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所披露的这种诗意启蒙理想，其实正是流动于80年代前期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一种普遍冲动。例如，那时弥漫人文科学领域的“美学热”正可以说明这一点。面对“文革”浩劫留下的恶果，许多人相信，单靠科学、哲学、道德等启蒙手段是不够的。必须凭借“美”或“审美”的魅力，才能使中国人抚平政治“伤痕”而获得健全的自由的生命。《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通过梁启明对孙长宁的音乐熏染，使现实文化语境中的这种普遍而一时难以实现的强烈要求获得一种象征性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显示了比具体的文学意义远为广大的文化意义。或者不如说，站在90年代视界上，把《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置入80年代文化语境中，那么它的审美与文化价值就应比曾经获得的更高。
十年浩劫中，音乐工作者梁启明被打成“黑线人物”，送到东北的大森林里劳动改造。他意外地发现了伐木工人的孩子孙长宁是一个富有音乐天赋的幼苗，便将自己全部精力倾注在孩子身上，爱护他，培养他，使他成长为一个很好的长笛手。梁启明病逝后，“四人帮”被粉碎了，孙长宁遵照梁老师的遗愿，几经周折，终于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
《森》试图显示一条面对政治蒙昧的诗意启蒙之路。诗意的启蒙，简单讲来也就是审美的启蒙，即凭借对自然、艺术的审美体验而使蒙昧的心灵乃至整个生存方式获得解放。启蒙方式应是多样的，不仅有政治的启蒙，还有科学的、道德的、哲学的和诗意的启蒙等。尤其关键的是，按《森》的刻划，这些启蒙方式都应借助于诗意的方式去实现。孙长宁作为一位“文革”政治硝烟中的蒙昧的林区少年，不仅能出污泥而不染，而且令人惊异地成长为新时代音乐人才。

http://www.library.sh.cn/dzyd/tswh/zjsp/lista.asp?ID=798
把一部分翻成英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