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家书，是为缅怀过去。曾几何时，在民族解放的召唤下,多少热血青年抛妻弃子，告别家乡，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把一腔热血、年轻的生命熔铸成永远的丰碑。岁月褪得掉伤痕,却永远抹不去情感的共鸣。如今,当我们重新捧读一封封抗战家书时,我们一同感受到了赤子满腔的爱国热情，感受到了战士“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情，感受到了亲人血浓于水的柔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发扬起来，中国才真正地进步。”所以，重读抗战家书，让我们深情缅怀那些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奉献的年轻生命，缅怀那些为我们今天创造一切的先烈们。
重读抗战家书更为珍惜现在。一封封抗战家书能让我们得到心灵的滋养、思想的引导和精神的激励。“此生合是忘家客，风雨登轮出国门。”这是何叔衡烈士在1928年6月去前苏联学习的路上，途经哈尔滨时所作《剑门道中遇微雨》中写道的。正是这些忘家客们，舍小家，。给了我们一个温暖幸福的大家，给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生活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没有理由不努力向上。让我们一同坚守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坚守光荣传统，坚守和平与幸福。
一封封抗战家书犹如一面面震撼人心的镜子，提醒我们要时刻对照审视自己，要珍惜光阴，以忘我忘家的精神，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顽强拼搏，自强不息，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据现场资料记载，梅花山原名雨台山，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上将在湖北宜城县南瓜店抗日阵亡后，1940年11月16日下葬于此；1942年6月18日冯玉祥将军隶书山名，刻石置于墓前，并亲自在墓前栽植梅花树。张自忠墓，座南朝北地势南高北低，平面为长方形，占地5亩，陵园分三部分，最高处是张自忠墓，中间是花园，坡下是广场和张自忠纪念馆和标志石碑等。 张自忠上将墓为圆形，墓高约3米，前面为冯玉祥写“张上将自忠之墓”碑，两边出入口中间矮墙嵌有冯玉祥书“梅花山”三个隶书大字石刻，每字1米见方。园内苍柏葱郁，庄严肃穆，1991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级革命烈士陵园。
　　到了目的地，守陵园的老人给我们打开了张自忠纪念馆，我们得以观赏到张将军当年的英雄事迹，领略一代英豪的凌云壮志。在这里我们真正的走进了张将军先生，得以看到那个年代军人的意气风发，为国捐躯的豪迈情怀。张将军的陵园环境优雅，墓前有冯玉祥将军栽植的梅花，他戎马一生，为国效命30多载死后才能够享受这一分宁静。在纪念馆看到他的英雄事迹，从小崇拜军事人物的我激动万分，我感受到了一个民族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也深深的被这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勇于献身的男子汉气魄深深的震撼，再次体会到了乱世时期敢于担当的男人霸气。
　　张自忠生于忧患，长于忧患，死于忧患。他在忧患中奋斗了一生，竭尽了全力，最终却未能看到胜利的一天，这是多么遗憾的事!但他的奋斗没有白费，他的努力加速了胜利的到来。他为国家、民族付出了一切，也得到了很多，这就是良心的安慰和后人的敬仰。他以血汗乃至生命的代价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活要活得像个样子，死要死得像个样子！”他的一生，没有愧对国家民族，没有愧对祖宗后代，没有愧对长官朋友，更没有愧对军人的称号。他的战功可夸，他的品行可嘉，他的气节可颂。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能达到如此境界的人，为数并不多。
　　一个军人，战死沙场，可谓死得其所，本是一件平常的事，但张自忠之死却有其非同寻常之处：他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以上将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为国捐躯的惟一一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反法西斯阵营50余国战死沙场的最高将领。因此，张自忠之死是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大事件，此其一。其二，张自忠的死，决非“仓促成仁”或遭遇不测，而是怀着“我死则国生”之壮志，背负着舆论误解的冤屈，抱定为国家民族尽忠的久决之心，力战不退，以身殉国的，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军人武德的最高表现。他的死，使中华民族在危急存亡之秋痛失一员大将，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但另一方面，他的死却有着比生更加伟大的意义——他的死，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忠勇奋斗的榜样，坚定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争取胜利的信心；他的死，震动了那些自私自利、贪生怕死、动摇妥协之徒。促使他们忏悔省悟，改过自新；他的死，更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昭示了中国人、中国军人的庄严人格，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和誓死救国的坚强决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他们用奋斗和牺牲支撑起民族精神的大厦。他们在民族危难之际所表现的不屈不挠、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是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对于维系民族的生存，推动民族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张自忠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英雄，在于他能经得起生与死的最严峻的考验，并把个人的生死与民族的存亡合为一流，与亿万人民的命运融为一体。到了这步境地，他便能够超越一己的利害，敞开宽大的胸怀，变得忠勇、谦恭、坚忍、无私，便能够在国家忧患、民族不幸的关头挺身而出，担当重任，誓死奋斗，为国捐躯。
　　孙中山先生曾说：“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树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张自忠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实践了孙先生的遗训。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自忠虽然死去，但他的气节和精神，已经超越了他的生命和他所处的时代，而汇入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浩荡长河之中。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之所以长久地纪念他，缅怀他，原因就在于此。
　　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张自忠耗尽心血，勤恳工作，为国家练就10余万抗战劲旅，培养了数千名抗战的中坚干部；他身经百战，拼死杀敌，率部歼灭日本军队不下6万人，捍卫了祖国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一代抗日名将。
　　张自忠将军战死疆场，他的英雄事迹彪炳青史。　一个誓死抗日并战死沙场的中国将军，却得到了他的敌手——日本军人的尊敬，这说明了张自忠人格的力量。崇高人格的感召力，可以跨越敌我界限而在“人”的意义上获得普遍认同。日本的侵华战争固然需要汉奸的帮助，但是日本人内心里只把汉奸视为工具，而从来就没有把他们当做真正的“人”来看待，这恰恰从反面说明了人格的重要和珍贵。
郁达夫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拎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只有像张自忠这样的英雄才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精神不仅属于那个时代，作为当代青年我们也该继承先烈的为国奉献的高尚精神。
　　让我们用金色的大字，把张自忠——这位胆气豪壮、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的名字，镌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丰碑上!

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后继续向长城各要塞进犯。宋哲元委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率第29军与敌在喜峰口到罗文峪一线激战40余日，取得一次次胜利，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决心。1935年“华北事变”后，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1936年兼任天津市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哲元决定率第29军撤退到保定，行前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长，留在北平与敌周旋。北平沦陷后，国人对张自忠非议颇多，认为他是“华北特号汉奸”，报纸上一律称他“张逆自忠”。事实上，日军侵占北平后便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被张自忠严词拒绝。日本人于是再也不与张自忠对等谈判。张见大势已去，便决定脱离险境。他先称病躲进德国医院，后又化装成司机助手乘坐美国人的汽车逃到天津，接着乘英国轮船去烟台，再转济南，最后到达南京，始得脱险。9月在济南时，他在一封信中写到：“忠冒险由平而津而烟台而济南，刻即赴南京谒委员长，面言一切。......而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际，务望诸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