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她对各类音乐的看法，用她自己的语言和比喻写出来而已，没什么深刻含义

"我不大喜欢音乐。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音乐都是悲哀的”，真是出语让人意外，但作者不喜欢音乐，并不意味作者不懂音乐，要知道作者小时也学习过钢琴的，但最后终于放弃了（这未必不是文坛一大幸事）。“而一切音乐都是悲哀的”，细想也何尚不是？中国古代音乐多“苦调”，西方古典音乐中也大半是“悲歌”。 “我最怕凡哑林（即小提琴），水一般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去了”，“凡哑林上拉出的永远是‘绝调’，回肠九转，太明显地赚人眼泪，是乐器中的悲旦”。最怕，恐怕不是反感，而是说小提琴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也许是小提琴那如泣如诉的声音总勾起作者心中无限惆怅，而生出“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感慨吧？“悲旦”的比喻也非常贴切，我们不是常常把小提琴比着歌剧中的女高音吗？作者还觉得“凡哑林与钢琴合奏”（既小提琴奏鸣曲），就象两人合画中国画，一人画美人，另一人补上背景，往往是无情调可言而令人讨厌。此论更是惊人了，现在的爱乐者恐怕是难以苟同吧？不过，把小提琴奏鸣曲比作中国画，倒很新鲜别致。
最佩服的还是谈交响乐：“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个人的音乐都变成了它的声音……然而交响乐，因为编起来太复杂，作曲者必须经过艰苦的训练，以后往往就沉溺于训练之中，不能自拔。所以交响乐有这个毛病：格律成份过多”。真不知道交响乐大师贝多芬听了此言会作何感想，但作者对交响乐的描述却是生动形象之极。格律成份多，这正是交响乐的一个特质，抽象复杂而富有思辩性的交响乐在今天都难以为好直觉重实在的中国人所喜欢，何况半个世纪以前初染西乐的女作家？作者又说不喜欢交响乐“里面慷慨激昂的演说腔太重，倒是比较喜欢十八世纪的宫廷音乐，那些精致的Minuet（即小步舞曲），尖手尖脚怕碰坏什么似的”。这又恰当地道出了巴洛克典雅精致的风格，在今天厌倦了浪漫派的矫情的时候，巴洛克音乐也许就别有韵味吧？ 我们再来看作者是怎样看歌剧的：“歌剧这种东西是贵重的，也止于贵重，歌剧的故事大都很幼稚，譬如象妒忌这样的原始感情，在歌剧里也是最简单的妒忌，一方面却用最复杂最文明的音乐把它放大一千倍来奢侈地表现着，因为不调和，更显吃力，‘大’不一定是伟大，而那样的隆重的热情，那样捶胸脯打手势的英雄，也讨厌”。说实话，初听威尔第和普契尼的歌剧正有这种感觉，中国人那内敛含蓄的性格和歌剧中放大的情感倒真有些格格不入，这又何怪？然而我们今天最终还是接受了歌剧了。
作者在谈到音乐家时，说最喜欢的不是贝多芬和肖邦，而是巴赫，“巴赫的曲子并没有宫样的纤巧，没有庙堂气也没有英雄气，那里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却又得心应手”。这使我想起《鲁宾斯坦缤纷录》里的一个故事：鲁宾斯坦在中国演出时，演奏了很多古典音乐作品，但观众唯独对巴赫的作品反映热烈，事后鲁宾斯坦问主办人原因，主办人回答说，我们中国人喜欢巴赫音乐中那种简洁朴素，鲁宾斯坦听后不禁有些惭愧。看到这里，想到作为爱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中国人，却不迟迟不能对大音希声的巴赫产生共鸣，自己倒真是应该感到惭愧的！张爱玲此言也让自己产生了深深触动。
作者还论及了民歌，爵士乐，拉丁美洲音乐，流行音乐等等，都无不是乐感中带着“通感”，平淡叙述中夹杂几分敏锐，作者谈音乐的姿态不象个大作家，倒象一个旧中国的小女人，不是四平八稳，没有装腔作势，给人一种平和与亲切。中国文人自古就和音乐有不解之缘，可惜近代文人对音乐总有几分疏离。此文算是文人谈音乐中难得的一篇吧，它映照出那个时代文人对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传入中国时的初步而新鲜的感觉.

　　我心中的张爱玲
　　我敬佩每一个作家，但，对她，我却不能用“敬”字。她来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别人的评价，她是为了“完成”她该完成的事业。
　　她本不普通，她是贵胄的后裔，只要读过近代史，人人都知道她显赫的家族，缨络鼎食之家，“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曾有一条街都是她的祖业。吴音，刺绣，园林，外滩的洋行，繁忙的商阜……，这里曾给予了她文学的素养，让她初出茅庐就伸手不凡。
　　但她实在又太普通了。她并没有太多的父母亲情，从小在下人们中长大，遭遇了父母离异，后母的虐待，从大家庭中奔逃出来，只求自由。从此为生活所迫，在香港失陷时挨过饿，受过炮火的惊吓，也享受过很纯的读书的时光，漂亮的旗袍，各种的小吃零食；老年以后，她也不爱做饭，只是买点熟食充饥。
　　她走进我的视野太平常，只是一本自传，一本小说集，还有一本尚未捧读的散文。远不及巴金，远不及鲁迅，远不及老舍，更不及朱自清，他们都曾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她走进我的视野并不丰厚。但是她走进我的视野又太不平常。有贾平凹的赞美，有傅雷的批评，有当代的少男少女对她的崇拜，胜过三毛，胜过琼瑶，报纸上时不时的闪出她的芳名，她的冷面，她的才华，她的爱情，尤其是那旗袍的身材。她是谁？　　
　　她神秘，又不神秘。她是蓄足了势，张足了本，才姗姗从小说中向我走来，她席着三十年代大上海的纷杂世情。她的笔中浸着殖民地时的含辱的眼泪，她的文字是饱含了大家庭的世故，从权势欲强悍的太太，到柔弱病态的小姐或姨太太，中国的三四十年代的旧制家庭的特别的生活，高墙深院中的悲欢离合，龌龊的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破碎，情的破碎，碎，碎得让人冷漠。而她又不是神秘的，那大家庭中不幸都是那么的普通，没有太多的政治目的，更没有激烈的信仰交锋，都是“利”与“情”、“欲”导演的家庭的悲剧，太平常了，那些主人公的小伎俩虽然很小，但是在生活中却又让人耿耿于怀，让你读之就生一种同情，一种同感，一种自怜。
　　她能不尖刻吗？一代旧生活的记录者，上帝将她抛于这个世界却并没有赐予她太多的温情，“乐不抵苦”，她的文字带着冷风，冷嗖嗖的风。她一生如转蓬，应该一如李商隐吧，都是名门之后，都能咏诗作赋，然后是四处漂泊。但是李商隐能咏出“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是因为李的人生中有一段世情羡慕的爱情，李的少女时代“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多么天真纯情啊。可是，她没有，她少年老成，她如北地里荒芜之地的转蓬，从大陆到香港，从香港到美国，由美国又到香港，再到美国，迫于生活她来到台湾，竟没有钱飞到家中，又转到香港，最后死于美国一间小房子，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她怎么死去的。她曾经有一份迟到的爱情，却并不为周围人的赞同，丈夫的不忠与离弃，给她很大的打击，虽然中年再度结为连理，却是承受着疾病与贫困，然后是死亡的阴影笼罩。一个大家闺秀，看到的是鸦片，姨太太，太太，钱，钱，欲，欲，一群艰难的生活的人们，她的文字犀利尖刻，缺少温情，像她周围的世界。又怎能让一个柔弱的肩负起这一切的责任？她并不尖刻，她只是如实地记录，当了一个历史的记录员。一位很执着的书记员。
　　她是个完完全全的俗世的作家。有人将她与曹雪芹相提，我以为只讲对了一部分，他们都是再现了日常生活中的男男女女。我以为曺的作品可以用“清”字去品读，尤其是黛玉，晴雯，史湘云，尤三姐，哪一个不是清清的如水的人物儿，这些仙女一样美丽，水一样清纯的少女，在她的作品中是极少的，即使有也不及曺的性灵之脱俗出尘。但她却将王熙凤，赵姨娘样的人物儿挖了也来，吹上些气儿，改了服饰，变成主角，人物的心计虽不及赵姨娘的狠毒，手腕不及王熙凤的刁钻阴诈。但让人读了恨不能切齿，怜又不能容其俗下。那一幕幕，一位位，更让你感到是生活的原型而不是艺术的升华。
　　《我的天才梦》中她写道“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她就是这样地写中国三房四妾中的太太、姨娘，大小姐，三少爷的生活，写几世同堂的矛盾，写为生计的尔虞我诈，不论是嘶心裂肺地哭闹，还是暗地里的使坏，都是一部真实的旧中国的最末记录，用低沉的笔记录，没有一个小说的矛盾可以与“轰轰烈烈”挂钩，只能说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太普通了，在纷乱的三四年代，不入主流文化，也不能归于哪门哪派，俗之又俗的人，俗之又俗的小事，但是她却孜孜以求，没想到一个女流之辈竟然自己独辟了一个门径，展卷就能感受其中独特的时代与文化。从此不会再有这样的作家用一枝笔全力地展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俗文化了，尤其是女人的文化，旧家庭的文化。
　　她很寂寞，很少交往，更不会应酬。她曾在文章中表白“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她为写作而活，直到大限到时，在罗切斯特街的公寓三楼，她躺在地毯上，不惊扰一下这个世界就走了，无声无息，好安静，好冷清，岩石的桌面上还摊开着一部尚未完稿的长篇小说《小团圆》。
　　她就是红极旧上海滩的天才奇女——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