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准则发展最重要的规则应当是“适应环境”，新会计准则出台的原因正是 “环境使然”。历经三年，新《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终于破茧而出（07年1月1日实行）。该准则对现行基本准则进行了重大修改和多方面完善，广泛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概念、原则和方法，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内容上都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标准的趋同。
按照我国的立法习惯和会计法律体系框架，新基本准则继续保持原有定位，作为《企业会计准则》的基本准则，突出了其法律地位。 [1]从整体上评介，与原基本准则相比，新准则主要突出了以下几点重大改进：（1）准则的内容结构更为合理，准则的理论指导作用更加突出：首先，新准则在总则的第四条明确提出会计目标，并把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基础在总则中加以规定，如此更加合理；其次，将第二章“一般原则”修改为“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便于与国际惯例衔接。相应地，这一章的内容也作了适当调整 [2]，修改后的这章完全成为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规定，体现了修订后基本准则的概念框架倾向，起着连接会计目标与其他概念的“桥梁”作用；最后，新准则对于第三至八章中关于会计要素的规范，剔除了原准则中“具体要素项目”的内容，只描述基本要素本身，增强了准则的基础性，真正体现准则的理论指导作用，有助于会计准则的协调，并为具体准则的出台和修订打下基础；（2）会计目标更好地体现了当前的经济环境：原准则提出“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新准则完全抹去了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遗迹”，鉴于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育状况，修改后的准则规定“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体现了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的结合，并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与可靠性保持一致；（3）新准则对会计要素的定义作了重大调整，使用资产负债观重新定义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同时还吸收了国际准则中的合理内容，引入“利得”和“损失”概念,并且将其区分为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以及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两类，目的是为了更加合理反映企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4）会计计量是此次准则修改中的一大亮点。基于计量在财务会计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新准则专辟一章论述计量问题，按照现行国际惯例把“公允价值”概念全面引入中国会计体系，不再强调历史成本为基础计量属性，满足了会计实务发展的需求。
新准则的修订改善了原准则对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有助于我国会计的国际协调，促进了我国会计的国际化进程。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新准则仍存在一些重要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一、会计信息质量相关性和可靠性的权衡
在公司治理和委托代理关系中，在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分离的情况下，会计信息系统存在的基本理由在于，会计信息有助于降低投资者决策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借以减少决策风险、促使社会资源趋利性流动，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杜兴强，2002）。为了发挥上述功效，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质量提出了应于规范的要求，规定决策有用性是最基本的质量特征，于是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就成为保证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和条件。相关性指与决策相关，会计信息能够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能够导致信息使用者决策的差别；可靠性指确保信息能免于错误和偏差，并能忠实反映它意欲反映的现象或状况。虽然二者是同等重要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但是它们并非总在同一方向上影响信息的有用性，因此往往需要权衡和协调。 [3]
相关性与可靠性孰先孰后？ [4]纵观国际上众准则制定机构的主流观点，相关性皆成为关注的焦点。FASB虽对两者并列提出，但其意图更侧重于相关性；AICPA的调查报告提出的诸多建议，都明显地反映了对会计信息相关性改进的要求；AAA每十年颁布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都将相关性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加以阐述；在现行的财务报告改革浪潮中，改革的焦点更是集中在提高信息决策的相关性上……然而，一系列上市公司财务欺诈案件的接踵而至，使得人们又重新探讨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不相关的信息固然无用，但并非对所有人都无用，而不可靠的信息更加危险，所有的使用者的决策都会被他误导，带来难以估量的风险。我国新基本准则明确规定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第一条就是可靠性，要求“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第二条随之提出“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显然，虽然新准则规定二者要求皆要具备，但却凸现了可靠性要求。 [5]尽管如此，对于二者矛盾的焦点，始终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笔者认为，再苦苦寻求两者之间的均衡点似乎无益于事，不妨换个角度去解决这一问题。英国会计“真实和公允”的特点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我们尝试给会计信息质量一个更高的原则，那就是真实和公允。
“真实与公允”观点是英国会计的最主要特征，它被理解为：必须披露所有的“真实的”、“诚实的”重要信息，而不管其有利或不利；必须不抱偏见，不故弄玄虚，不隐瞒重大事实，必要时，也可超出规定要求披露有关细节。在英国，这一观点是至高无上的，它是财务报告的指导思想，也是财务报告的最终测试。符合真实和公允的会计信息有时可以背离会计准则的要求，甚至可以背离《公司法》中的有关会计要求。英国 “真实与公允的观点”不但在英国根深蒂固，这一观点已超出国界被欧盟甚至国际上所接受。欧盟在其1978年发布的第4号指令中的第一章(第2条)总则中规定：公司的财产和财务状况必须依照“真实与公允”的观点加以反映；当遵从了指令规定，但未能做到充分地提供真实与公允的信息时，必须提供补充的信息。并且在1983年发布的第7号指令中又强调“真实与公允的观点应处于最优先的地位”。由此可见，欧盟的大部分国家都已接受了这种观点，并在实务中加以运用。 “真实与公允”观点对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影响。《国际会计准则》中规定：人们常说，财务报表显示了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变动的真实与公允的概况，或是公允的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变动，本框架虽然不直接涉及这些概念，但是，运用主要的质量特征和适当的会计准则，通常可以产生一般所理解的、表达上述资料的真实和公允的概况的财务报表，或是公允反映上述资料的财务报表。由此可见，国际会计准则也要求“真实与公允”的编制财务报表。从各国的规定可以看出，“真实与公允”的初衷就是引导会计实务，促进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最大程度地实现财务报表目标。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正是最好地联结这一理念和实务的桥梁，它是报表目标的具体化。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真实与公允的理念才能得以实现。
受这一思想的启示，我们可以尝试重新构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层次，在相关性和可靠性这一首要质量特征之上，再构建一个最高质量特征，即真实性与公允性。真实性，要求会计信息应真实地反映经济实质，不得虚构、歪曲和隐瞒经济业务事项；公允性，要求不偏不倚，企业在具体加工、生成会计信息的过程中应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偏袒委托、受托任何一方的利益。真实性和公允性应成为会计信息的最高检验尺度。
二、关于会计计量问题
新准则单列一章（第九章）对会计计量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规定，并较以前做出重大调整，全面引入公允价值、现值等计量属性，明确规定“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交易公平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
公允价值对于衍生金融工具来说是唯一相关的计量属性，对金融工具而言则是最相关的计量属性。随着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我国原有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逐渐凸现出单一性。因此，在此次新准则的变革中，公允价值的应用计量可谓适应了环境的变化，成为可圈可点之处。
然而，从公允价值的出现到现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一直备受争议。FASB于1991年10月正式接手制定公允价值的准则，这一准则一出现便在美国会计界和金融界引起强烈反响。以SEC 和投资者为代表的支持者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将极大提高财务信息的相关性, 使会计信息反映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真实价值,且有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以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和金融界为代表的反对者则认为,公允价值会计是对以历史成本为主要计量属性的极端背离,不仅缺乏可靠性,而且将导致金融机构的收益产生巨大波动, 促使金融机构的贷款决策短期化。可见，对各种计量属性如何选择，争论最多的其实是计量属性的相关性和可靠性问题。准则制定者一直以来都在探寻二者之间的均衡。
毋庸置疑，引入公允价值将极大地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投资者在对某个公司的股票进行估价时，关注的不仅仅是公司的现时价值，更关注公司未来发展机会，反映在股价上即公司未来发展机会的现值，计量公式应为：MVE=α1BVE+α2UNA（MVE为权益的市场价值；BVE为权益的账面价值，也就是净资产的现时价值；UNA是未确认的净资产的价值，也就是未来发展机会的价值。当存在完善的市场时，α1+α2=1）。在未引入公允价值之前，历史成本只能反映过去企业发生的经济交易，投资者只能根据现在的情况推测未来；而引入公允价值以后，MVE=MWA-MVL（MVA为资产的市场价值，即资产公允价值总和；MVL为负债的市场价值，即负债公允价值总和），资产负债表就直接反映了权益的市场价值（即股票总价值）。通过公允价值信息，投资者可以了解企业当前所持有的资产负债的真实价值，从而合理评价企业的风险和收益，以及管理当局的管理业绩，从而作出投资和其他决策。因此，公允价值的使用提高了投资者判断企业未来前景的决策相关性。
然而，公允价值不像历史成本那样客观，带有很强的主观因素，它的可靠性是其致命的弱点。公允价值极有可能成为调节利润的工具。就拿非货币交易来说，过去非货币交易产生的收益，只能计入资本公积金，新准则实施后可直接计入当期收益，进入企业利润表。高价卖家当，是上市公司包装利润最常见的手法。例如，上市公司的一块资产（或股权）账面值1000万元，却以2000万元或更高的价格出售，以前需现金交易时，证监会还规定，至少必须50％的转让款到账才能计算收益，现在非货币交易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利润了。资产置换双方都将各自的非货币资产高估，然后互相交易，双方账面上都有利润，可谁都知道，这全是空的。除此以外，在技术上,当不存在健全的市场经济和活跃的市场交易、市价不可观测时，公允价值就需要会计人员的大量估计和判断，这种随意性也为会计人员滥用会计大开方便之门。正是由于公允价值确认时的不确定以及在计量形式上的多种选择形式，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降低了。
因此，笔者认为，公允价值的运用应具有极其严格的内外部条件的限制。首先必须要有高度开放发达的要素、技术、资金、人才市场和活跃的交易，并且各要素的投资主体要有要求企业提供公允价值信息的需求；而内部条件则是财务信息报告者要有主动提供公允价值信息的动因。
考察我国的国情，我国的证券市场不像西方国家那么发达，没有较为健全的信息规则和活跃的交易，不能流通的国有股占较大比重；会计人员总体水平较低，投资者素质也不高；信息失真、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金融工具使用并不普遍，公允价值需求不高……因此，考虑到中国经济还处在转型阶段，成熟的市场经济尚未建立，在肯定会计国际趋同的必要性和益处的同时，笔者认为我国准则广泛应用公允价值的做法值得商榷，我国还不具备全面运用公允价值的条件。正如吴亚军所说： “一个制度一定是和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当时的制度必须能适应当时的生产力”。一国的会计准则应该贯彻稳健的原则，而不宜一味地追求与国际接轨。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仍然坚持历史成本的基础地位，有选择的运用公允价值。例如：可根据环境对资产负债项目进行分类，对于有活跃市场能可靠获得公允市价或进行现值估计的金融工具，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一般制造性、非金融性的资产和负债，如石油、天然气、存货和厂房设备等，继续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再比如：在对公允价值表现形式的选择上，应依据经济业务的性质及内容进行选择，在交易市场比较完善的条件下，现行市价应为首选。当然，随着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随着市场的完善以及财务金融理论和会计技术的不断进步，公允价值的计量范围将越来越大。
三、关于会计要素的定义问题
要素的定义有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两种。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原本是计量企业收益的两种不同理论。资产负债观基于资产和负债的变动来计量收益,因此当资产的价值增加或是负债的价值减少时会产生收益；而收入费用观则通过收入与费用的直接配比来计量企业收益,按照收入费用观,会计上通常是在产生收益后再计量资产的增加或是负债的减少。将之引用到准则制定中，资产负债观是指会计准则制订机构在制定会计准则时,首先定义并规范与交易和事项相关的资产和负债的确认和计量,然后再根据资产和负债的变化确认收益；而收入费用观则要求在准则制定过程中,首先考虑与某类交易或事项相关的收入和费用的确认与计量。二者在具体会计处理中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对未实现损益的会计处理:按照资产负债观,企业的收益是当期净资产的净增长额(不包括业主投资或派给业主款造成的净资产变动),收益的确定不需要考虑实现问题；收入费用观则直接确认已实现的每笔收入和费用,进而根据配比原则确定收益。
与收入费用观相比而言,资产负债观更为注重交易和事项的实质,要求首先界定每笔交易或事项发生后对企业资产和负债变化的影响,确保了企业各时点上的资产和负债存量的真实准确,从源头上厘清该交易或事项对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产生的影响及后果,为确定某一期间流量概念的收入和费用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最终采用一种财务报表使用者易于理解的方式在财务报告中反映这些交易或事项的结果,提供的收益总额信息相关性比较强。
新准则在定义要素时，对老准则采用的收入费用观作了彻底变革，改用资产负债观来定义要素。就资产而言，把资产定义为“未来经济利益”，使之成为所有会计要素的共同基础：收入是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费用是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出；负债是现在承担的未来经济利益牺牲的义务等。资产成为了企业获利的资源，利润也由资产而生，依附于资产。采用资产负债观以后，要素的本质揭示的更加清楚了。这是新准则的进步之处。
然而，就定义的范围来看，笔者认为还有待扩展，仍举资产为例。
人力资源是当今最重要的资产板块，忽略它传统会计核算体系已经无法再公允、客观的反映公司价值。那么，人力资源能否作为资产确认呢？对照通用的资产的定义，资产应具有以下特点：①资产是由过去形成的；②资产为企业拥有或控制；③资产能直接或间接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显然，人力资源是一项经济资源。当劳动者将劳动力投入企业运营时，企业与劳动者签订了有关合同，这说明在契约期内，企业拥有人力资源的使用权和处分权，也就拥有或控制了人力资源；其次，劳动者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能够发挥他拥有的能力，为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因此，人力资源应当确认为资产。然而，新准则对资产的定义仅考虑了“交易和事项”，对于人力资源这类的“情况”却没有交代。
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中的交易事项日益纷繁和复杂，已经出现许多未来的事项。交易的双方可能是先签好了一个不可更改的合同（契约），交易与事项却尚未发生，但从法律的角度上看，双方之间的风险与报酬已开始转移。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已签订尚未履行的合同也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理应确认为资产。例如衍生金融工具，它是一种契约形式,签约双方只是享有某种权力和义务,并无实物交易发生,其立足点不在于“过去发生的交易或事项”,而是未来期间合约的履行情况。资产的本质是权益(权力和利益的合称)。过去(包括现在)在会计恒等式的影响下,资产被强调为一种可视化的使用价值,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其实资产还有另一维度“权力”。从确认的角度看,“利益”维度是构成资产的基础,是确认的基础；而“权力”的作用在于使资产得以认定。这样看来,资产的两个维度:权力和利益,正好对应着确认的两个要素:认定和计量（陈国辉，2005）。可见，作为权力的衍生金融工具也应当确认为资产。
因此，资产定义的边界应扩大，能否设想将资产定义为：“资产是由过去的交易、事项或情况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含有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和权利。”
三、关于财务会计报告——增设“第四表”
近年来，外界对财务会计及财务报告的指责越来越多，认为财务报告缺乏信息含量，只是一堆“无用的数字”。恪守会计本质、特征和边界，仍然只提供现有利润表的信息似乎已远远不够，只有突破财务会计固有的程序和技术，改变财务会计的特征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信息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收益理论发展起来。
会计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开始注意吸收经济学收益观的某些合理内核，引导现代会计理论的收益观朝着经济学收益观方向发展。1961年爱德华兹和贝尔在其著作《企业收益理论与计量方法》中肯定了经济收益的理论价值，但因它不能被客观计量而无法用于实际计量中；于是，他们将经济收益与会计收益相结合，提出了“企业收益”的概念；随后，1980年FASB正式提出了“全面收益”这一新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企业在报告期内，除与所有者之间的交易以外，由于其它一切原因所导致的净资产的变动。
全面收益出现以后，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用单一的一张全面收益表，虽可以全面反映已实现和未实现的在资产债表日之间所发生的资产、负债公允价值的所有变动，但经营收益和物价变动等信息却无法分开列示，与决策有用的信息仍可能无法获得，于是出现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既不放弃实现原则，又能反映价值变动，“第四表”¬——全部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
第四表产生以后，原始的利润表就可以继续反映企业日常正常经营活动产生的损益及其已实现的资产损益，而全部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则反映传统会计收益难以处理和反映的物价变动或其他一些外在环境事件所引起的已确认而未实现的损益，从而全面反映报告期内产生的净资产的全部变动；除此之外，建立在资产负债观上全面收益理论还突破了传统计量上“三位一体”的限制，解决了当前会计计量和报告中的一些难题，为今后确认和计量更多的可实现利得开辟了道路。全面收益理论的成熟，促进了收益信息的相关性、及时性和真实性的提高，通过业绩的分开列示，还增加了收益信息的透明度，避免少计资产多计负债，少计收入利得的利润操纵行为。
阅读我国的新会计准则，财务会计报告一章虽也有所修改， [6]但规定中并没有看到关于“第四表”的论述，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我国应逐步应用全面收益理论，实现增设第四表的报表改革。
五、关于资本保全的规定
企业的目的是在保全资本的基础上获得利润。早在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中就将收益定义为“保持期末和期初同等富裕的情况下，可予消费的最大金额”。“同等富裕”就体现了资本保全思想，可见资本保持的重要所在。
IASC在其概念框架的最后一节，专门讨论了资本与资本保全概念问题。它将资本的概念划分为资本的财务概念和资本的实物概念，并指出“企业应根据财务报表使用者的需要，选择适当的资本概念”。我国新准则业已提出应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理应就公允价值所对应的实物资本保全有所提及，以保证其一贯性，然而基本准则却没有单设章节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笔者认为这是一个缺陷。
资本保全的基本含义是保持资本的完整无缺，只有超出投入资本以上的部分才能确认为收益。随着物价变动的加剧，资本保全概念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两大派别——财务资本保全和实体资本保全。财务资本保全观念认为资本是一种财务现象，是指用货币表示的业主投入企业的净资产或企业产权。因此，财务资本保全就是保持业主投入资本的货币等值或购买力完整无损，或保持企业产权的完整无损，收益的确定要以保持原有资本的货币量或购买力为前提。实体资本保全观念是指业主投入企业的各种资产所代表的生产能力或经营能力或取得该能力所需的资源或资金。实体资本保全就是保持这种生产经营能力的完整无损，当期收益应当是在保持期初及当期投入的生产经营能力基础上的盈余。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财务资本保全是以保持资本的货币等值为目标，而实体资本保全是以保持资本的生产经营能力为目标。对于二者的选择，笔者认为应根据资本的具体形态加以区分。货币资本本身就是一种财务现象，它的生产经营能及就体现在它的购买力上，只要其购买力得到保持，货币性资本也就得以保持了。因此，货币资本应选择财务资本保持观念，而实物资本则应选择实体资本保全观念。
对资本保全观念的选择不仅涉及计量基础问题，它还将决定编制财务报表中会计模式的选择，包括前文所讨论的资产负债观/收入费用观以及全面收益/会计收益等一系列选择。因此，笔者建议我国的基本准则应单设一章对资本保全观念作出规定。
六、结束语
新会计基本准则的公布，让我们看到了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初步成果。然而，新准则仍有许多重大方面值得推敲和完善。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缩小差距，使我国会计成为国际化语言的任务还很艰巨，中国会计学者们的努力任重而道远。

(一)环境背景的比较
　　现代西方财务管理理论①产生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其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由这些环境所决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制度，因而其处处体现出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理念和精神;我国财务管理理论是从前苏联引进并在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和社会文化体制这样的环境中生根发芽，虽然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尤其是1992年以后也逐步调整，但难免受到起初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
　　(二)实践基础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产生源于西方产权清晰的公司制企业对资金运动过程自主管理实践的需要，是为这些企业高效率配置资金资源服务的，因而其依次贯穿于企业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运营管理和分配管理的各环节，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为己任;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最初源于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企业内部资金管理的实践服务，由于这些企业自身的产权特点，因而其最初的使命仅是成本管理。这一事实相当长时间影响了人们对财务管理理论的认识。
　　(三)理论基础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建立在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和管理学的基础上，融合多学科知识，属于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理论体系，并且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借助数理统计模型进行研究，因而注重理论的技术性和实用性;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主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理论基础较为单一，主要以描述性和定义性的归纳法构建理论体系，起初其主要定位于国家与企业的财务关系，而几乎不考虑企业自身的内部资金资源配置，因而主要执行财务核算与监督的职能。这一点也影响了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
　　(四)研究思维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以实证主义哲学思维指导理论体系的构建，以事实要素的判断和事实前提的推演为路径，注重理论的技术性和实用性，着眼于微观领域问题的解决，属于“形而下”的理论体系，因而其更强调理论对理财环境的适应性，也更具有操作性;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则以规范主义哲学思维指导理论体系的构建，以价值要素的判断和价值前提的推演为路径，注重理论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着眼于宏观领域问题的解决，属于“形而上”的理论体系，因而更强调理论的普适性和意识形态价值。这一点对于我国财务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
　　(五)研究方法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强调研究方法的应用，重视实证研究、经验研究、实地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的运用，同时，融合多学科知识，借助数理模型实现量化分析，而且注重联系该理论所处的理财环境以及其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则主要采用较为抽象的描述性和定义性的研究方法，以规范研究为主、实证研究为辅，以逻辑推理为主、经验验证为辅，以质性分析为主、量化分析为辅，较少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也较少重视分析财务理论所处的理财环境和前提条件。这些都制约了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六)研究内容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涉及企业的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和利润分配管理等领域，集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评价于一体，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融合多学科知识研究财务战略、国际理财、投资风险管理、金融产品定价和行为财务等新领域，注重财务管理理论的创新;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虽也涉及企业财务活动的四个环节，也具有财务的各项职能，但其对理财环境的适应性较差，从而理论创新有限，再则也不注重金融市场的研究，从而对投资风险管理、金融产品定价等方面较少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