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后，对于事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些感触。因为人的有机体需要能量输入，所以人要吃饭。要吃饭，那是“必然”的；吃什么饭，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则是偶然的。

同样，因为人是有机体生命，而有机体生命总会经历生长、成熟、衰弱、死亡这样的过程（自然法则），所以人总是要死的。人要死是必然的，什么时候死，以什么方式死则是偶然的。 今天起来发现路面是湿的（结果），我们推测昨天晚上可能下雨了，但是也有可能是被人用水浇的（偶然）；假如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我们会用肯定的语气说今天早上的路面一定是湿的（必然）。

我们习惯在一件事情上找出原因，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找到最终的原因。人本性上有一种对事情穷根究底的求知欲望，古希腊人面对纷繁芜杂的世界想找出这个世界（存在）的最终解释，从泰勒斯的世界起源于水到柏拉图的理念，人们不满足于对事件的经验解释，希望找到一个最终的必然的并经得起理性考验的解释。
辨证法大师黑格尔对偶然和必然及其关系的演绎达到了辩证逻辑的顶峰“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依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依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成为自身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对偶然和必然的认识自然也有了更加纯熟的解释。但是有一点不足之处是，在历史观领域，经济决定论的思想也时常为世人所诟病。

经济决定论的思想，给人一种宿命论的历史主义印象。经济无疑是强有力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物质基础，但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充满了不以物质多寡为条件的变数，心理的，外在因素的，传统习俗的，伟大人物的个人作为都是相当不可忽视的因素。历史必然性的说法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厌恶之感，因为必然性漠视了个体的作为，个体的意义。
人类社会正在走向全球化，这是后现代的一种趋势。人类开始从狭小的个人空间中走向一种彼此交往更加密切频繁的信息化时代。偶然性的因素正在增多，必然性的说教越来越得不到认同。

在必然性居支配地位的时代，人们谈理想，谈人生意义，所指向的是一个永恒的必然领域：真理的，价值所在的世界，必然性起支配作用的理念世界。现在的人还相信这样的永恒世界恐怕不多了，那么人生到底怎样才有意义呢？

（面对着必死的人生）我的回答是：活在真实的偶然中，并用自己的全身心去体验那偶然向自己昭示的那个世界的样子。没有必要去相信这个世界必然要发生什么——因为那是虚假不可信的——，也没有必要去追求一种所谓永恒不变的真理——因为根本没有不变的、永恒的真理——，必然的真理只是偶然的事实而已，在生活中被偶然的揭示出来而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明天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不能肯定，我也不需要肯定知道是什么样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确信的是，明天对于我一定是新的一天，一定不同于今日和昨日；对于别人也一样。马克思说的好：解释世界的不如改变世界的。

从2021年6月开始，党中央将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对此，我们将从理论史的角度分析李大钊先生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经典著作，并进一步探索其深刻内涵和内在逻辑，以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初衷和使命。坚定信念和信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理论历史的角度出发，必须给予足够的逻辑推理，尤其是在认识论上，以加深对“初始心脏”的理解，丰富“初始心脏”的内涵，增强“初始心脏”的状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心脏”有其特定的含义。 “心脏”通常被视为思想和思想的器官。

在中国思想史上，新学是儒家学派。它强调生活的过程，提倡对思想，身体和生活的研究，重视投机及其过程，并使儒家哲学化。从这个意义上延伸，“思想”实际上具有认识论的内涵：它既是认知工具，又是认知本身，并且始终贯穿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中国思想史上“思想”理论的形成，即知识和行动，最高的心态是“对良心”。良心成为思想的主体，指导人们的行动。明代的“阳明派”更加注重志向和修养。通过自我修养，他们可以对经典有所了解，以实现思想的升华。

从“心脏”到“早期心脏”，我们可以链接到另一个概念：使命。什么是任务？我们需要把使命视为义务，这通常是由理想和信念决定的。它与现代政党和政府有联系，并有明确的目标。从使命的角度仔细研究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不难发现“为人民服务”和“以人为本”是使命的重要内涵，它构成了党的根本目的，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突出特点。今天，我们的党和政府正在为人民谋求幸福，为民族谋求复兴。

扩展资料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2113》一文作者5261是李大钊。

李大钊4102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1653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少年读乡塾。1905年考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东渡日本，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

留日期间，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16年春发表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5月回国，任北京《晨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