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姬》中是一种开门见山氏式的倒叙手法—小说一开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形单影只的“我”在归国客轮上自怨自艾、愁肠百转的场景。这种直入式的倒叙手法，会立刻将焦点直接导向主题。因此可以说读者阅读小说的过程，也是探索小说主题的过程。
《舞姬》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小说中穿插的多处心理描写，辅以鸥外“测绘师之眼”般高超的文字技巧，更是加深了这种身临其境感。读者深深地被主人公的情绪所感染：忽感动于他和少女的纯洁爱情，忽又为他在功名面前放弃爱情而扼腕，可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舞姬》以太田丰太郎的回忆方式写成，这其实也是森鸥外自己的回忆录。因而作品中流淌着两个时间：事件发生的过去与正回忆着的现在。这一时间构思注定了森鸥外的内心一叹：无论现在如何悔恨，过去都已无法改变。“呜呼！如何方能消此悔恨？若是其他恨事，或可咏诗作歌消解之，然此恨太伤余心，绝非此等常法可以消解。”他满怀悔恨地回忆往昔，所以反复磋悔，满纸“呜呼”。太田丰太郎在苦苦磋叹，作者森鸥外又何尝不在哀叹着他那屈服于封建官僚社会的自身。身处俗世的他在内心始终企盼着能弃之如敝展般甩掉地位、名誉、金钱的束缚，只追求精神的满足。然而终其一生，森鸥外未能脱下他光耀世人的外衣。或许正因如此，这才留下遗世名言，只一句“愿死而为森林太郎”。 吉田精一说：“《舞姬》是作者对自己深刻的体验加以艺术化的作品。”

《舞姬》与川端康成的其他作品一样，很少从正面去描述爱情。波子与竹原的婚外恋更多是在波子与矢木的婚姻矛盾中来表现的。而品子对香山的爱情，则是时不时穿插在波子的婚姻矛盾和对战争的回忆里。《舞姬》中波子与矢木的婚姻矛盾，以及日本的民族舞蹈和古典芭蕾、现代芭蕾的矛盾，都是在渲染日本战败后民众所表现的不安情绪。
川端康成的作品大都以女性为主题，《舞姬》也不例外，但在《舞姬》中所表现出来日本这个民族的伦理观，多少让人感到难以理解。
与《岁月》一样，《彩虹几度》、《舞姬》也属于：“中间小说”。小说的内容虽然各异，主题却都是写家庭伦理，血缘亲情的。
二次大战前，川端的创作，审美尚未逸出伦理的规范，有所检束，有所顾忌。一方面是作家的自律，一方面是社会的环境。即便战后初期，也较为收敛。据说在《舞姬》发表之前，慑于美国占领军的书刊检查制度，作者“神经颇为紧张”，怕写得露骨，将《睡醒与觉醒》一章中矢木旅行回来后，波子长达几页的回忆，重新改写一过。可是，随着日本社会的“民主化”，川端的创作愈来愈自由放任，如野马脱缰，审美凌驾于伦理之上。“他那不知餍足的审美意识，冲破了道德的框框，奔向可怕的美的地狱。”也即奔向川端所谓的“魔界”。六十年代初的《睡美人》，是这类作品的一个代表，一个“极致”，“道德、伦理、理性巳丧失殆尽”，他深陷“魔界”，已不能自拔。还是哲学家梅原猛说得好：“‘佛界易入，魔界难进’一语，对川端而言，也许是表现他作为艺术家本领的话，然而，川端永远是‘魔界’中的人，他进不了佛界。”

《舞姬》是这样一个悲剧故事：日本留学生太田丰太郎接触德国大学的自由空气，自我逐渐觉醒，对日本官僚产生反抗情绪。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美丽的舞女爱丽斯相遇，爱丽斯无钱安葬死去的父亲，丰太郎出于同情，解囊相助。二人关系本来是纯洁的，但为谗言所害，丰太郎被免职，失去经济来源，在贫困中与爱丽斯同居，尽情享受爱情和自由。但另一方面，丰太郎又不能斩断与故国社会的联系，最后终于在天方伯爵和朋友相泽兼吉的帮助下，选择了步入仕途，抛弃爱丽斯回国之路。为此，爱丽斯精神失常成为狂人，丰太郎内心也留下了不可治愈的创伤。

《舞姬》的发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舞姬》和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作为最早具备真正的近代文学品格的作品，起着里程碑的作用。作为小说的处女作《舞姬》是森鸥外留德纪念作品中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