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刚刚读完《曾国藩》最后一部《黑雨》，看完后内心澎湃，陷入长思。
大三时利用闲暇时间读完了《张之洞》，在看的过程中觉得行文古朴，意境幽远，并带有一种严谨的纪实风格，很少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有点看报纸的意味。而且文中无时不流露出一种“经世致用”的意味。谭嗣同、桑治平、张之洞……尽管我个人认为张之洞的办事才能不如桑治平，张之洞更像一个书生，一个学者。
读完《张之洞》后就开始看《曾国藩》。《血祭》卷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残忍刻毒，昏庸愚昧但又极有魄力的书生曾国藩，也看到了太平天国的石达开，两相对比，前者是个天资中庸的老实人，后者是个胸襟博大而且极有军事天赋的英雄。
《野焚》中曾国藩的境界就开始提升了。罢官后遇到丑道人，并向丑道人求解病之道。丑道人的论道核心是老子的“柔”，在劝曾国藩消除戾气、去除专横的同时，也消除了曾国藩的心病，以至于后来曾国藩的做人境界得到了质的飞升，在办事方面也进步了一点。但还是不能和左宗棠、石达开、李秀成这类人比军事才能。毕竟，老曾的本质是个书生。本卷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进行到了白刃化的程度。对两军战争的描写虽说在细节上不够具体，但把那种冷冰冰的战争氛围写的很到位——好像回到了远古时代，人与人之间那种为争夺财富、生存而只剩下兽性厮杀！！只有不断地厮杀！杀！杀！杀！看得人血脉膨胀！除了杀、夺以外，没有任何人性。这也是曾国荃做人核心思想。对，本卷中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人，就是曾九爷。
曾国藩和曾国荃这两人，长的很像，名字也只有一字之差，但这两人的思想却大有不同。在对太平天国取得极为艰难的胜利后，曾国荃放任手下不顾一切拼命烧杀掠夺，没有其他，只有财富！财富才是一切！财富才是王道！老子一生拼了老命也要荣华富贵！手下们也通过卖命后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这才是硬道理，这才是王道！所以曾国荃赢了！尽管这其中有很多运气，但如果是曾国藩带兵的话，估计士兵不会那么凶狠！也估计会取得失败。在战场上，只有财富能激发出人的兽性！曾国荃想到了这一点。当然曾国藩不是没想到，只是，他是君子，他要忠君报国，他要纪律严明，他也绝不会放任手下去做人畜不如的事！
后来看到这里我看不下去了，陷入长思。因为我发现像曾国藩的这种勤俭克己等等崇高美德在当今社会几乎绝迹了，在如今一切都围绕利益的现代人眼里，估计只有“原始人”才会这样去做。同时我也发现，曾国荃的“利己”思想，极为贴近现代人的心里，也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能深深的引发共鸣。尤其是那些在公司里排兵布阵冲锋陷阵又有头脑的总经理。这社会谁还讲道理啊，谁讲谁是傻逼。
最终卷是《黑雨》，在这一卷里，老曾更加小心翼翼，九爷依旧挥金如土。当然没有他大哥估计他脑袋早搬家了。这一卷里涉及了更多的政治斗争，比如津案、马案。我也从中见识到了老曾的文采，更多的是他的官场谋略，也可以说是一种虚伪心机，这些放到当代官场依旧适用。他的官场智慧确实完爆左宗棠，左宗棠就像一个情商低下的弱智，除了打仗啥也不会。
最后老曾在一个黑雨飘落、凄惨凋零的夜晚离开了人世，也离开了即将灭亡的大清帝国。
不得不说，我也曾以为唐浩明写的很多是真的，后来在百度上查了一下，才发现真实度仅有15%左右。妈的，被老唐给忽悠了。不过老唐写的那种感觉确实蛮真，不像二月河给人一种很强的戏剧意味。二月河写的《雍正皇帝》我看了两卷，正在看最后一卷，里面涉及到了法术、武功，有时我觉得像在看武侠。当然，他写的也有文采，而且更具有阅读性。
只是，我在二月河的书中往往只看到一个人好的一面，看不到他不好的一面。而唐浩明写的曾国藩、曾国荃、胡林翼、张之洞等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缺陷。要么虚伪，要么贪财，要么早逝，要么目光短浅，缺乏变通。这就是他的作品给人真实的原因。
虽然唐浩明写的也是戏说，但是小说往往也是另一种真实。它的情感，它的潜台词，比历史富有更深的含义，也能给人更多启示。
这是我的博客里唯一一篇博文，有兴趣可以去看下，我也看了很长时间唐浩明的书。新浪博客，紫树先生

直道是身谋－－《曾国藩传》读后感直道是身谋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求收获，但问耕耘。
曾国藩非常自信地认为，只要立志不摇，奋发努力，他的目的是可以达到的。他说：“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翰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概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心之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几，就是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露出苗头，所谓“研几”就是抓住这些苗头加以认真研究，从而发现其发展趋势和利害关系。其“克己之法”就是通过静坐、札记等自省工夫和相互讨论，将一切不合封建圣道的杂念消灭在微露苗头之时，以使自己的思想沿着地主阶级圣人贤人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并且将学术、心术、治术联通一气，使学问得到增长，道德水平得到提高，从而逐步体验和学习治国家的本领。这就是理学一整套修齐治平的理论。
【评介】过去仅知道曾国藩是一个刽子手，疯狂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在历史书上把他定性为因循守旧的顽固派，维护封建纲常，仁义道德的卫道士，所以在印象中曾国藩是一个干瘪的枯木老头。然而他的思想却影响了国民党、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他的门生故吏遍及清朝，他的思想甚至影响三湘大地数百年。读过关于曾国藩的几部书后，渐渐感到曾国藩身上捆绑的不仅只有仁义礼智、及忠字当头的迂腐，他自中国文化中汲取的还有上下五千年的精华。
一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有一篇轶事讲有幕宾给曾国藩的评价是：公德厚，人不忍相欺，曾颇为自豪，曾国藩在家书中曾说：“在京兹，多负雅讼。”从他的修身养性方面可以看到。传统道德对他束缚何等严格。我认为：传统的伦理道德观有相当部分是足取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我深信孟子的“浩然之气”作用是极大的，他那“充沛天地”的气概应该是来源于对善的追求，以美好的意愿感应外物。
在历史上，大凡有作为的人，甚至包括蒋介石在内，巨夫伟人的横空出世都是伴随着“圣贤精神”的。曾国藩也不例外，他克守封建礼教，理学修身养性的功夫，尤其是他那“无事心在腔子里，有事专一不杂”是清心的绝好偈语。而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慎独”“无时不恐，无时不敬”，又应该是直道的行为。
有时，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心清、神清表里如一，不染尘埃，那么无论它为王侯将相，或为市井小厮，都是一份与天地合的舒畅。
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各种传统的观念都在承受着强大的冲击，那么处世立身之“本”到底还是不是“清心”？我常疑惑于此，但无论如何“清心”是重要的。
二
秀干终成栋，金铜不做钩
清心，直道的作用大抵在此，秀干成栋是必然趋势，也是这社会轮回一个理性的方面。凡成大业者，均不是游手好闲中得来的，没有一番风霜的洗礼，长不成大树，不经百炼，难以成钢绕指柔。
曾国藩，这个乡村小地主家庭的儿子，没有把眼光仅局限于湘乡的狭小天地，尽管他的理想只有忠君，为封建统治做一名卫道士，但他读书时的意气，明显是有为民请命于水火架式的。正源于此，他才为自己制定了以“勤”为首的处世戒条，时时激励自己，勉励斗志。
在此，我还想说一下命运，前生注定等轮回的事。在《黑雨》《血祭》中有关于曾国藩家坟地的描写，风水好，注定封王拜相。或许地理与人的将来命运没有必要的联系，但人自身的能动性却应该是在影响着将来的命运，没有必要将成功看的过于神秘，它与古往今来的一切神灵都没有关系，惟与自己的素质有关。这种素质包括信念，与人格力量的完善，人的意识与时代环境相结合、相交融，便能够感应一种玄妙的警世之音……
曾国藩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如此强烈的自我意识，自我往向却非一时半刻所能形成的。那种不可遏制的欲望唯有勇武之人方能取得。“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诚然无人可御，一个人的意识，充分发挥到驾驭自我行动的境界，则任何艰险都不在话下了。
任何成功都非偶然因素的巧合，无论从文化结构，人格力量上面，都是长期锲而不舍，一丝不苟的努力中得来的。一事一时的得失成败由于偶然事件的存在，其特殊性或许过于明显，但一个趋势及一个思维循“规律“的发展，便是长期作用的结果。
主体的强烈自我意识，在历史上是如此的令人咋舌，戴高乐的《剑刃》希特勒的《我之奋斗》都是在没有任何端倪出现时，行为主体对未来社会的强烈感应。与陈胜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有相同道理，任何“天才”都能跨越时空感应自己的未来。而且他们在这方面表现的又是如此强烈，如此坚定。
曾国藩为成国栋的宿愿，便投以完善自我的诸方面努力，从“勤”以治身到“畏”天命，无一不是在为了自己的目标在努力。
我不否认天才，也不否认主体意识的能动性，我认为凡一个巨夫伟人的出现，莫不以这两者为根本的。
优胜劣汰，胜王败寇，积腋成裘便是轮回。
三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做为出身封建地主阶级的曾国藩来讲，他唯一的选择是维护其阶级的利益。曾国藩所接受的一切教益都是忠于封建王朝，严守君臣父子的仁义道德。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次数很多，成功者寥寥无几，而领导这些起义的领袖也极少有从《论语》《中庸》的教化中走出来的，大多是躬耕垄亩间的奴属之辈，为争取自由、平等而“舍得一身剐”的，任何人都代表了一定阶级的利益。
如果没有洪秀全，或许也没有曾国藩，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任何时候都不如在战争中有中流砥柱的作用。
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工作的人便是“聪明人”。
在历史的定性中，我想依旧应该给曾国藩以“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评价，但不应责怪他，这也提示我们应时刻警惕与社会上最先进之力量相结合。
四
史册有遣训，无贻来者羞
短暂的人生在脉脉的历史长河中根本没有比例，人的生命微弱一面在强大的自然面前又显得那么突出，看到一颗流星的飞逝，和黑夜中一星火光的熄灭而悲哀。人太微小了，在一条狭隘破旧的里弄中便可以住上如你我一样的几百口人。人太卑贱了，在弱者面前的趾高气昂，君然头上，而在大自然的风暴，海啸山崩中栗栗如一介提儿。从哇哇坠地到撒手西逝的过程中，大多人是为了吃喝，维持行尸走肉的存在。
然而人类依旧生存着，维系人类繁衍续种的是有一种精神存在。盘古的开天、夸父的逐日、共工的触不周山、刑天的舞干戚，这是几十万年浸淫于人类血液中的信念。这信念的巍峨、坚定，带领人们走出黑暗，走出恐惧。
千尺倒挂，支柱撑天的气概在给我以力的撞击。
人生是艰难的，她的吸引力之处在于黑暗掩不住光亮。为理想中的光明去求索，为艰难的人生留下些什么，这就是无悔人生。

　　当品读完一部作品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获，需要回过头来写一写读后感了。你想知道读后感怎么写吗？以下是我整理的曾国藩传记读后感，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曾国藩传记读后感 篇1

　　近来读曾国藩传记类书籍，很敬佩这位晚清名臣对世事的练达，对天下大势的预判。时势造英雄，没有太平天国之乱，晚清不会出曾国藩，就不会有所谓的“中兴”之论。历史向来很轻佻，玩笑间就把这人间的家国天下给弄的面目全非。

　　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曾国藩之论可谓确实。太平天国14年，乱了中华半壁江山，异端邪说、残酷屠戮，有清以来最大的国乱之殇。时至18世纪末，全球文明方兴未艾之际，中华民族却遭受如此惨遇，不能不说文明之颓，民族之祸以此为甚。

　　曾国藩忠君之论固然习自千年儒学之教化，然放眼当时的世界，实在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太平天国之逆正是这些自谓大儒的儒学大家教化的结果。儒学眼里有君，权力之下养儒独权。儒学最终异化成上位之工具，权力之势下赏玩儿的优伶戏子。有国学大师如今讲国学，还在字挑句论、旁征博论的赞赏祖宗的英明伟大，殊不知就算一个黄口小儿，集2000年之时间，话语留存也能摘出几句人话来。儒学之祸，异端邪说在先，才会有太平天国愚民造祸于后。

　　儒学之惨剧于中华民族实在是千年大殇，扼杀了文明的萌芽，终于让文明胎死腹中，错过了与世俱进的文明巨流，惨遭世界淘汰，羸弱屈辱达一个世纪之久，时到如今余祸不断。笔者对当今的国学热很是反感，循经导轨，翻古引今，实在是文明之世的逆流。如果我们自诩的国学大家们，能够看清如今的文明发展大势，不再故纸堆里找出路，然后引经据典的指导今世，中华民族或许会发展的更好。

　　儒学之妖在于傍权为美，一个个软骨头教化出来的东西，实在是愚昧的妖孽。时到如今，中国还没有一个学识大家，能够研究透自17世纪以来，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潮和未来发展的大势。动辄还以几千年所谓的文明自居，简直是愚昧至极。

　　曾国藩之遇，是机遇弄人，时势造势。于晚清则幸甚，于民族也是一种幸甚。败颓相比，历史总算对中华民族不薄，选了一个相对轻一点的。然，假如没有太平天国之祸，就不会有曾国藩之遇，文明东进，历史或许改写。历史没有假如，也不会有假如。曾国藩之后，戊戌变法之败，孙氏党国登场，中华民族还是没有赶上文明发展的大潮，往邪路一路远奔。

　　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亦即太平天国灭亡三年之后，所谓“中兴将帅”之首的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曾作推心置腹的长夜之谈。言及晚清之势，曾曰：“京中来人所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曰：“天下治安统一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德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势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根本颠仆，而后九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曰：“本朝主德正，或不至此。”赵曰：“主德正矣，而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曾国藩哀叹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

　　曾国藩之哀实其所幸，一代抱忠大儒，功业与主同腐，也算得偿所愿。此番谈话后，不出赵烈文所料，45年后清亡。国乱也果不出赵烈文所言。曾国藩的宗社之陨却也不是民族之福，可见历史的规律与文明发展相辅相成，岂儒学之能为？

　　曾国藩传记读后感 篇2

　　近人对曾国藩非常推崇，毛泽东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对曾国藩也是视若神灵，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蒋介石将他安置在溪口读书，交给他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传》描写了曾国藩从一个睚眦必报的孩童一步步成长为一位大儒名臣，反映了他从事道德修养的心路历程。读这本书可以让人感觉到原来成功是如此简单；原来成功人士也具有很多普通人的诸多缺点，只是他们懂得如何去克服改正；原来成为一名成功人士是有迹可循的。

　　曾文正说：“开国之际，若汉唐之初，异才、畸土、丰功、伟烈，飙举云兴，盖全系夫夫运，而人事不得与其间。至中叶以后，君子欲有所建树，以济世而康屯，则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欲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

　　他的意思是说，朝代建国之初，奇才异士不胜枚举，这靠的都是天运而不是人的努力，正所谓乱世出豪杰；在朝代的中期，君子要想建功立业，天运占一半，人的努力占一半；而在朝代的末期则主要靠忠和勤了。这段话的描述虽有偏颇之处，但是他肯定了一个人在自身成功道路上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

　　曾国藩从小并没有表现出多少超于常人之处，相反他个性内向、尤好报复、天生一对三角眼似闭非闭，人称“闭眼蛇”。而且资质平平并无天赋之才，两次考取功名不中，最后是在不懈的勤奋钻研下考得功名。之后他在于太平军对抗中，由于自己刚愎自用、不擅指挥等原因遭到多次失败，并三次跳河自杀未遂。但是，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曾国藩并没有长期沉溺于此，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不断自我反省、惕厉自己、吸取教训并最终成为一名为后世推崇的大家。

　　在曾国藩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中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喜欢把提高修养的做法具体化并罗列成条，以便于实践。

　　他把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得推己及人用来教导自己兄弟子女和族人，在这种家教的约束下，曾家和睦旺盛，人才辈出。他的儿子曾纪泽就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曾据理力争的为我国收回了乌宗岛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带，维护了我国的`主权。

　　曾国藩家训中，分门别类的涉及了养心、求学、居家、交往接待等方面。相信即使对于今人，若能按照家训中的道理行事也必能成就一番大事。

　　曾国藩家训中，有两处我感触最深：一是他提到，“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也就是读史时要做到设身处地，好比自己正在于当时的人对答应酬。如果遇到当时的事，你自己会怎么做，应该择其善者而取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二是，他提到“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乎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若平日盛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适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抽，所谓修调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则必巧伪媚久矣。”

　　也就是说，在写文章时即使有真情要倾吐，可是道理却无法表达清楚，从而不得不临时去探寻义理，而义理并不是一时就可以获得的，于是只好去追求字句工整。以至于作文时沉溺于雕字饰句，想通过巧言来取悦于人，而修辞立诚的宗旨早已荡然无存，这就更为拙劣了。

　　我写东西的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困扰，明明自己有很多感情要抒发可真正开始写时，却发现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情感，以至于不得不冥思苦想一些好的句子，到最后想一吐而快的情致往往被破坏，文章或不了了之或索然无味。一直以为这是自己才疏学浅的表现，没想到在曾国藩家训中竟然有类似描述，看来这是初写文章人的通病。而要解决这个困境的办法，曾国藩有提到那就是要多看书、多思考、多积累。

　　19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曾国藩一直用“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来自嘲自己。相比而言，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