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的脚步进入1661年的时候，清朝第3个皇帝康熙的登基，中国迎来了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段盛世，此时，人类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
15世纪末，欧洲的航海家们开始征服海洋，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和贪婪掠夺，世界逐渐连接在一起。从此，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孤立于世界之外而存在。
18世纪后期，英国的工业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的大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股汹涌的浪潮不可阻挡地邂逅了中国，沉浸在康乾盛世中的人们全然不知这盛世亦正面临着一场厄运。正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利益和霸权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已经扩张到东方，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即将到来，中华民族百余年艰苦卓绝的伟大复兴历史由此拉开序幕。
在140年前的1866年，马尾造船厂的建立确是一件备受关注的大事，船厂的创办者左宗棠在奏折中说：“修建造船厂的目的是欲防海之害，肩负着如此重大的使命，中国第一个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现代船舶修造厂在小镇马尾动工了。马尾造船厂开始修建的26年前，危机从海上而来。1840年6月，集结在澳门沿海之外的英国舰船出发北上，入侵中国。此后两年中，清政府屡战屡败，最终被迫议和。历史学家将这场战争称为鸦片战争。古老中国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史。中英之间为什么会爆发这样的战争，它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这一切看起来好像与两种植物有关的贸易引起的－英国人的鸦片和中国人的茶叶。
对于工业革命后生产能力激增的英国来说，扩大世界市场是它最急迫的愿望。中国邻邦印度此前已沦落为英国掠夺原材料倾销工业品的殖民地，为了获取利润，英国殖民者在中国人中制造了一种需求－鸦片。以此在40年的时间里，掠走了三、四亿两的白银。马克思曾谴责道，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英国议会最后以5票的优势否决了反对党提出的反战议案，鸦片战争爆发。
在这场从海上而来的挑战中，完全没有准备的清政府遭遇了完全没有预料的失败。道光年间的中国作为东方的大国，拥有80万的兵力，而英国派出的远征军初期只有7000人，到战争结束时也不过2万人，偌大一个帝国为什么败于远道而来的英军。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几乎没有中国人意识到双方在社会制度和生产力上的差距，长期的闭关锁国封闭了中国人的眼睛和心灵。而英国人很早就对双方的差距了如指掌，并为战争做了周密的准备。
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块界碑，以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等为主要内容的《南京条约》记录了中华民族在西方殖民者的枪炮逼迫下堕入近代的屈辱，彷徨和困惑。自此，中国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战争结束后，当得知英军已撤出长江，道光皇帝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下令沿海各省撤军，清政府的军政大员弹冠相庆，中国的一切仿佛又回到原点。
1841年8月的一天，遣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在镇江与老朋友魏源会面，林则徐将《四洲志》交给魏源，希望他能编纂成书，唤醒过人了解世界。一年之后，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的中文著作《海国图志》完成了。魏源的一句“师夷长技以制夷”带着理性救国的态度写出了第一代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对国家前途的思考，然而这却是一次无声的呐喊。1840年的炮声无法惊醒一个沉溺于自己深厚传统的天朝迷梦。第一代探索者的声音是这样的微弱，变革连萌芽都没产生就已结束，大清王朝对于近代世界仅有的一些认识无声无息的消亡了。
就在这一时期，历代封建王朝由盛而衰的周期性危机在清王朝再次上演，1851年反抗清政府统治和西方列强入侵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义不仅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而且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资政新篇》。然而，这场历时14年的农民起义却被清政府镇压了。
而此时，大英帝国的工业制成品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铁路里程和机动船舶数量达到世界的一半，依靠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英国成为全球最强大富裕的国家。
疯狂的帝国主义扩张没有给清王朝喘息的机会，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14年后，危机再次从海上来。这一次，侵略者直接逼近了大清国的首都。1860年的10月18日，英法联军焚毁了圆明园，同时也焚毁了士大夫心头虚幻的“上国尊严”。内外交困之下，1860年12月24日，咸丰皇帝不得不发布了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第一个“上谕”，此时，距离鸦片战争已过去20年，清王朝丧失了20年革新图变的宝贵时间。以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为起点，中国近代第一次由清政府主导的自救探索开始了，史称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风生水起，以军事工业为主的近代企业出现了。洋务运动能够帮助清王朝实现国家的自强吗，这是否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方向呢？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中国陆军更是一败再败。为什么大清国会败于近邻日本呢？第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第二是经济技术的落后。洋务运动期间，中国自主修建了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1881年建成后，清政府却认为火车震动了东陵的先王神灵，因而禁止使用机车，此举暴露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与时代大潮间的巨大落差，此时，欧美各国已进入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残酷的现实证明，洋务运动无法实现自强的目的，不是中国现代化的方向，究竟什么才是救亡的良方呢？
1895年，严复在《救亡决论》中指出，如今中国不变法则必亡。1898年严复再次为中国人敲响了解放思想的警世钟，翻译了赫胥黎的著作，取名《天演论》。
1894年，孙中山北上天津希望拜见李鸿章，表达自己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于新政的主张，却遭到了拒绝。失望的孙中山远赴海外开始以革命的方式探索救国之路。而此时，康有为想用变法维新来挽救清政府的危亡。1895年春天，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千余名举人共同发起了“公车上书”，提出变法主张。
中国人用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认识到，打败中国的并不是坚船利炮而是西方的制度，康有为的主张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1898年6月11日，戊戌变法就此开始。但是仅仅103天后，维新派的改革被迫终结。对于亟待变革的中国来说，失败同样宝贵，作为中国近代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将封建思想打开了一个缺口。
19XX年，甲午战争失败5年后，列强再次侵入北京，这一次是8个国家的铁蹄，整个中国仿佛都被撕裂了。19XX年9月7日，清政府与11国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此，清政府的战争赔款总额高达7亿2450万两白银，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总数达几百个之多。清王朝已经完全沦为一个对内不能保护国民尊严，对外不能捍卫国家主权的腐朽没落的政府。
20世纪的中国，一个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那就是革命。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120余人在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半年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大清王朝土崩瓦解了。
辛亥革命是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使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中国人民思想也由此获得一次巨大的解放。然而，辛亥革命又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谁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谁能让中国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将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呢？

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
　　——读《重说中国近代史》
　　我们关于近代史的知识，大多来自初高中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大学的政治历史公共课。因此，一提及中国近代史，脑中浮现的便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如何被西方列强欺凌、清政府如何腐败以及资产阶级软弱等画面。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学者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将带领我们走出传统历史叙事的固定观念模式，从新的角度认识这段历史。诚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还原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挖掘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在书中，作者通过阅览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试图为我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叙事，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解读视角。
　　作者首先批判了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三妇”心态，即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怨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历史；泼妇心态认为一部近代史即是反抗西方列强欺压的历史；情妇心态则认为纵然我们被欺压了，却因此而获得了进步，好似非此不可得救一般。心态问题是我们看待近代史时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上三种心态显然不足为取，终究应该尽可能客观的对待近代史上发生的一切，正如作者所言：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
　　关于鸦片战争，作者将之视为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在这一部分作者打破了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的两个神话，即：“忠奸格局”的神话和“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根据“忠奸格局”的逻辑，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忠臣，穆彰阿、琦善等人是奸臣，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当道，如若林则徐一直被重用战争的结局可能不会这样。很显然，这种叙事逻辑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林则徐并不能挽救清朝的败局。鸦片战争之时的中国已经在经济、军事、观念等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这才是战争失败的关键。至于“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则意味着如果能发动百姓，也即发起群众运动，战争的结局可能被改写。因此，正统近代史给予“三元里抗英”以很重的戏份，然而作者认为三元里抗英时间是经过我们长期演绎加工而成的，事实上英国只损失了一人。缺乏组织且无先进武器的群众也难以挽救清朝的败局。
　　农民起义一直是帝国的古老命题，所谓“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即是此规律的又一表现。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在作者看来其最大影响即是它唤醒了中国的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而非如传统叙事所言，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其纲领性文件《资政新篇》被视为进步的表现。的确，传统近代史叙事认为《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的一大亮点，然而作者认为以往的历史叙事过高评价了《资政新篇》，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它的主张几乎没有被运用到现实中。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国的汉族士大夫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在内忧外患面前，他们提倡开展了洋务运动。按照传统近代史的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然而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未必是一场失败运动。虽然北洋水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表现极差，但这并不代表整个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毕竟还是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初步基础，如果说他是失败的，也只能是就程度而言，就与强邻日本相较而言。因此，不应低估了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真正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为图自强，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戊戌变法。在作者看来，关于戊戌变法，正统的近代史叙事存在几个问题：第一，过分强调康梁在变法中的作用，将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事实上，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材料发现，变法实际是一幅十分壮丽的画卷，戊戌变法当时存在多个中心，多钟路径；第二，关于变法失败原因问题，传统近代史叙事将其归于资产阶级实力太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然而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跳出这些分析框架，不要总试图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其实是很荒唐的。（p159）通过分析，作者发现，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后二元结构。有名无权的光绪帝与有权无名的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变法一旦成功，将使得光绪帝有名有权，而慈禧太后则无名无权。正因此，慈禧太后才断然决定要阻止变法，事实上，慈禧太后并非顽固保守、不图变化、不思进取之人，实则因为变法将祸及其权力地位才出此下策。
　　中国人反抗的第二次高潮即是义和团运动，然而传统近代史叙事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常常说义和团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然而，这并非仅为义和团的伟大功绩，实际上，在作者看来，西方国家本身的多面性是也是重要的原因。西方国家到义和团出现时，已经开始对殖民活动进行反思和批判了。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更多是灾难和倒退。
　　在经历了种种灾难之后，清政府气数实将尽矣。此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迫不得已开启了新政。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清楚的知道清廷的新政以失败告终，并且紧接着就发生了辛亥革命，于是我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新政断送了清朝的气数。然而，作者却看到了不为人知的新政的成就。作者认为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p205）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是媒体的壮大，二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商绅团体的壮大，三十准议会的出现。这些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而言，都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单就新政中的预备立宪而言，作者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立宪如果能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p209）
　　然而，不幸的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新掌权的满足贵族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们开始试图重新收回权力，这不仅导致了新政的失败，同时使得矛盾变得更为尖锐。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了。关于辛亥革命，作者对传统近代史叙事中突出夸大革命党人实力的论断进行了驳斥，作者结合材料分析发现，当时革命党的力量并不强大，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此外，评价辛亥革命时，我们时常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窃取了。然而，作者发现，这一说法显然太不合理。可以说按照结局的观点来讲，革命党人最多算是小资产阶级，而当时的立宪派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依此，显然不能论断革命党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关于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作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帝制被推翻后，中国即进入了无权威状态，袁世凯称帝是希望通过重树皇帝来重数权威，然而，袁世凯的美梦自然是无法实现的。其实，无权威的咒语也一直困扰着后来的北洋军阀们，北洋时期的混乱，很大原因正是因为军阀们权威不足。军阀之间互不承认，互相争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失败表现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作者认为五四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在文中，作者发现了五四运动与军阀裂变之间相互呼应。正是五四运动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攻击皖系政权的理由，五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一种丰富五四意义的解释，诚如作者所言，五四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当然，以上仅就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较为突出的论断进行了梳理，实际上，书中充满了闪光点，绝非以上几点所能涵盖。作者为完成此项工作，阅览了大量原始史料和文献，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启发着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分享作者的分析逻辑，体会作者是如何根据已有的有限材料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这种方法的学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更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这才是培根所指：学史可以明智。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不仅看到许多新思想，也让我们体会到该如何看到问题，进而理解当下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