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咏项羽》
《鸿门宴》所叙述的是项羽，刘邦在共同灭亡秦国之后，范增见刘邦有雄视天下之心，因此举办了一个暗藏杀机的宴会，准备除掉刘邦。而刘邦最终在张良，项伯，樊哙等人的帮助下逃离楚营的故事。
项羽，昔日的楚霸王，多么的威风，多么的不可一世！但因为与刘邦争天下，兵败垓下，最终落个乌江自刎的下场。归根结底，都是他桀骜不驯，犹豫不绝的性格让他在鸿门之上错过了一次刺杀刘邦的绝好机会。就这样，一个唾手可得的江山被拱手送人。多么的可悲！多么的残忍！项羽压根儿就没想到他所见的种种，皆是刘邦之计。所以，“古之成大事者，不可拘泥于小节”。
曹操，历史上的奸雄。这是基于人们个人爱憎基础上给予他的名字。让我们正视历史：“曹操，字孟德，诗人，军事家……”这些是什么？——这没有什么，仅仅是因为他当断则断，遇事有魄力，当他诛杀孔氏后人时，正是因为他的铁血，后世才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典故。若不是他的能力，他的性格，何以三足鼎立，统江山；又何以有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壮诗篇。
项羽之所以失江山，刘邦，曹操之所以得江山，正是因为个人人格。项羽的桀骜不驯让他孤注一掷，让他呈匹夫之勇，让他兵败垓下；而刘邦，曹操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性格，让他们招贤纳士，让他们统帅三军，让他们“该出手时就出手”。当然结局也必然有不同，一个既失江山，又失美人，另一个则建立千秋功业。
就个人观点而论，项羽——我崇拜，但只有一个叹惋——英雄短命；刘邦，曹操——我尊重，但他们也只有一个评价——书写历史。
好的个性——好的人生，让我们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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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很多年前，有人约稿，说是给青年学生推荐点文史类的经典，很多人写，然后凑成一本书。写什么好呢？约稿人说，你就拣历史方面自己觉得重要的书，随便写，字数在三千字左右，当然，最好通俗一点。我依命行事，临动笔，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么够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万选，未必合适，为稳妥起见，还是写两本我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的书吧，一本是《史记》，一本是《观堂集林》。但文章写成，没有下文（眼下，这类书倒是大为流行）。最近，承张鸣先生不弃，要我为《新东方》奉献小文，我素无积稿，翻箱倒柜，只有这点东西在。现在拿出来，真不好意思。书是很普通的书，话是很普通的话，难免老生常谈，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说不定，还有什么狐狸尾巴，让人抓住，也保不齐。我只能这么说，这两篇旧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问题，我是认真想过，其中还是有一点心得体会。
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

［原文］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洁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
　　——摘自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说服力强之效
　　——毛泽东读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5页）
　　［解析］
　　赵充国是西汉武帝时人，曾任后将军，封营平侯。对匈奴和西羌等当时的边患事务非常熟悉。从武帝到宣帝，他在抗击匈奴，招降西羌方面，屡立奇功。赵充国很有战略眼光和策略水平，常常从事实出发，充分说理，上书汉宣帝，接受他的主张。毛泽东很注意赵充国的这个特点，读《赵充周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划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还细心地改正了一些错别字。
　　汉宣帝时，为巩固边防，招降西羌，赵充国提出屯田政策，共有12条，称《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其中主张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可以就地解决军粮，克服运输困难，可节省国家开支，还能达到以逸待劳取胜入侵之敌的目的，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到。”在一本《汉书》里，毛泽东对这12条逐字加了旁圈的有10条。
　　《赵充国传》说，他关于屯田的疏奏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儿子劝他按皇帝旨意办，不要送奏折冒风险，他不但不听，还说儿子“不忠”。结果奏折送上后遭到皇帝拒绝。赵充国不甘心，又上书申述自己的意见，这样反复多次。汉宣帝对赵充国的奏折，每来一份，都交给大臣们议论。开始时，赞成的人只有十分之三，然后是十分之五，最后有十分之八的人都赞成了。先前反对的人，也大都心服口服。毛泽东很注意这段记叙，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划三个大圈，批注道：“说服力强之效”。
　　50年代后期，有一次毛泽东召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到中南海的一个露天游泳池同他一道游泳。游罢之后上岸，他手里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时，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还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第16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这里，毛泽东颇有今古同况之慨。在其革命斗争实践中，也出现过赞同他的人由少渐多的现象。我党认识毛泽东路线方针的正确，是存在一个过程的。
　　此外，毛泽东对《赵充国传》里表现赵充国军事才能的记叙，也有很多批画。如赵充国打仗时，重视侦察和备战，每到一处，都修固营垒，尤其爱护士兵，计划周密后才出击。有一次领兵渡河时，万余名骑兵通过后，突然与上百名敌人骑兵遭遇。赵充国说：兵马都已疲倦，敌方皆骁骑，恐是诱兵，不能迎战，“小利不足贪”。又一次，敌方败军渡水逃跑，退路很窄，赵充国却缓行追击。有人主张快追，赵回答：“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结果，大败敌军。赵充国主张：“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等等。对这些记叙，毛泽东都有圈画，很为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