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交的不一定对，你需要一些别的意见！命运不单单是由性格所决定的，影响命运的因素有很多，每个人的成功都需要很多条件的支持，性格就那么几种类型，但成功者的比例和性格比例完全不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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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看了一篇有关战争年代两位历史大家的文章,让我感受颇深,掩卷深思自我反省了一番.
同样是同一时代的历史大家,钱穆却一路好运,事事顺心.而陈寅恪却厄运连连,终生不得志.表象看似乎都归于世事战乱及人们迷信的命运造化,但细想却与性格不无关系.
钱穆（1895-1990年）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12年辍学后成为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一九三零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先后任昆明五华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九四九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一九六七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寿终正寝,享年85岁.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祖宝箴、父三立,皆一代名士,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等数所大学，1949年迁如香港未成,后由京入粤，后受聘并任教于岭南大学，直至“文革”期间不幸因病去世,享年79岁.
两位大家,陈出生于名门望族,性格却内向,优柔寡断.钱出生于普通人家,却性格开朗,坚决果断.这两种不同的性格在解放前夕这个关键的时刻造就了二人截然不同的命运.1949年,解放军入驻北京时,钱当机立断,只身独行,去香港重新了自己的事业.陈总是举家来去,牵挂也多,他乘国民党政府"抢运学人"专机离开北京,去了南京,在南京住了一晚,有去了上海,盘桓月余有去了广州,在广州,本想去香港,最终因夫人的劝告以及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邀请而没有去成,结果文革时遭受迫害,病中去世
如今说起性格即命运,很有些稀松平常了,可是,看看两位史学家的命运,不能不重新掂量一下性格的重量.

他们是我们的根，他们是我们的魂，他们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然而，我们常常怀着异样的眼光对待他们。他们就生活在我们的边缘，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却往往不愿、不屑或不敢走近他们。因为，他们是农民工。
想到这些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们，虽然我们每天都与他们擦肩而过，但我们却很少关注。
因为我们总认为他们是来自落后的农村，没有城市人的富有和聪明，没有城市人的文明和高雅，没有城市人体面的服装，没有城市人善谈的言辞，没有城市人的文化气质，也没有值得骄傲的工作。他们穿着几天没洗的衣服，衣冠不整，他们好像与我们格格不入。他们说着并不流利的普通话，他们甚至目光呆滞，皮肤粗糙。他们住在我们常常称为“贫民窟”的地方。甚至，我们丢了东西，也总认为是他们干的，到处扔下的垃圾也认为是他们干的，违反了交通规则，也认为是他们干的。……似乎一切城市的不文明都是他们的罪过。是他们让我们的城市变得肮脏了，是他们让我们的城市变得落后了。然而，我要想说的是，正是他们存在，我们的城市才变的更加美好，正是他们存在，我们的城市才逐渐文明，也正是他们存在，我们才更加感受到自己的幸福。
我们不妨看看，我们所住宽敞明亮的房间，是谁给我们建造？我们周围的大厦，是谁在最危险的高处粉刷墙面？我们也不妨看看，是谁在炎热的高温下，还在蹬着三轮车送我们的孩子上学，是谁在寒冷的清晨打扫街道？是谁在帮我们把笨重的家具搬入家中，是谁在做着我们城里人不愿做的粗活、脏活、累活……。是他们，是我们常常不屑一顾的农民工，是我们常常讨厌的民工！
是的，他们是有很多的缺点，也有许多不文明的行为，可是，我要说，那是他们的错吗？他们不想穿得体面吗？他们不想住在宽敞明亮的房间吗？他们不想像城里人一样喝着巴西的咖啡，听着令人陶醉的音乐吗？他们也想呀！可他们生活在千百年来落后贫穷的农村，他们无法享受到城里的浪漫和文明。然而，他们内心那一份善良，他们内心那一份淳朴，他们内心中那一份诚实，他们所表现出的对命运的坚强不屈的抗争，不正如一面镜子，折射着我们的脆弱和自私吗。农民是我们的根，因为我们的祖先都是农民；农民是我们的魂，因为他们的许多优秀品质往往是我们城里人所缺乏的。我不敢推测，假如今天现代化的城市没有农民工的存在会是什么模样？请尊重他们吧，善良、诚实、勤劳、坚强的农民工总有一天会对他们生活着的城市不再陌生。

原来性格对人们的影响会这么大，性格决定人的成功。原来性格也是起决定因素之一。要是我没读过这本书，我还不会发现呢。
书中介绍了三个成功的人。金融家摩根的成功，很值得深思。有位美国记者采访摩根，问他决定他成功的条件是什么，摩根毫不掩饰地说是“性格”。可见性格在成功中起决定作用。然后记者又问他，资本和资金哪个更重要。老摩根一语中的答道资本比资金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性格。从摩根的回答中可以知道性格对成功是多么重要，他的回答始终离不开性格。翻开摩根的奋斗史，无论他成功地在欧洲发行美国公债，慧眼识中无名小卒的建议大搞钢铁托拉斯计划，还是力排众议，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推行全国铁路联合，都源于他倔强和敢于创新的性格。如果排除这一条，恐怕有再多的资本他也无法开创投资银行这一伟大的事业。另外，这里还讲到世界巨富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演讲。当学生们问道“你们怎么变得比上帝还富有”这一兴趣的问题时，巴菲特说：“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原因不在智商。为什么聪明人会做一些阻碍自己发挥全部工效的事情呢？原因在于习惯、性格和脾气。”盖茨对此表示赞同。
看来，无论是在工作或生活中，都是性格决定命运。性格好比水泥柱子中的钢筋铁骨，而知识和学问则是浇筑的混凝土。
回答者： 我蓬蒿人 | 五级 | 2009-3-4 13:19

老师交的不一定对，你需要一些别的意见！命运不单单是由性格所决定的，影响命运的因素有很多，每个人的成功都需要很多条件的支持，性格就那么几种类型，但成功者的比例和性格比例完全不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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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看了一篇有关战争年代两位历史大家的文章,让我感受颇深,掩卷深思自我反省了一番.
同样是同一时代的历史大家,钱穆却一路好运,事事顺心.而陈寅恪却厄运连连,终生不得志.表象看似乎都归于世事战乱及人们迷信的命运造化,但细想却与性格不无关系.
钱穆（1895-1990年）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12年辍学后成为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一九三零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先后任昆明五华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九四九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一九六七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寿终正寝,享年85岁.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祖宝箴、父三立,皆一代名士,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等数所大学，1949年迁如香港未成,后由京入粤，后受聘并任教于岭南大学，直至“文革”期间不幸因病去世,享年79岁.
两位大家,陈出生于名门望族,性格却内向,优柔寡断.钱出生于普通人家,却性格开朗,坚决果断.这两种不同的性格在解放前夕这个关键的时刻造就了二人截然不同的命运.1949年,解放军入驻北京时,钱当机立断,只身独行,去香港重新了自己的事业.陈总是举家来去,牵挂也多,他乘国民党政府"抢运学人"专机离开北京,去了南京,在南京住了一晚,有去了上海,盘桓月余有去了广州,在广州,本想去香港,最终因夫人的劝告以及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邀请而没有去成,结果文革时遭受迫害,病中去世
如今说起性格即命运,很有些稀松平常了,可是,看看两位史学家的命运,不能不重新掂量一下性格的重量.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这个观点和本文的主旨不谋而合。其实，纵观古今，也不难发现这一真理。许多饱读文学之士，皆因自身性格的缺陷，而难以更进一步。所以，养成一个好的性格是至关重要的。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