碌无能的统治者。
居住在齐河和班达马河之间的象牙海岸的包累人，根据他们的传说，在迁徙之前若干世纪，就已形成了部落。他们以农业为主。包累人的社会制度，除了带有半宗法半封建的特点之外，还有古代社会制度（母权制与地方母系婚制）的残余。孩子继承氏族的名字、与氏族有关的权力和义务均从母亲。父子往往取不同氏族的名字。这种社会特点，在他们的故事中有所反映。如《西非神话故事》中的《蜘蛛理发》，叙述蜘蛛的儿子替受刑的父亲说情，而外甥不仅对此事冷淡，反而要求解下舅舅身上的腰巾。[5]按母系氏族的规矩，外甥继承氏族的一切权利，而这腰巾是一种象征物，解下腰巾以免被鲜血染脏。这篇故事反映了母权制同父权制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很像希腊埃斯库勒斯的剧本《俄瑞斯忒亚》中所写的新兴父权（俄瑞斯忒亚、阿波罗和雅典娜所代表的）母权制（艾伦尼斯所代表的）的冲突，以及恩格斯对这一冲突所做的结论。[6]
据曾到象牙海岸和利比里亚作过五次民俗学旅行的德国民俗学者汉斯·希梅尔黑贝尔(Hans Himmelheber)证实，包累人的神话和寓言，都是描述最初人类在天上或者动物还与人在村中同住的“那个时代”的事情。包累人认为，他们所有的故事都是根据耳闻目睹讲述的，因此绝对真实。实际上，今天也还有人，而且常常是一天到晚出入森林的猎人，根据侦查动物、体会动物的特性来编造故事。汉斯·希梅尔黑贝尔在他亲自记录的包累人故事集《亚拉·波古》序言中说：“1949—1950年我在利比里亚作第五次民俗学研究旅行时，又记下了上百个故事，但没有一个能与包累人这些散文诗相提并论的，”“包累人的文学正像这个部落的雕塑品一样，是一个真正艺术家民族的结晶。”[7]
包累人像西非其他民族一样，信仰一个大神——天神尼阿米。尼阿米的形象在他们的神话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关于尼阿米神，他的弟弟安安加马和他的妻子阿西的神话故事，在包累人文学中独成一系。尼阿米神的形象在其他非洲民族神话中也很常见，如阿散蒂人故事中的“尼阿麦”，方蒂人故事中的“奥尼阿麦”或“奥尼扬柯邦特”（即“伟大的尼阿麦”之意）。不管在阿散蒂人、方蒂人，还是刚果人、赫勒罗人、巴鲁塞人的观念中，尼阿米都是至高无上的神，他能引发自然灾害和种种自然现象；在这些民族的神话中，他总是以神的面貌出现，远离红尘，既不善、也不恶，任何时候也不参与人间的事务。在包累人的传说故事中的尼阿米则大不相同。汉斯说：“他们（指包累人自己）常常说这神距离他们很远，简直只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他们不供奉他，不向他祈祷，而他也不关心人类的情况。但这种说法对于包累人并不完全符合，因为他们谈到尼阿米什神，供奉他，或者把供物献给他的妻子阿西，请他转交；他们也承认受他的惩罚和报酬。尼阿米在他们的故事里是个有声有色、神气活现的人物。他被描述得像个大酋长，常常有着非常像人的特性。如果他们安分守己地生活，尼阿米就赐给他们高寿；但是他生气起来，就兴起风暴，把尖石头往地面上投掷。”[8]
包累人在诗歌方面也有精致的作品，他们的艺人（游吟歌手）能把当前的事情和议事大会上的发言编成歌曲或成语。
居住在黄金海岸的另一部族爱维人的口头创作，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有诗歌、寓言、俗语、谚语、故事、神话。爱维人的民间故事和寓言中的角色，也是奇禽异兽，实际上也是寓意化了的人。他们故事中最常见的人物是蜘蛛。爱维人的音乐、舞蹈别具特色。他们的歌分为抒情歌、叙事歌、战歌、仪式歌和劳动歌。这些歌曲不都是即兴编唱的。他们管编歌的诗人叫“哈克潘诺”，管表演这些作品的歌手叫“哈西诺”。
东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居民都讲闪米特—含米特语，他们是东北非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
东苏丹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在阿拉伯人出现之前，在自尼罗河谷地南至埃及的努比亚(Nubian)就曾建立了基督教王国——穆库拉·阿罗亚(Aloa)和那巴达。十四世纪阿拉伯人侵入努比亚，由于阿拉伯人散居在当地居民之中，所以大部分同他们融合了。如今，阿拉伯语言、伊斯兰风俗和宗教，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我们从苏丹的阿拉伯人故事中，可以看到阿拉伯民间文学同当地的非洲民间文学的融合。上面提到的艾卜·怒瓦斯这个东方阿拉伯故事中司空见惯的人物，已经成了这里的故事的主人公。在苏丹的故事中常常出现的基督教的主题，这是伊斯兰教的主题，这是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文化遗产和纯非洲的主题。
埃塞俄比亚是具有古老的书面文学传统的少数非洲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各族至今还保留着纪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已经相当发达的古代文化的许多特点。
埃塞俄比亚的民间口头创作的发展，并未受到宗教文学及宫廷文学的影响。在他们的民间故事中，我们还能看得见涅古斯—埃塞俄比亚皇帝、封建主、显贵、寺院神甫、契约农民和奴隶的形象。故事中嘲笑吝啬的富人、贪赃的法官、强权，把显贵的愚蠢同普通人的聪明加以对照。人民无论在动物故事或生活故事中，还是富有幽默感的谚语格言中，都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愿望、关心和态度，以及对社会制度、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抨击。正像他们的一句谚语所说的：“强者的理由总是最好的理由。”
民间歌手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很受欢迎。他们从一个村庄浪游到另一个村庄，在马桑柯（单弦竖琴）的伴奏下即兴编着歌曲。他们的故事、诗歌、传说、格言、谚语，早就有所记录，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开始出版。埃塞俄比亚的现代文学，是在民间文学和古代记载的诗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非洲各族人民的故事、传说、诗歌、谚语中，我们看到了非洲人民的道德规范。他们歌颂英雄、纯洁、爱情、忠诚、智慧、灵巧，嘲弄怯懦、卑鄙、贪婪、吝啬、愚笨、懒惰。在封建社会的故事中，如埃塞俄比亚、几内亚，人民在他们的民间文学作品中抨击统治者及其仆从。从他们的故事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穷人终归会战胜封建社会的全部非正义性。
殖民主义国家侵入并瓜分非洲之后，自十九世纪起，在搜集、记录非洲各族民俗和民间文学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他们派传教士和民俗学者到非洲去，研究它们的民俗，为其殖民主义政策寻找借口。非洲人民是充分了解殖民主义者的目的的，因此他们对侵入者并不采取“合作的”态度，恰如一位英国学者说的：“非洲人对外来的旅行者，或那些不仅不同情他们的看法，反而对他们的看法加以嘲笑的人所提出的问题，是从来不肯吐露真情的。甚至就连那些威望十足的传教士或政府官员也完全无济于事……”[9]
今天非洲本土已有了自己的民间文学搜集者，如象牙海岸的诗人、作家、民间创作的收集者伯纳尔·布阿·达吉耶（生于1916年），他不仅在创作中学习民间文学，而且在最近几年里还出版过非洲神话故事集。塞内加尔著名政治活动家、法国联邦议会塞内加尔代表莱奥波尔德·塞达尔·森戈尔（生于1906年）多年来不断地收集、研究民间创作。马达加斯加诗人、民间创作研究者、艺术家和语言学家弗拉文·兰纳依沃（生于1914年）对马达加斯加的民间文学有精深的研究，他在1956年黑人文化活动家会议上作了关于马达加斯加民间文学的专题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由于岛国风气闭塞的关系，民间创作在20世纪以前始终没有人触动过，同时他强调指出了神话、特别是谚语的作用。

一家有三兄弟各自成家后为什么还要所谓的兄弟团结？长不大，难道还永远是小孩子吗？我认为有三兄弟的，三兄弟各自成家之后，那就应该依靠自己的本事生活，彼此都当做普通的邻里关系，各自一家各自生活，平时各不打搅，穷也好，富也罢，自己过自己的生活最好。别谈所谓的团结了。因为从来就没有三个人的友谊，因为三个人中，总有二个人一伙狼狈为奸算计另一个人给他们当牛做马；三个人当中总有二个人合伙剥削压迫另一个。所以那种所谓的团结就是假团结，还是自家过自家的最好，不要像妖怪一样打成一帮，谈什么假团结。人应该提倡靠自己，兄弟长大成家后各自是一家了，想调各自是一家了。人要有志气，不要影响别人家。一个家里最重要的是夫妻要团结，生活条件才能弄得好，生活才幸福。兄弟团结总不能靠别人吧？别人也有个家呀，别人心思都放在你家啦、那自己那个家就弄不好了。再说人又不是都是讲良心的，你掏心掏肺的帮别人，别人不一定会掏心掏肺的来帮你，甚至别人根本就一点都不愿意来帮你，巴不得你所有的劳动成果都归他占有。所以人长大啦 应该保持距离、各自一家、应该依靠自己的本事全心全意的为自己那个家努力而奋斗。这才是一种最好的生活发展方式。还有兄弟姐妹特别是兄弟之间的关系，根本就不应该列为第二财产继承人，因为有了这一条，觉得把美好的生活弄复杂化了，人类就多了很多的阴谋算计与尔虞我诈，兄弟各自的生活就不单纯了。我觉得把兄弟姐妹定为第二继承人这一条实在是不应该的，因为人有好坏之分啊！这个世界好人很多，坏人也不少啊。这一条(把兄弟姐妹定为第二继承人这一条)违背了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强烈希望这一条从法律会中取消掉，因为这个社会是弱肉强食，因为我是弱者，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是希望法律能保护弱者，凡是对弱者有危害的都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