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世间名著的读后感古今中外不限,600字左右。拜托了!!!!!!!!!!!!!!!!!!!!!!!!!!!!!残酷与和谐,...
有关世间名著的读后感
古今中外不限,600字左右。拜托了!!!!!!!!!!!!!!!!!!!!!!!!!!!!!残酷与和谐
史记 读后感
有人说现实是残酷的,所以应当为自己留一点想象的空间。这句话也许对一般的人来说是不错的,因为人的心灵需要慰藉。但是,勇于正视历史的人,却必须用心灵去面对历史留给我们的真实的人与事。而这种真实,是不存在想象空间的,因此这些真实也往往就是残酷的。
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而这“二十四史”无疑是正史的代表之一。<<史记>>位于“二十四史”之首,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它的作者司马迁更是用一介文人的耿介良心撰写出一部真实但却残酷的历史。翻开史记,鲜活生动的各色人物或是成为残酷历史现实的牺牲品,或是残酷历史现实的制造者。他们个性迥异,正邪不同,但他们面对的却是同一个残酷的历史时期。
司马迁所处的武帝时期,就是<<史记>>众多历史时期中的一个。而这个时期与之前的各个历史时期一样,都是残酷的。这种残酷,不仅表现在汉匈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中,也表现在朝臣间的各种算计与权术中。作为一位个性张扬的帝王,作为形形色色为帝王服务的臣子,权术与设计是他们每个人的必修课,否则就无法立足于庙堂之上。因此,帝王将相之间的权术与设计无可厚非.然而,帝王与他的后宫嫔妃之间,在常人看来是本不该再有什么算计与手段的。但现实却恰恰相反.有时宫廷中帝王对各嫔妃所使用的手腕与心计比之沙场征战更为残酷。因为在后宫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里,婚姻已经无所谓多情或痴情.翻看武帝对他的嫔妃们的态度,无一不是宠爱有加,疼爱非常.可是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以汉武帝这等视江山设计如同生命的帝王,他在面对美人与江山的抉择时,他只会选择江山!因为江山是千秋万代的基业,而美人与美人的情感是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武帝的第二位皇后卫子夫,本是一个清纯娇美的歌女。她的歌声与一头秀发令正当少年的武帝格外动心。武帝感动于卫子夫的那份小儿女的情感,对她宠幸,后来又封卫子夫为皇后,废去了陈阿娇,并立卫子夫的长子刘据为太子.从这些方面,都足以看出武帝对卫子夫是何等的宠爱与疼惜.每次武帝出巡,后宫中的大小事件武帝均交由卫子夫来处理,从而反映出武帝对她又是十分的信任。一个女子,因为偶然触动了少年武帝的天子之心,便使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执掌六宫,母仪天下。这是足以让所有女子都艳羡的事。可是当我们透过历史的记载来反思时,武帝对卫子夫的宠爱与信任,都是建立在不影响他自己切身利益的前提下。汉武帝并不是一个情痴,当他晚年身体每况愈下,宠信江充,制造巫蛊之祸时,美人卫子夫便被他抛诸脑后,他想到的是只有除去巫蛊,自己才能求得健康与长生。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加上其他因素,才导致了卫子夫最终被迫自缢。
武帝六十一岁时,出巡河间,偶遇钩弋夫人,武帝被这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所吸引,将其纳入后宫。钩弋夫人的身份也与原来有了天壤之别。虽然武帝不曾封钩弋夫人为皇后,但尧母门事件也足以看出武帝心中对钩弋夫人及钩弋子的疼爱.然而就在武帝临终之前,他却又亲自下令处死了这个曾经受他无限爱怜的钩弋夫人。因为武帝的心中眼里,江山社稷永远稳居首位,而美人只好屈居其次。
也许有人会说,武帝这样做是对的,一个帝王就应该以江山为首。诚然如此!可是巫蛊之祸中那些无辜枉死的人与杀母留子制度下所流露出来的残忍,却正反映出:一些美丽的让人艳羡的人或事的背后,必然有着一种旁人无法体察到的痛苦的现实生活。而这种不为外人所知的现实,是残酷的,也是悲哀的,但这却是历史的真实,谁都不愿面对,却谁也无法逃避!
夫妻之间尚且这般残酷,更何况君臣之间?敌国之间?所以,残酷是历史真相中必然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残酷也是每个人必须直面面对的事实。历史的残酷为我们留下了血的教训,和一声声的警世之音。对于当今的我们来说,接受这种残酷的教训并且反思其中的因由,才能创造出更为圆满,阳光,安详,和谐的社会!
千秋功过认评说
史记中的汉武帝
茂陵秋风,千载瑟瑟。与历史上的“风流人物”一样,汉武帝刘彻早已在灰飞烟灭中被人们淡忘。然而,颇有意思的是,一部《汉武大帝》电视剧的热播,却使他一时成为被公众关注议论的热门人物。汉武帝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帝王呢?
在现代历史学家中,对汉武帝最浪漫的评价大概来自翦伯赞的笔下。翦伯赞写道:汉武帝是一位活泼、天真、重情感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黩武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他是军队英明的统帅,是文学家亲切的朋友,是方士忠实的信徒,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翦伯赞的评论,揭示了一个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性格上的复杂性。但历史的常规却是,历史人物的建树越是宏大,越是容易引起后人的不同评价。对汉武帝的批评在汉代“本朝”就已波澜四起:在武帝去世后不久的盐铁会议上,来自民间的贤良文学直截了当地指责汉武帝时期的国内和对外政策;宣帝朝光禄大夫夏侯胜甚至建议不要为武帝立庙祭祀,理由是这位前代皇帝“竭民财力,奢侈无度”。对汉武帝的肯定和批评都有事实依据,然而观察角度和评价侧重的不同,也使得有时候一个历史人物离我们越远,未必就能看得更真切。
农耕文化对决游牧文化
一些历史教材或通史著作往往都会详细谈到汉武帝的建树,这包括,在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上加强中央集权和国家控制,削弱诸侯王势力,打击豪强,改革币制;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倡儒学;在军事上反击匈奴;对外通西域;以及大规模兴修水利,治理水患,等等。历史上,有的功业在当时的意义很大,后世却渐渐褪色;有的功业后世意义超过当时;有的功业的意义当时和后世都很大,而且越往后越显重要。汉武帝的建树大都属于最后一种。从大的方面看,汉武帝的伟大功绩有两桩,一是解除了匈奴威胁,二是打通了与西方世界的联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匈奴与汉帝国的冲突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决斗。不要小看了当时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武帝即位前匈奴入侵汉境10次,其中公元前166年即文帝十四年,匈奴的前锋深入到今陕西淳化、凤翔一带,逗留月余,距长安仅200里。匈奴能够进入汉的心腹之地,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关中一马平川,200里的路程对于来去如闪电的匈奴骑兵算不得什么。后代就有“统一的”晋室、宋室南渡的例子。曾有人说,武帝即位时有汉兴70年来积聚的雄厚经济力量,汉匈强弱判明,似乎汉王朝的胜利是必然之事。其实北宋末年的经济实力也远胜金人,却不能避免主掳国亡。如果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一个昏庸无能、治国无力之人,历史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恐怕是难以料想的。
通使西域是反击匈奴战争的副产品,虽然事出偶然,却也有其必然之所在。据国内外公布的考古资料记载,在张骞出西域前,中原地区与西方世界已存在联系,但这种交往多是零散和个别的。从汉武帝时期开始,中国与西方世界联系的规模和由此产生的意义都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古代中国人看待世界的眼光也随之得到很大拓展。东方的丝绸和许多西方的物品往来于丝绸古道上,胡豆(蚕豆或豌豆)、胡麻(芝麻)、胡荽(芫荽)、胡蒜(大蒜)、胡瓜(黄瓜)、苜蓿、葡萄、石榴、胡桃(核桃)等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中,“胡床”或“胡坐”(类似折叠椅子或马扎)的传入,也导致了中国人的坐姿由跪坐向坐在椅凳上的垂腿坐转变,佛教的传入更使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出现了重要变化。
独尊儒术与意识形态“创新”
汉武帝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在政治制度上的改革与秦王朝的政治形态有前后相继的关系。政治制度是硬件,在前人基础上完善既有体制相对来说容易一些,一个中材之人即可做到。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则是软件,它在整合和维持一个社会秩序、引导社会发展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秦王朝的失败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失败。在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和以后的时期,汉武帝对这方面有一定的清醒认识,然而在用什么思想作为治国方略上,却略显有些矫枉过正。黄老学说的本质是封闭和保守的,可以有助于普通人养性颐年,有助于政治家和兵家的谋略,但若用于谋求一个国家的发展,这种思想就显得有些滑稽了。没有资料显示汉武帝为何反感昌盛一时的黄老之学,最可能的是其“无为而治”、“抱弱贵柔”的主旨与他的个性相去甚远。替换一种业已成型的统治思想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见识。不少研究者认为,儒家思想在武帝时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是时代的产物,此言有理却并不准确。儒家思想之所以被武帝用来作为治国的重要理论资源,并不仅仅在于因为加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时代需要,更多的是来自武帝本人对未来的全面进取。加强中央集权在武帝祖先文帝和景帝时已有明确诉求,却并未改变既定思想。若汉武帝也是一个因循之人,则意识形态的变更谈何容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此之谓也。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武帝确立儒学的指导地位具有“原创性”,以后以经取士和更后的科举制度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武帝独尊儒术却并未罢黜百家,当时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仍可以著说授徒,有的人还入朝为官。司马迁因此享有“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的赞誉,即是一例。从根本上说,武帝对文化的宽容出于政治家的考虑。武帝曾孙汉宣帝刘询说汉家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实际上,汉帝国的统治思想不仅是“王”(儒)、“霸”(法)两道,先秦时期各家学说都不同程度地为其所用。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说武帝视察御马,管理马匹数十人中只有金日石单
不敢窃视,武帝以此而渐用金日石单,认为这是汉武帝刘彻用人见微知著之征。王夫之在这里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史实错误。据《汉书·金日石单传》,金日石单得以为武帝认识,先因其“容貌甚严”,养的马匹“肥好”,复因他的应答打动了武帝。但这个“硬伤”并不影响王氏的结论,武帝在用人上确实大有过人之处。
治国用人大概是古代所有帝王都知晓的道理,但如何成功地运用这个常识,却并非易与之事。最常见的情形是看该人的背景,好一些的是既看人也看背景。但是这个常规在汉武帝时被打破了。武帝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两个“非常”前后相应,强调的是事功和能够完成事功之人,洋溢出不墨守成规不看门第出身和声望的勃勃生气。当时人才更换的频率很快,老臣汲黯抱怨武帝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也说明了人才辈出的情形。按照班固的统计,当时出身不高的名臣名将有牧羊人卜式、商贾桑弘羊、奴仆卫青和异族俘虏金日石单,并称赞“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实际上,任何时代都潜存着各种各样的人才,有的留名青史,有的“胎死腹中”,全视制度和用人者。武帝在选拔人才方面开辟了察举、征召和博士弟子三条途径,确立了唯才是举的原则。他即位之初,广招天下有才能之人,前来自我推荐者有一千多人。他们为了尽可能多地让皇帝了解自己,甚至不惜用夸张的言词打动皇帝。据史书记载,东方朔在自我推荐书上称自己 13岁读书,学了 3年,具备了学者的知识; 15岁学习击剑, 19岁学习兵法,可以带兵打仗;而且仪表堂堂,身体强壮,性格勇敢,大公无私。如此自吹自擂的上书,如果是在后代,恐怕他的性命难保。但武帝读后,却十分欣赏这股傲气,将其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汉武帝这样的用人方式绝无仅有,甚为难得。
“罪己诏”取得天下谅解
汉武帝晚年由于土地兼并急剧发展,阶级矛盾格外尖锐,加上连年用兵,国家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皇室内部的自相残杀则使得汉王朝雪上加霜。全国到处都是“盗贼”,他们攻打城池,俘杀政府高级官员。各级官吏因为惧怕被皇帝治罪,隐瞒实情,使社会局势愈加恶化。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秦王朝。武帝晚年的形势既有始皇晚年的情形,如阶级矛盾尖锐,国家经济濒临崩溃;也有秦二世时的状况,如“盗贼”四起,皇室内部自相残杀等。但汉武帝及时调整了统治政策,下罪己诏,公开承认错误,止住了汉王朝的滑坡,并为随后的昭、宣中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始皇晚年的危局不比武帝晚年更险恶,始皇有着和武帝一样的驾驭局面的政治能力,始皇在朝廷中的威望甚至超过武帝。但嬴政既缺乏刘彻的清醒和明智,更缺乏刘彻敢于承认错误的大智大勇。秦皇、汉武历来相提并论,两个人在性格和建树方面也有相似之处,但在挽狂澜守天下方面,汉武帝刘彻更高明、也更成熟一些。
站在今天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的立场上,我们可以也应当谴责武帝时期的阴暗面:对匈奴的无休止征战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许多家庭残破,国库空虚;武帝本人也具有帝王的一般特性,如佞神迷仙,生活奢靡,他雄才大略的个性在建设和破坏上都同样显得肆无忌惮。有的作品把汉武帝(也包括其他君王)描写成新版“高大全”式的楷模,这种做法只能模糊我们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认识。同样,用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否定汉武帝一类的历史人物,说他是好大喜功、祸国殃民的暴君,这种简单化和片面化的说明也不能真正认识历史人物。两者都不可取。历史是人的种种活动构成的作品。一个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时空的限制中,对历史提供了什么,对社会变化产生了怎样的作用,是否将不可能或潜在的可能变成了真实的可能,最后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这些是我们衡定历史人物的标准。今人视昔人如此,未来者视今人大约亦复如此。汉武帝刘彻和秦始皇一样,都是一个时代的开辟者,都建立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伟业。他们的名字与我们民族的历史密切相连,他们的功过是非也总能引起后人无穷的回味和思考。
史记 读后感
有人说现实是残酷的,所以应当为自己留一点想象的空间。这句话也许对一般的人来说是不错的,因为人的心灵需要慰藉。但是,勇于正视历史的人,却必须用心灵去面对历史留给我们的真实的人与事。而这种真实,是不存在想象空间的,因此这些真实也往往就是残酷的。
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而这“二十四史”无疑是正史的代表之一。<<史记>>位于“二十四史”之首,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它的作者司马迁更是用一介文人的耿介良心撰写出一部真实但却残酷的历史。翻开史记,鲜活生动的各色人物或是成为残酷历史现实的牺牲品,或是残酷历史现实的制造者。他们个性迥异,正邪不同,但他们面对的却是同一个残酷的历史时期。
司马迁所处的武帝时期,就是<<史记>>众多历史时期中的一个。而这个时期与之前的各个历史时期一样,都是残酷的。这种残酷,不仅表现在汉匈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中,也表现在朝臣间的各种算计与权术中。作为一位个性张扬的帝王,作为形形色色为帝王服务的臣子,权术与设计是他们每个人的必修课,否则就无法立足于庙堂之上。因此,帝王将相之间的权术与设计无可厚非.然而,帝王与他的后宫嫔妃之间,在常人看来是本不该再有什么算计与手段的。但现实却恰恰相反.有时宫廷中帝王对各嫔妃所使用的手腕与心计比之沙场征战更为残酷。因为在后宫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里,婚姻已经无所谓多情或痴情.翻看武帝对他的嫔妃们的态度,无一不是宠爱有加,疼爱非常.可是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以汉武帝这等视江山设计如同生命的帝王,他在面对美人与江山的抉择时,他只会选择江山!因为江山是千秋万代的基业,而美人与美人的情感是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武帝的第二位皇后卫子夫,本是一个清纯娇美的歌女。她的歌声与一头秀发令正当少年的武帝格外动心。武帝感动于卫子夫的那份小儿女的情感,对她宠幸,后来又封卫子夫为皇后,废去了陈阿娇,并立卫子夫的长子刘据为太子.从这些方面,都足以看出武帝对卫子夫是何等的宠爱与疼惜.每次武帝出巡,后宫中的大小事件武帝均交由卫子夫来处理,从而反映出武帝对她又是十分的信任。一个女子,因为偶然触动了少年武帝的天子之心,便使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执掌六宫,母仪天下。这是足以让所有女子都艳羡的事。可是当我们透过历史的记载来反思时,武帝对卫子夫的宠爱与信任,都是建立在不影响他自己切身利益的前提下。汉武帝并不是一个情痴,当他晚年身体每况愈下,宠信江充,制造巫蛊之祸时,美人卫子夫便被他抛诸脑后,他想到的是只有除去巫蛊,自己才能求得健康与长生。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加上其他因素,才导致了卫子夫最终被迫自缢。
武帝六十一岁时,出巡河间,偶遇钩弋夫人,武帝被这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所吸引,将其纳入后宫。钩弋夫人的身份也与原来有了天壤之别。虽然武帝不曾封钩弋夫人为皇后,但尧母门事件也足以看出武帝心中对钩弋夫人及钩弋子的疼爱.然而就在武帝临终之前,他却又亲自下令处死了这个曾经受他无限爱怜的钩弋夫人。因为武帝的心中眼里,江山社稷永远稳居首位,而美人只好屈居其次。
也许有人会说,武帝这样做是对的,一个帝王就应该以江山为首。诚然如此!可是巫蛊之祸中那些无辜枉死的人与杀母留子制度下所流露出来的残忍,却正反映出:一些美丽的让人艳羡的人或事的背后,必然有着一种旁人无法体察到的痛苦的现实生活。而这种不为外人所知的现实,是残酷的,也是悲哀的,但这却是历史的真实,谁都不愿面对,却谁也无法逃避!
夫妻之间尚且这般残酷,更何况君臣之间?敌国之间?所以,残酷是历史真相中必然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残酷也是每个人必须直面面对的事实。历史的残酷为我们留下了血的教训,和一声声的警世之音。对于当今的我们来说,接受这种残酷的教训并且反思其中的因由,才能创造出更为圆满,阳光,安详,和谐的社会!
千秋功过认评说
史记中的汉武帝
茂陵秋风,千载瑟瑟。与历史上的“风流人物”一样,汉武帝刘彻早已在灰飞烟灭中被人们淡忘。然而,颇有意思的是,一部《汉武大帝》电视剧的热播,却使他一时成为被公众关注议论的热门人物。汉武帝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帝王呢?
在现代历史学家中,对汉武帝最浪漫的评价大概来自翦伯赞的笔下。翦伯赞写道:汉武帝是一位活泼、天真、重情感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黩武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他是军队英明的统帅,是文学家亲切的朋友,是方士忠实的信徒,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翦伯赞的评论,揭示了一个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性格上的复杂性。但历史的常规却是,历史人物的建树越是宏大,越是容易引起后人的不同评价。对汉武帝的批评在汉代“本朝”就已波澜四起:在武帝去世后不久的盐铁会议上,来自民间的贤良文学直截了当地指责汉武帝时期的国内和对外政策;宣帝朝光禄大夫夏侯胜甚至建议不要为武帝立庙祭祀,理由是这位前代皇帝“竭民财力,奢侈无度”。对汉武帝的肯定和批评都有事实依据,然而观察角度和评价侧重的不同,也使得有时候一个历史人物离我们越远,未必就能看得更真切。
农耕文化对决游牧文化
一些历史教材或通史著作往往都会详细谈到汉武帝的建树,这包括,在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上加强中央集权和国家控制,削弱诸侯王势力,打击豪强,改革币制;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倡儒学;在军事上反击匈奴;对外通西域;以及大规模兴修水利,治理水患,等等。历史上,有的功业在当时的意义很大,后世却渐渐褪色;有的功业后世意义超过当时;有的功业的意义当时和后世都很大,而且越往后越显重要。汉武帝的建树大都属于最后一种。从大的方面看,汉武帝的伟大功绩有两桩,一是解除了匈奴威胁,二是打通了与西方世界的联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匈奴与汉帝国的冲突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决斗。不要小看了当时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武帝即位前匈奴入侵汉境10次,其中公元前166年即文帝十四年,匈奴的前锋深入到今陕西淳化、凤翔一带,逗留月余,距长安仅200里。匈奴能够进入汉的心腹之地,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关中一马平川,200里的路程对于来去如闪电的匈奴骑兵算不得什么。后代就有“统一的”晋室、宋室南渡的例子。曾有人说,武帝即位时有汉兴70年来积聚的雄厚经济力量,汉匈强弱判明,似乎汉王朝的胜利是必然之事。其实北宋末年的经济实力也远胜金人,却不能避免主掳国亡。如果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一个昏庸无能、治国无力之人,历史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恐怕是难以料想的。
通使西域是反击匈奴战争的副产品,虽然事出偶然,却也有其必然之所在。据国内外公布的考古资料记载,在张骞出西域前,中原地区与西方世界已存在联系,但这种交往多是零散和个别的。从汉武帝时期开始,中国与西方世界联系的规模和由此产生的意义都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古代中国人看待世界的眼光也随之得到很大拓展。东方的丝绸和许多西方的物品往来于丝绸古道上,胡豆(蚕豆或豌豆)、胡麻(芝麻)、胡荽(芫荽)、胡蒜(大蒜)、胡瓜(黄瓜)、苜蓿、葡萄、石榴、胡桃(核桃)等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中,“胡床”或“胡坐”(类似折叠椅子或马扎)的传入,也导致了中国人的坐姿由跪坐向坐在椅凳上的垂腿坐转变,佛教的传入更使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出现了重要变化。
独尊儒术与意识形态“创新”
汉武帝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在政治制度上的改革与秦王朝的政治形态有前后相继的关系。政治制度是硬件,在前人基础上完善既有体制相对来说容易一些,一个中材之人即可做到。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则是软件,它在整合和维持一个社会秩序、引导社会发展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秦王朝的失败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失败。在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和以后的时期,汉武帝对这方面有一定的清醒认识,然而在用什么思想作为治国方略上,却略显有些矫枉过正。黄老学说的本质是封闭和保守的,可以有助于普通人养性颐年,有助于政治家和兵家的谋略,但若用于谋求一个国家的发展,这种思想就显得有些滑稽了。没有资料显示汉武帝为何反感昌盛一时的黄老之学,最可能的是其“无为而治”、“抱弱贵柔”的主旨与他的个性相去甚远。替换一种业已成型的统治思想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见识。不少研究者认为,儒家思想在武帝时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是时代的产物,此言有理却并不准确。儒家思想之所以被武帝用来作为治国的重要理论资源,并不仅仅在于因为加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时代需要,更多的是来自武帝本人对未来的全面进取。加强中央集权在武帝祖先文帝和景帝时已有明确诉求,却并未改变既定思想。若汉武帝也是一个因循之人,则意识形态的变更谈何容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此之谓也。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武帝确立儒学的指导地位具有“原创性”,以后以经取士和更后的科举制度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武帝独尊儒术却并未罢黜百家,当时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仍可以著说授徒,有的人还入朝为官。司马迁因此享有“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的赞誉,即是一例。从根本上说,武帝对文化的宽容出于政治家的考虑。武帝曾孙汉宣帝刘询说汉家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实际上,汉帝国的统治思想不仅是“王”(儒)、“霸”(法)两道,先秦时期各家学说都不同程度地为其所用。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说武帝视察御马,管理马匹数十人中只有金日石单
不敢窃视,武帝以此而渐用金日石单,认为这是汉武帝刘彻用人见微知著之征。王夫之在这里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史实错误。据《汉书·金日石单传》,金日石单得以为武帝认识,先因其“容貌甚严”,养的马匹“肥好”,复因他的应答打动了武帝。但这个“硬伤”并不影响王氏的结论,武帝在用人上确实大有过人之处。
治国用人大概是古代所有帝王都知晓的道理,但如何成功地运用这个常识,却并非易与之事。最常见的情形是看该人的背景,好一些的是既看人也看背景。但是这个常规在汉武帝时被打破了。武帝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两个“非常”前后相应,强调的是事功和能够完成事功之人,洋溢出不墨守成规不看门第出身和声望的勃勃生气。当时人才更换的频率很快,老臣汲黯抱怨武帝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也说明了人才辈出的情形。按照班固的统计,当时出身不高的名臣名将有牧羊人卜式、商贾桑弘羊、奴仆卫青和异族俘虏金日石单,并称赞“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实际上,任何时代都潜存着各种各样的人才,有的留名青史,有的“胎死腹中”,全视制度和用人者。武帝在选拔人才方面开辟了察举、征召和博士弟子三条途径,确立了唯才是举的原则。他即位之初,广招天下有才能之人,前来自我推荐者有一千多人。他们为了尽可能多地让皇帝了解自己,甚至不惜用夸张的言词打动皇帝。据史书记载,东方朔在自我推荐书上称自己 13岁读书,学了 3年,具备了学者的知识; 15岁学习击剑, 19岁学习兵法,可以带兵打仗;而且仪表堂堂,身体强壮,性格勇敢,大公无私。如此自吹自擂的上书,如果是在后代,恐怕他的性命难保。但武帝读后,却十分欣赏这股傲气,将其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汉武帝这样的用人方式绝无仅有,甚为难得。
“罪己诏”取得天下谅解
汉武帝晚年由于土地兼并急剧发展,阶级矛盾格外尖锐,加上连年用兵,国家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皇室内部的自相残杀则使得汉王朝雪上加霜。全国到处都是“盗贼”,他们攻打城池,俘杀政府高级官员。各级官吏因为惧怕被皇帝治罪,隐瞒实情,使社会局势愈加恶化。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秦王朝。武帝晚年的形势既有始皇晚年的情形,如阶级矛盾尖锐,国家经济濒临崩溃;也有秦二世时的状况,如“盗贼”四起,皇室内部自相残杀等。但汉武帝及时调整了统治政策,下罪己诏,公开承认错误,止住了汉王朝的滑坡,并为随后的昭、宣中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始皇晚年的危局不比武帝晚年更险恶,始皇有着和武帝一样的驾驭局面的政治能力,始皇在朝廷中的威望甚至超过武帝。但嬴政既缺乏刘彻的清醒和明智,更缺乏刘彻敢于承认错误的大智大勇。秦皇、汉武历来相提并论,两个人在性格和建树方面也有相似之处,但在挽狂澜守天下方面,汉武帝刘彻更高明、也更成熟一些。
站在今天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的立场上,我们可以也应当谴责武帝时期的阴暗面:对匈奴的无休止征战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许多家庭残破,国库空虚;武帝本人也具有帝王的一般特性,如佞神迷仙,生活奢靡,他雄才大略的个性在建设和破坏上都同样显得肆无忌惮。有的作品把汉武帝(也包括其他君王)描写成新版“高大全”式的楷模,这种做法只能模糊我们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认识。同样,用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否定汉武帝一类的历史人物,说他是好大喜功、祸国殃民的暴君,这种简单化和片面化的说明也不能真正认识历史人物。两者都不可取。历史是人的种种活动构成的作品。一个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时空的限制中,对历史提供了什么,对社会变化产生了怎样的作用,是否将不可能或潜在的可能变成了真实的可能,最后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这些是我们衡定历史人物的标准。今人视昔人如此,未来者视今人大约亦复如此。汉武帝刘彻和秦始皇一样,都是一个时代的开辟者,都建立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伟业。他们的名字与我们民族的历史密切相连,他们的功过是非也总能引起后人无穷的回味和思考。
求读后感
求周国平的书的读后感不需要 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这本书的读后感好的话追分1、读《周国平散文》有感
似乎每一个假期,学校都回布置读书的任务。好像是我们这些学生除了寒暑假之外,就不会有时间看书了似的。当然,假期所读的书与平时读的完全不在同一档次,毕竟,谁有本事在读完一本科幻小说或是漫画之后能写出合乎要求的读后感?于是乎,我的同学们只好拿起平时只放在书架上冲样子的名著读了起来。
我却幸运得多了。多亏我的未雨绸缪,厚厚的一本《周国平散文》,让我利用每天中午的时间一点一点蚕食,到放假时只剩下几十页了。我只需趁热打铁,将之读完即可。
周国平这个名字,很多人都觉得陌生。倒是和他一字之差的周和平老师更有些知名度。周国平先生是一位典型的读书人,著书立说和翻译外国哲学著作似乎就是他工作的全部。他的书或是文章,无非两个方面:散文随笔和哲学论著。前者描绘了一个文人的精神家园,后者反映了他的学术生活。我读到的,自然是他文人的一面。
周国平的随笔散文,真正映了“随”和“散”这两个字。每篇文章都透着淡然,好像是从心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一般。他的文章更多地关注自己而不是家国大事,好像就一直停留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境界。这看似不够伟大,用套话说就是“缺少社会责任感”。不过如果以他所制定的修身圆满的标准来衡量,天下之大,那些正行治国之事的“伟人们”又有几个是做到了修身、甚至尝试过修身呢?官吏腐败问题是哪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要面临的问题。可如果我们恪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循序渐进的话,哪里还会有贪官污吏得势的道理?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任务和位置。如果不细心叩问自己的心灵,如何能发现社会早已为自己预留的位置?对于我们,人生的大半都是未知,都需要探索;可是如果在迈出探索的步伐之前,连自己的目的地都不清楚;或是在行进途中渐渐迷失了方向,那又有什么资格口称自己是在探索人生呢?前进的步伐一刻也不能停下,了望的目光更是一刻也不能松懈。周国平用他的散文教给我们把握出世入世的度:即不能不问世事,那是不可能且自私的;也不能沉浸于俗世,迷失了自我。
如果把攀登人生的高峰类比于登山,那么最佳的状态应该是:肉体在不懈的攀登,步步为营,深陷崇山的掩映之中,灵魂则跳出山外,以旁观者的清澈目光为前进指明方向,永远不迷失。这显然是神仙的境界,凡人想要达到无疑是奢谈。我们只有退而求其次,在每次出发之前先问问自己够不够坚定;定期停下来修整,总结过去并展望未来,看看自己的路线是否偏移。“认识你自己”,这是指导精神生活的圣经。
我希望自己能够秉持这圣经,不忘审视自己。学习的范畴,不只是我们现在体会到的那么浅薄,我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明白更多。
2、安静给我睿智——周国平《安静》读后感
周国平是我很喜爱的作家。看他的书是高三时候的事,现在回想起来,他的书陪伴我整个的高三生活,用思考与哲理给我浮躁的心情增添一股沉静的清泉。周国平的散文集《安静》,对比昔日的“守望”和“朝圣”,似乎来得更为纯粹和彻底。我喜欢《安静》,不仅缘于这个诗意化的词语,更是惊羡“安静”这样一种境界。周国平在书中说道:“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和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在的虚名浮行的诱惑。”正是这种对追求的执著让我更深切地感受到安静的无比珍贵。
依照通常的情况,安静这个命题到了哲学家手里,总会演绎成生存与死亡的挣扎。然而在周国平却能轻而易举地将安静的氛围融入到书中的每一篇文章,每一行文字,让我刚打开书页,就已经不能释手。在周国平的随性抒写下,安静成了一种天然的存在。年龄长久的提炼和沉积,让其内心更为充盈,使其生命摆脱浮躁而逐渐趋于安静。也正是因为如此,注定了安静不是一种瞬间的偶得,而是从最深的绝望中寻找最美丽的惊喜,这是一种成熟人生的境界。
所以,我一般都会选择在深夜读周国平,点一盏台灯,泡一壶香茶,跟随他去寻找安静。
安静不是一瞬间的偶得,安静需要心灵的创造。在书的目录里,我发现了久违的亲切话题:幸福、艺术、执著、平淡、智慧、死亡、存在……书中处处遗留着哲学和散文的痕迹。这两者时而平行,相互对望相互倾慕;时而相交,绽放出无声的思维火花,令人心旷神怡。书中,他所展现的人生体验与读者所关切的世间感悟的词语外壳上,没有一个“安”字,也没有一个“静”字,但它们都毫不例外地与安静的距离最短。周国平所期待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充满乐趣的安静。生活中只要有乐趣为伴,我便不会感到寂寞难耐,因为我会觉得,这安静,怎么品味都别有情趣。
安静不是毫无变化的静止,尽管它常常逗留在某一风景的边界上。曾经以为周国平对爱的解读是最精巧最灵秀的。在他的旧作《人与永恒》里,爱情如同林中的溪水,点滴入耳,超凡脱俗,令人怜惜。但书至此时,说到“私隐”,说到“隔膜”,溪水渐入人境,再无仙气,似乎将要干涸。不过后来在安静中想想,爱确实应该在人间,在人的身边人的心底,这样的溪水比在林中更踏实了。爱,应该踏实,应该长流,如他所说,“爱情是一条流动的河”。还有更多的事物在流动。
“我的怪癖是喜欢一般哲学史不屑记载的哲学家,宁愿绕开一个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体系的颓宫,到历史的荒村陋巷去寻找他们的足迹。”周国平曾经这样形容自己对爱默生的向往。同样,我也乐意用这句话来表达对周国平先生的仰慕。少年时代的周国平有幸进入多少人所梦寐以求的北大,在那如此深沉丰盈的人文环境和氛围下成长。在中国最动乱的十年文革时期,他又有幸在深山里安静思考,与圣贤先哲交流,和花草虫鱼对晤,在那样的社会环境和经历下,他完成了对思想的构建,对灵魂的提炼。大宁静产生了大孤独,大孤独催生了大智慧,智慧和从容又让他完成了一种内在的超越性的突破。时至今日,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利益的驱动超越一切,物质的诱惑淹没精神的愉悦,连学界也已成为喧闹的名利场,我们很难再听到来自心灵本真的呼唤——如此浮躁的社会里,安静就会显出多么的珍贵,守住一份宁静又是何等不易。
且看《孤独的价值》、《智慧和信仰》、《诗人的花园》、《人的高贵在于灵魂》,这都是我赞赏的篇目。虽不是通篇说“安静”,但还是能够看出周国平在这本书中一贯的人文追求。质朴平实又不失诗的光华,畅达深邃渗透着哲学的智慧。正是这样一种风格,使他摆脱了纯学术的艰涩而实现了对哲学本身的突破。
关于“安静”,周国平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它们总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现在想来,真是至理名言。
其实,无论世界,无论我们生活的周围变得如何的喧嚣与躁动,哪里又找不到一片安静的角落呢?关键还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去寻找,或者说找到了又能否守住自己的这一份宁静?即使我们无法在现实中找到安静,至少我们还能保持一份心灵的恬淡,还可以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倘若这一方领地也终失守,人生真的会充满痛苦与无奈。
我会再读周国平的《安静》。夜深人静的时候,静静地翻开这样一本《安静》,去品味书中对人生、灵魂以及人性的感悟。
似乎每一个假期,学校都回布置读书的任务。好像是我们这些学生除了寒暑假之外,就不会有时间看书了似的。当然,假期所读的书与平时读的完全不在同一档次,毕竟,谁有本事在读完一本科幻小说或是漫画之后能写出合乎要求的读后感?于是乎,我的同学们只好拿起平时只放在书架上冲样子的名著读了起来。
我却幸运得多了。多亏我的未雨绸缪,厚厚的一本《周国平散文》,让我利用每天中午的时间一点一点蚕食,到放假时只剩下几十页了。我只需趁热打铁,将之读完即可。
周国平这个名字,很多人都觉得陌生。倒是和他一字之差的周和平老师更有些知名度。周国平先生是一位典型的读书人,著书立说和翻译外国哲学著作似乎就是他工作的全部。他的书或是文章,无非两个方面:散文随笔和哲学论著。前者描绘了一个文人的精神家园,后者反映了他的学术生活。我读到的,自然是他文人的一面。
周国平的随笔散文,真正映了“随”和“散”这两个字。每篇文章都透着淡然,好像是从心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一般。他的文章更多地关注自己而不是家国大事,好像就一直停留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境界。这看似不够伟大,用套话说就是“缺少社会责任感”。不过如果以他所制定的修身圆满的标准来衡量,天下之大,那些正行治国之事的“伟人们”又有几个是做到了修身、甚至尝试过修身呢?官吏腐败问题是哪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要面临的问题。可如果我们恪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循序渐进的话,哪里还会有贪官污吏得势的道理?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任务和位置。如果不细心叩问自己的心灵,如何能发现社会早已为自己预留的位置?对于我们,人生的大半都是未知,都需要探索;可是如果在迈出探索的步伐之前,连自己的目的地都不清楚;或是在行进途中渐渐迷失了方向,那又有什么资格口称自己是在探索人生呢?前进的步伐一刻也不能停下,了望的目光更是一刻也不能松懈。周国平用他的散文教给我们把握出世入世的度:即不能不问世事,那是不可能且自私的;也不能沉浸于俗世,迷失了自我。
如果把攀登人生的高峰类比于登山,那么最佳的状态应该是:肉体在不懈的攀登,步步为营,深陷崇山的掩映之中,灵魂则跳出山外,以旁观者的清澈目光为前进指明方向,永远不迷失。这显然是神仙的境界,凡人想要达到无疑是奢谈。我们只有退而求其次,在每次出发之前先问问自己够不够坚定;定期停下来修整,总结过去并展望未来,看看自己的路线是否偏移。“认识你自己”,这是指导精神生活的圣经。
我希望自己能够秉持这圣经,不忘审视自己。学习的范畴,不只是我们现在体会到的那么浅薄,我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明白更多。
2、安静给我睿智——周国平《安静》读后感
周国平是我很喜爱的作家。看他的书是高三时候的事,现在回想起来,他的书陪伴我整个的高三生活,用思考与哲理给我浮躁的心情增添一股沉静的清泉。周国平的散文集《安静》,对比昔日的“守望”和“朝圣”,似乎来得更为纯粹和彻底。我喜欢《安静》,不仅缘于这个诗意化的词语,更是惊羡“安静”这样一种境界。周国平在书中说道:“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和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在的虚名浮行的诱惑。”正是这种对追求的执著让我更深切地感受到安静的无比珍贵。
依照通常的情况,安静这个命题到了哲学家手里,总会演绎成生存与死亡的挣扎。然而在周国平却能轻而易举地将安静的氛围融入到书中的每一篇文章,每一行文字,让我刚打开书页,就已经不能释手。在周国平的随性抒写下,安静成了一种天然的存在。年龄长久的提炼和沉积,让其内心更为充盈,使其生命摆脱浮躁而逐渐趋于安静。也正是因为如此,注定了安静不是一种瞬间的偶得,而是从最深的绝望中寻找最美丽的惊喜,这是一种成熟人生的境界。
所以,我一般都会选择在深夜读周国平,点一盏台灯,泡一壶香茶,跟随他去寻找安静。
安静不是一瞬间的偶得,安静需要心灵的创造。在书的目录里,我发现了久违的亲切话题:幸福、艺术、执著、平淡、智慧、死亡、存在……书中处处遗留着哲学和散文的痕迹。这两者时而平行,相互对望相互倾慕;时而相交,绽放出无声的思维火花,令人心旷神怡。书中,他所展现的人生体验与读者所关切的世间感悟的词语外壳上,没有一个“安”字,也没有一个“静”字,但它们都毫不例外地与安静的距离最短。周国平所期待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充满乐趣的安静。生活中只要有乐趣为伴,我便不会感到寂寞难耐,因为我会觉得,这安静,怎么品味都别有情趣。
安静不是毫无变化的静止,尽管它常常逗留在某一风景的边界上。曾经以为周国平对爱的解读是最精巧最灵秀的。在他的旧作《人与永恒》里,爱情如同林中的溪水,点滴入耳,超凡脱俗,令人怜惜。但书至此时,说到“私隐”,说到“隔膜”,溪水渐入人境,再无仙气,似乎将要干涸。不过后来在安静中想想,爱确实应该在人间,在人的身边人的心底,这样的溪水比在林中更踏实了。爱,应该踏实,应该长流,如他所说,“爱情是一条流动的河”。还有更多的事物在流动。
“我的怪癖是喜欢一般哲学史不屑记载的哲学家,宁愿绕开一个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体系的颓宫,到历史的荒村陋巷去寻找他们的足迹。”周国平曾经这样形容自己对爱默生的向往。同样,我也乐意用这句话来表达对周国平先生的仰慕。少年时代的周国平有幸进入多少人所梦寐以求的北大,在那如此深沉丰盈的人文环境和氛围下成长。在中国最动乱的十年文革时期,他又有幸在深山里安静思考,与圣贤先哲交流,和花草虫鱼对晤,在那样的社会环境和经历下,他完成了对思想的构建,对灵魂的提炼。大宁静产生了大孤独,大孤独催生了大智慧,智慧和从容又让他完成了一种内在的超越性的突破。时至今日,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利益的驱动超越一切,物质的诱惑淹没精神的愉悦,连学界也已成为喧闹的名利场,我们很难再听到来自心灵本真的呼唤——如此浮躁的社会里,安静就会显出多么的珍贵,守住一份宁静又是何等不易。
且看《孤独的价值》、《智慧和信仰》、《诗人的花园》、《人的高贵在于灵魂》,这都是我赞赏的篇目。虽不是通篇说“安静”,但还是能够看出周国平在这本书中一贯的人文追求。质朴平实又不失诗的光华,畅达深邃渗透着哲学的智慧。正是这样一种风格,使他摆脱了纯学术的艰涩而实现了对哲学本身的突破。
关于“安静”,周国平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它们总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现在想来,真是至理名言。
其实,无论世界,无论我们生活的周围变得如何的喧嚣与躁动,哪里又找不到一片安静的角落呢?关键还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去寻找,或者说找到了又能否守住自己的这一份宁静?即使我们无法在现实中找到安静,至少我们还能保持一份心灵的恬淡,还可以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倘若这一方领地也终失守,人生真的会充满痛苦与无奈。
我会再读周国平的《安静》。夜深人静的时候,静静地翻开这样一本《安静》,去品味书中对人生、灵魂以及人性的感悟。
本文标题: 世间的永恒读后感(以“世间的永恒”为题写一篇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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