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鲁迅在酒楼上读后感》由应届毕业生我为需要鲁迅作文素材的朋友精心收集整理，仅供参考。内容如下：

　　《在酒楼上》从叙述形式上观察，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人物“我”在讲述故事，在人物“我”的见、闻中，引出吕纬甫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次要人物叙事的叙述方位，但是，吕纬甫的故事并不是由人物“我”看到的，人物“我”的“见”只限于引出吕纬甫和介绍吕纬甫的肖像神态，吕纬甫登场后，即以第一人称主角人物的叙述方位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吕纬甫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人物“我”只充当一个听众。这样，这篇小说中出现了两个人物叙述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这篇小说阐释中必须讨论的问题。
　　当吕纬甫以人物“我”的方位叙述时，又引进过另一位叙述者的叙述——老发奶奶叙述顺姑之死，这段叙述也是直接引语。从叙述形式看，这篇小说包括了主叙述、次叙述和次次叙述三个层次的叙述。主叙述：第一人称“我——在S城一石居酒楼偶遇十年前的朋友吕纬甫。次叙述：吕纬甫向人物“我”讲述十年来的人生经验。次次叙述：老发奶奶向吕纬甫讲述顺姑之死。

　　《在酒楼上》的不同层次的叙述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研究老发奶奶的叙述。老发奶奶是顺姑的邻居，顺姑一家的日常生活她当然常有机会看到和听到，但是，在小说中，从老发奶奶的叙述看，有些内容并不是亲身的见、闻而来，比如“有时还整夜的哭，哭得长富也忍不住生气，骂她年纪大了，发了疯。”“整夜的哭”、“忍不住”显然已经超越了老发奶奶见闻的权力范围，是一种全知视角了。再如“直到咽气的前几天，才肯对长富说……有一夜，她的伯伯长庚又来硬借钱，——这是常有的事，——她不给，长庚就冷笑着说：你不要骄气，你的男人比我还不如！她从此就发了愁，又怕羞，不好问，只好哭。……”这一段，也没有权力自限。在是否有权力自限这一点上，老发奶奶的叙述与吕纬甫和人物“我”的叙述都不同，老发奶奶只是充当了一个交待顺姑结局并加以评论的说书人。老发奶奶的全知特权，正是吕纬甫叙述的'权力自限的补充。没有老发奶奶的无所不知，这个外在于吕纬甫经验的事件也就不能如此利落地予以了结，这是老发奶奶叙述的功能之一。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替作者设想：如果要利落地了结顺姑的故事，也大可不必再引出一个老发奶奶，完全可以让已经提到的人物阿昭或者“那小子”（顺姑的弟弟）或详或略地或感伤或木然地向吕纬甫叙述，为什么别生枝节地引出老发奶奶这个叙事者？如果考虑到吕纬甫叙述的基调，这个问题是可以解释的。吕纬甫挂在口边上的是“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也还是为了无聊的事”、“也就做了一件无聊事”，他的叙述语调是“无聊的。——但是我们就谈谈吧。”这样，顺姑的悲剧性的死在叙述出来时就必须“扯淡”，年轻的又是亲人的阿昭姊弟都不适合担任这样的叙述者，老发奶奶恰是合适的。“但这也不能去怪谁，只能怪顺姑自己没有这一份好福气”——这是老发奶奶的评论与慨叹，可谓将顺姑之死的悲剧性扯得淡之又淡。将这一具体的人生悲剧纳入一个流行了几百年的陈腐公式，乃是将触目惊心的生离死别化作街谈巷议的一叹，在语调上与吕纬甫的叙述保持了一致性。这是老发奶奶叙述的第二个功能。顺姑之死主因是肺病，次要因素是长庚的诳语，但是相比之下，以当时S城的医疗水平而论，顺姑既已得了肺结核之类的病，无异宣判了死刑，长庚的诳语，对顺姑之死并没有直接影响，顺姑之死，真如老发奶奶所说，“这也不能去怪谁”，生了这样的病，死了，在老发奶奶们的观念中，是非常正常的，至多有点婉惜——“没有福气”。但是老发奶奶淡然的主观叙述中实际包含着顺姑的悲剧，一个现代读者自会在老发奶奶的叙述中，自然地读出。这是因为顺姑作为一个普通的年轻姑娘，不仅美丽、善良、诚挚，而且能干（这在吕纬甫吃荞麦粉的叙述中已有交代），又有如此不幸的遭遇，以至她带着以为自己的男人还“比不上一个偷鸡贼”的心灵创伤死去。这一悲剧性一旦与吕纬甫送花的意向相联系，就具有了对吕纬甫产生影响的力量。

　　《在酒楼上》主要讲述了一个“我”回乡后来到昔日常去的小酒楼一石居时，与旧同窗吕纬甫偶遇，听他讲诉人生悲惨境遇的故事。虽然小说的内容很简单，但是却发人深思，给人以震撼。

　　鲁迅在该文中一方面极力批判知识分子改革的不彻底，另一方面又努力讴歌诚和爱。

　　《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曾是一个激进的革命青年，在求学时和同学们同到城隍庙去拔过神像的胡子，还因为激烈地争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但是却因为屡遭挫折而变得一蹶不振，不再激进，变得顺从。小说对吕纬甫的命运遭际，一方面寄予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批评了他以“模模糊糊”的态度对待现实的消极情绪。鲁迅是将他的这种人生态度作为彻底反封建的对立物来加以针砭的。在这种针砭中，正寄托着鲁迅对于知识分子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的殷切期待。

　　吕纬甫由于“心死”而背弃了高尚的人生境界，变得苟且偷安，混混噩噩，甚至为了糊口而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去教给孩子们充满了封建毒素的《女儿经》之类的东西。这无疑是非常可悲的事。他由一个激进者而退化为一个落荒者了，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当年在与同学争论改革中国方法时，他若不是对自己的主张十分自信，是不至于与同学打起来的，而这“打起来”，正表明了他的激情升腾到了何等狂热的程度，及至悲叹“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他也就自然分外失望。过分的失意使他堕入颓唐。

　　吕纬甫虽然浑浑噩噩地度日而无力自拔，但他在思想上却是十分清醒的，并且怀着难耐的隐痛，充满着自责。他说：“……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到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他甚至颇为尖刻地讽刺自己：“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下，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他说的很坦诚，很符合实际，却也很痛心。他显然是不满于这样的人生的，但他的人生却确实是一种蜂子或苍蝇飞旋似的悲剧，然而他又不得不像蜂子或苍蝇似的盘旋回来。正是由于他的头脑很清醒，对于自己这种可悲的人生有着深切的认识，这就更加深了他心灵的痛楚。小说在对吕纬甫的悲剧人生的严峻批判中，晓示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可重蹈他的覆辙。

　　可以说，吕纬甫的人生悲剧是当时相当一部分新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的真实写照。

　　这篇小说的艺术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动人地展示了主人公吕纬甫的感情世界。它的主要内容与情节是在“我”与吕纬甫的对话中展开的。这样的艺术构思，便于表现人物之间的感情交流；又由于叙事中夹带者抒情意味浓重的议论，感情也就袒露得更为分明。“我”同吕纬甫在酒楼上不期而遇。旧友相聚，不免反顾往事，互通长短。吕纬甫还向“我”细细地讲述了两件小事：他说，这次他来S城的目的，一件是奉母命为三岁时夭亡的小兄弟迁葬，另一件是，母亲要他给旧时的邻家姑娘阿顺送两朵剪绒花去。两件事他都办得不如意。小兄弟的墓找到了，但谁知掘开墓来一看，墓穴里连尸骨的影子也没有，连最难腐烂的头发也不见踪影了，但他还是迁了点原处的土去埋在父亲的坟地上。母亲叫吕纬甫给阿顺姑娘送剪绒花去的原因是，阿顺小时候曾因为羡慕别的孩子头上戴着剪绒花，“自己也想有一朵，弄不到，哭了。哭了小半夜；就挨了他父亲的一顿打，后来眼眶还红肿了两三天的缘故。然而这次吕纬甫带着从外省特意买来的剪绒花来找她时，她却早已不在人间，吕纬甫便把剪绒花送给了阿顺的妹妹阿昭（虽然他“实在不愿意送她”）为的是回家后好对母亲说“阿顺见了喜欢的了不得。”这两件事都是很无聊的，“等于什么也没有做”，但他却都做得很尽兴。

　　那么，吕纬甫为什么要尽心于这种“等于什么也没有做”的事呢？作者又为什么对吕纬甫在做这两件小事时心态加以描写呢？不错，吕纬甫已在政治上变得颓唐了，但从他做这两件小事的情况来看，他毕竟还是一个具有善良之心、且为人诚恳实在的人。在迁葬的过程中，辛辛苦苦地在雪地里忙碌了大半天，如果仅仅是为了骗骗母亲，他是无须这般一丝不苟的，看来还是出于兄弟之情、母子之情，不这样尽职地完成“迁葬”，他会过意不去，会留下感情的负累。送剪绒花的事亦复如此：一是为母亲，这是母亲的一个心愿；二是为阿顺，如他自己所言：“为阿顺，我实在还有些愿意出力的意思的”因为往昔邻里之间亲亲热热的温馨的记忆，吕纬甫是不能忘怀的，而且他希望这次送去剪绒花对阿顺少年时代爱美之心受到打击能有所补偿。吕纬甫的心地善良、真诚待人的品质，在处理这两件小事的过程中，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却在大事上变得浑浑噩噩了，他对于改革社会已失去了信心，也不再追求了，他对于教《女儿经》这样的事也采取“无乎不可”的态度了。在讲完剪绒花的事之后，吕纬甫说：“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糊糊。模模糊糊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去’去。“我”批评他之后，他诉说了自己的不得已：“……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然而同时也就满脸通红，“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他感到悲哀，感到惭愧，心中有着一种无可排遣的苦楚。正因为他是一个品质很好的青年，他的由激进变为消极，颓唐，放弃了改革社会的高尚目标落荒而去才更令人感到惋惜。

在酒楼上读后感
读罢鲁迅的《在酒楼上》,心头便不由得多了几分沉重。文章读来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忧伤,压抑,甚至是愤慨.我想这便是鲁迅的味道吧!文字并不华丽,却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细读.仿若可以感受到鲁迅在风雨中的呐喊,也许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在酒楼上》讲述了“我”回乡后来到昔日常去的小酒楼一石居时，与旧同窗吕纬甫偶遇，听他讲诉人生境遇的一篇小说。内容很简单，却发人深思，给人以震撼。
作为主人公之一的吕纬甫曾是一位有志青年，可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酋，他指点着江山，激扬着文字，视万户侯如粪土。他曾慷慨激昂地讨论过民族大业;曾不顾一切地与封建礼教作斗争;曾无畏地冲进城隍庙拔掉神像胡须。然而残酷的现实却让他变得颓唐，以至于绝望，他放弃了立场，失掉了梦想，甘心于以教四书五经度日。这前后鲜明的反差不禁让人感到社会的黑暗。吕维莆说过这么一段话“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飞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很可爱，也可怜。可不料现在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似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命运亦大多如此。你在街头看到一个不起眼的老头，或许他曾和如今的你一样青春无限，满是宏图大志;或许他曾风光无限，万人追捧，却终究马失前蹄，荣华富贵如过眼云烟般消逝了。便如同小狗开心地追逐着自己的尾巴，却不知自己不过是绕了一圈又一圈而已。然而对于那个时代的吕纬甫而言更有一份作为知识分子的悲哀，那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知识分子受着非人的压迫与摧残，他们在矛盾中挣扎，彷徨，进而绝望，失了人格，成为了行尸走肉。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文中的“我”。在他眼中“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想来这花便是“我”吧!更是鲁迅。红花在雪中怒放，开得如火，不正是鲁迅在黑暗中愤怒，高喊。他为吕维莆的改变而心痛，更为无力改变这吃人的社会而无奈。文中有这么一句话“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是一个客子”其中自然有对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感慨，但我认为更加折射出其在改革社会，教化民众的道路上走得形单影只的惨象。南来北往都不过是一个过客罢了，但是缺少志同道合的伙伴的鲁迅并没有被现实所打-倒，他依旧顽强的走着。正如鲁迅先生自己所说的，“希望是本无所谓又无所谓无的，这条路还是在于你如何去走。”如果你的眼中有希望，那么即使前路再迷茫，心也是光明的，坚定的。自然不会被现实所打-倒了。
鲁迅一路走来，一路挫折，但并没有被挫败。他是一个无畏的强者。如今的青年自然不用承受如此，但也面对着很多抉择，诱-惑，生活依旧残酷。我们或是如那鹅软石锋芒尽失，只会圆滑处世，抑或是坚持自我，无畏世俗种种。这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