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这本书我真的读得很苦。
　　
　　从《道士塔》的漫漫黄沙开篇，和着异乡漂泊者的脚步声结束，从两千多年前李冰的都江堰直读到两千年后非常时代的吴江船，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苦旅，它涵盖了太多，它承受了太多，它让一颗不堪负重的心灵，只能用沉默的眼泪来回答历史上那些太多的委屈，痛苦与太多的无可奈何。
　　
　　原来散文，真的也可以写出历史的重量。
　　
　　余秋雨先生的文采当然是好的，华彩明丽的辞藻，工整通畅的行文；但最吸引我的还是透过词句背后穿透历史迷雾的画面，越平凡质朴越令人动容。王道士远望外国学者拉着满载敦煌文物大车的背影，天一阁门口及膝深的积水与楼阁上满地的枣核，牌坊下尼姑庵中那些腼腆年轻女老师们，布鞋踏在昔日牌坊上的雕纹上，送孩子们远去而挥动的小手绢，那两个为开了一冬的腊梅花瓣撑着紫绸伞的小护士……画面在一个人物身上定格，停顿一下，又跳到另一个场景上，再停顿。一放一停，一停一放，那么浩大深奥的中国文化历史，一下就有了形象，有了精气神，不再抽象，不再枯燥，哪怕是屈辱的部分，也让忍辱负重有了发泄的具体出口。
　　
　　就我个人来说，最动人的一定是那篇《风雨天一阁》：“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么？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就这一句问话，竟然让深夜读书的我感慨到泣不成声。对于一个在22岁就离开了故土的漂泊者来说，我从来没有对历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过多么深厚的兴趣，“书生”这个词实在离我的个人旅程太远。我扪心自问，究竟是什么触动了一个甚至对历史具有抗拒心理的异乡人的神经，让那种心痛与感触都尖锐到几乎破胸而出，只能用微薄的眼泪来与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心灵共鸣？而《文化苦旅》整本书我仔细读了两遍，仍然不敢动笔写读书笔记，直到再读完了《山居笔记》才终于决定下笔整理自己的思绪，这些文字下面究竟蕴含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让我的笔为之踯躅，让我的心灵为之震荡而深感敬畏？
　　
　　读《文化苦旅》第一遍时，对这本书的感觉是复杂的，除了感慨，对有些篇章某种语气的厌烦也是强烈的。这种厌烦主要出现在作者时不时站到历史代言人的角度上发表感怀之刻，更在《狼山脚下》一篇中到达了顶峰。那些大而空的言论、呼吁、名词、慷慨陈词，那些对中国文化进行总结式陈词的语气与对古今文人命运的对比推断让人心里总不自觉的产生某种不服，不耐烦：这究竟是何许人也，敢这样张狂的把整个中华五千年文化的来龙去脉都笼络进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下一一解说！可在厌烦的同时，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敏锐，他的精确。比如那篇《上海人》，既道尽了上海人的尖刻与斤斤计较，又通过谦让与不谦让的比较深入到单元与多元世界观的差异中去，怎么不是以小见大？刚刚为《五城记》中“构建”、“召唤后代”这样的词汇而反感，再翻几页，苏杭与星罗棋布的江南小镇们又温柔的用吴侬软语烟波暮霭把刚才的对立情绪抹去，可在舒畅的同时，“人格方位与地理方位”又跳出来让我不得不撇撇嘴，把书放下，叹口气，再读。
　　
　　这样复杂的情绪一直伴随我读完最后一页。既然说不清，理不顺，那就必须再读一遍，直到胸中所有的情绪平复下来，所有的感想沉淀出来，才深深体会到，张狂也好，空泛也罢，每一个字背后却都是深切而诚恳的情感与倾诉，就如同那句“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一样，背负了太多的重压与积蓄到不得不爆发的深切悲愤，题目本身太大，平实的由浅入深由小见大是多么得不易！
　　
　　这份真挚，在《废墟》中表现为苦口婆心，在《漂泊者》中变成一种沉默，在《三十年的重量》中又幻化成一声长叹。我一边在为那些因为心境过于急切而突兀出来的大词汇们所皱眉，一边又为这样挚诚的一种迫切而由衷的慨叹。是的，如果他不站出来挥手，呼喊，不管语气是否不够谦卑，不管调门是否过于鼓噪，我们的时代究竟又有谁更有资格更应该肩负起这样的重量呢？或者说，难道真要具备某种资格某种背景才能站出来呼喊呼吁吗？在这样的时代，难道文化还只是精英们的特权？
　　
　　文字上的完美尽管艰难，但毕竟是一种“技”，可修炼，可学习，可提高，还可炫耀，可虚张声势；文字背后的真实社会责任感、紧迫感，一种超越了文字以上的思想提炼，一种愿意负重敢于吃苦的力量，这些，更是《文化苦旅》区别于其他散文的核心，这些，才让我这样对历史本来并不感兴趣的读者深切的悲痛敦煌文物的流失，努力的想像夜航船的笃笃声与船桨划破江面的水涛声，才让我数次在梦中拜倒在天一阁朱红大门前虔诚的膜拜，不自觉的问：你来了吗，你又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文化，不管在哪个时代哪种文明下，都是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精神感召，是超越一切政治因素与社会习惯真正为一个人的本源与根基写下定义的力量。
　　
　　文字，因为真，才会苦。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教授80年代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 ，是余秋雨通过对国内外的文化进行考察和思考，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而撰写的系列散文集。这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也是他的代表作。
此书透过中国大陆的自然景物，写这一代中国人心灵中的纠结。这是一本有关中国美学的书，深入浅出，用干净漂亮的白话文字，来描述中国深沉的文化，以及抒发自我的情感。在《文化苦旅》中，作者游历中国各地，追寻古人足迹，体会着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历程。这些文章，是游记，也是中国文化史。
此书中有提到的景点有很多，每一个景点都带给余秋雨不同的感触和震撼。他触碰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见证自己国家一路走来深刻的历史痕迹。其中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文化散文，散点论述，探寻文化；另一部分是回忆散文
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为了奠定艺术真实的基础，从多个层面
截取了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不论是风土人情、历史人文、万里河川，无一不可入题。在《阳关雪》、《道士塔》中，描写了漠漠黄沙弥漫下，黄河文明的兴衰，从寂寥旷远中，将积淀千年的历史进行了真实的还原；《白发苏州》和《江南小镇》等，展示了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那种典雅柔媚的文化底蕴，淋漓尽致的展现了江南文化的那种婉约和清新，同时将世态人情演绎得形神兼具。有对西湖、阳关、柳侯祠、莫高窟的生动描述，有对王安石、李白、苏东坡、柳宗元等书卷气息浓郁的文人墨客的敬仰；甚或还有江南名妓苏小小、“亦仙亦妖”的白娘子、遁入空门的李叔同等等，纵观《文化苦旅》，尽管纷纭丛生，但余秋雨却能出神入化，将万千物象信手拈来，栩栩如生的付诸于笔端，展现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文化苦旅·笔墨祭》一章中，曾有着一大段描写“五四”文化史的文字，将文人、文化和历史，三者之间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描写的淋漓尽致。按理说作者非常擅长写文化史论，而要操作散文的“厚重”，这并非难事，但真正将“厚重”拿捏的恰到好处，而不是用枯燥和严密的考证，将文学的灵性和飘逸淹没，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非常难得的。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将沉郁古风和空灵笔法有机的糅合为一个整体，让历史人物起死回生，赋予山水风物以灵性。《夜航船》中，有着恢弘壮阔的意识流程，从明朝张岱的《夜航船》联想到现实中的夜航船，最后又联想到故乡山腰破庙木鱼声，由笃笃声掀起的“思想狂澜”，想起回乡光耀门庭的暴发户、乘船外出谋生的山民、渐渐气派的船老大，继而切入张岱《夜航船序》的逸事，再巧妙的将“夜航船文化”切入，最后一一引入丰子恺、周作人、鲁迅等几位上了“吾乡”文化夜航船的文学大师，终篇是由祖母关于笃笃声的争论贯穿，笔锋轻灵老道、于浮光掠影中蕴含着诸多的深邃沉郁。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堪称当代文学的艺术瑰宝，他从史学家和文人的角度出发，深刻探究社会问题，挖掘文人人格、观察文化走向、透析社会现象。这部文学著作，充分的展现了余秋雨深刻的文化感悟力、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渊博的文学知识，他凭借着超凡的艺术表现力，寄情于山水风物，深刻的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人生的真谛和文化灵魂孜孜以求的探索。
从以上角度分析，《文化苦旅》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成功尝试。也许，在中国当代散文中，《文化苦旅》还称不上是问鼎之作，但它的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为中国当代散文领域，开垦了一块崭新的土地，并提供了恢弘壮阔的生存空间
展读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最先进入我们的审美视境的，是余秋雨在心灵与自然的深度亲合过程中，所提到的蒙落着精神光照的山光水色。余秋雨在阐述自己关于艺术创造见解的理论著作中，曾特别强调主体应该避免单向执持，强调主观与客体、心灵与自然的深层遇合和双向互渗,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应该建立一种物我交融通神同情的矛盾统一关系。他的这种不刊之论自然是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发挥，也是余秋雨自己的审美创造经验的总结。面对自然.余秋雨的审美心境是虔诚的、膜拜的、陶醉的，是毫无阻滞地发自内心的亲合与投入，正因为这样,他方能随物宛转,进人到与自然心照神交的审美发现状态。于是，他在《沙原隐泉》里发现了夕阳下绵绵沙山这一无与伦比的美景:“光与影以最畅直的线条流泻着分割,金黄和黛赭都纯净得毫无斑驳,像用一面巨大的筛子筛过了。日夜的风，把山脊、山坡塑成波荡.那是极其款曼平适的波，不含一丝涟纹。于是，满眼皆是畅快、一天一地都被铺排得大大方方、明明净净。色彩单纯到了圣洁，气韵委和到了崇高”;于是，在《寂寞天柱山》里，山中的奇丽山石及各色林木一下子就将作者的“全部感觉收服了”，让他体味到了“比寂静更静的静”，感觉到了“一种不见风的凉爽”。
不过，面对自然美令人目不暇给的绮丽与斑斓，余秋雨似乎并没有陶醉得驻足不前(如果这样，他便与那些逍遥林泉模山范水的文人墨客没有两样了)，他在本质上是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于是，他便常常将自己从对第一自然的感性沉醉中超拔出来，注目于那些窝存于第一自然之中的第二自然——或者说，人文自然、人文景观，——即那些蕴蓄着富厚的文化意义的“人化自然”，试图从文化角度观照和审视曾经行止于这些文化场景中的文化人的精神、人格及命运，并通过对他们身上的文化意义的发掘和寻绎，探讨诸如特定文化的性质、深层结构、未来选择及文化人格的重建与文化精神的重铸这样的重大间题.而按照文化学的理论，所谓人文景观，就是人化了的自然所显示出来的一种文化性，也指人类为了某种需要有意识地利用自然所创造的景象.人文景观既能反映一个民族心理的倾向和特点，又能反映它文明进化的程度，因而，人文景观是民族和时代内在精神的外化形式，构成这种景观的要素是物质的，但它展示的效果却是精神氛围性的。这样，从人文景观的角度考察特定时期文化的性质及文化人的心理结构、人格样态，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了。
《西湖梦》是余秋雨进入人文景观作文化之旅的散文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它既写出了西湖外在的形”，又写出了西湖内在的“神”。它通过对西湖所承载的那些非常稠厚的象征性特象的阐释和文化内涵的开掘，标示出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文化地位。余秋雨从西湖的人文景观中发掘出来的文化理义是极深刻的、很耐人玩味的。他看到了中西宗教在本质上的区别，看到了中国宗教对文化人格的“委和”的消解作用:中国化的宗教“最后都板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没有象西方宗教那样上升为完整严密的人为宗教”，“绿绿的西湖水，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最后，“社会理性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截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最后都化作供人游观的景点.景点，景点，总是景点”。语言是诗意的，而作者反思和描述中国文化人的文化人格及精神状态时的情思却是苦涩的、沉郁的。但余秋雨的眼光在巡视西湖时，还是发现了让他欣慰的亮点:毕竟还有不同于众多“游客”的鲁迅笔下的“过客”式的斗士，他们始终坚执着理性精神，清醒地抗拒着西湖的秀丽和暖风对人的“理性使命”的悄无声息的抽绎和消解。
这样，文化是物景的伸拓，人是文化的伸拓，于是，着落点便只有一个，那就是“人”。而余秋雨也其实是借物景写文化，借文化写人(主要是文化人)的文化心理结构。
那么，余秋雨为什么选择从自然及人化自然的角度来审视特定文化格局中的人呢?我想除了人与自然(尤其是人化自然)联系很密切及选择的是文学的审美的方式这两个原因以外，至少还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为了滤尽意识形态的浑杂介质，为了摆脱“正统性”的“元叙述”对当下思虑的搅扰，为了抗拒本位文化的文化下渗和文化蒙蔽;其次.从自然及人化自然的角度进行观照，可以探测到中国文化及中国文人的许多具有恒定意义和普遍性的文化积淀和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如在《西湖梦》中，作者便从与西湖有关的文化人的行状上，发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和“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小天地自娱自耗”，“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孤山”，结果，“群体性的人格日趋醋淡。春去春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书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余秋雨在这里反思和批判的这种萎缩了的文化人格，不也在现时的文化人的人格结构中留存着吗?又如在《柳侯祠》中，作者发现在那排排石碑间，“中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捏”:在封建的生存环境和文化场景里，“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网络中的一点，只有战栗在众口交栋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座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并意味深长地归结说：“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国，太寂寞”。作者在这里发出的文化人应强化自己的文人意识、追问自己存在的意义的呼吁，怕不是为了惊起那位客死南荒的文豪和那些长眠地下的迁客逐臣。他恐怕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和文化人的当下焦虑和忧虞.才如此谆谆言之的。其实，如果你把《西湖梦》和《柳侯祠》组合起来，往深处追究，你便会产生更多的疑问和更大的文化发现.你会觉得本尼迪克特将文化划分为两种模式是不够缜密的，至少她不能够说明中国文化的特质.事实上。中国文化既不属于谦和克制的太阳神型，亦与狂猛放纵的酒神文化迥然有别，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类型。似乎很难用一个比喻性的意象来象征它，更不能用本尼迪克特式的心理描述来阐释它，但它至少非常突出地秉有以下特征:长时期的抽象理性压抑和短暂的非理性释放；表层行为的无机有序状态和探层文化心理结构的绝对无序和严重残缺;文化进化和文化变迁的迟滞;文化复原和文化抗拒力量的超常强大；长期缺乏纯粹的理性信仰，等等。
从内容方面来看，这本《文化苦旅》除了借自然物景写人的游观散文，还有一些记人叙事的篇什(计有《信客》、《腊梅》、《家住龙华》、《三十年的重量》、《漂泊者们》、《牌坊》、《庙宇》、《贵池傩》等)和比较纯粹的分析文化走向的文章(如《上海人》、《笔墨祭》等)。在写人叙事的散文中，《家住龙华》是一篇在读者中影响比较大、也获过奖的佳作.这篇散文写得很平实.虽然叙述的是令人椎心泣血的大悲痛，但作者却能压抑住强烈的伤逝之情，平静地将深情的追怀与沉重的悲悼，写得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使人们由他的掩抑的文化悲慨，引发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人命运的深长思索。《信客》、《庙宇》、《牌坊》、《三十年的重量》记写的多是作者早年记忆中的人和事。《牌坊》叙写的是他童年的记忆。这篇散文的“意思”是很深永的，其中郁积着作者对中国女性命运长长的悲叹和深深的同情，温馨的回忆中拌杂着苦涩，不断的追问中包含着对中国文化压抑生命的理性反思和深刻批判。
比较而言，余秋雨的这些记人叙事的散文虽然也很有特色，也很注重将事件和人的命运提升到文化的层面来考察，但从总体上来看，它们比作者的文化游观散文和文化走向分析的散文要稍稍逊色一些，只有后面两类散文，才能代表余秋雨散文审美创造的独特性。
《文化苦旅》中分析文化走向的散文虽然篇幅不多，但质量却是上乘的，在余秋雨散文创作的整体构成中占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些既不从“自然”也不从“人文景观”。而是从比较纯粹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载体人手进行文化分析的散文。《笔墨祭》是一篇立意奇苦、角度新异的华章。作者由宏大归于细徽，由精细归于朴拙，在中国文人共同的文化质点——笔和墨上，探究中国文化的本性及中国文人的文化性格、文化心理结构的承续、嬗变和重建。作者以自己敏感的诗心和睿智的哲思体悟到，在“白话”和“文言”这一精神文化物化载体的背后，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作者通过对中国文化这一特定现象的独到的分析和阐释，发现“一枝毛笔，就负载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许无奈”，还从鲁迅和周作人对“毛笔”这一书写工具的不同态度上，发现了两种“根本性的人格对峙”及“肯年一代中国文人的人格选择”这些很重大的问题，最后，在“酸楚的祭莫”中，敞亮了这样的文化识见:“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我们完全可以扩而大之，对中国文化本身作如是观。《上海人》是一篇视野开阔、内含厚重的力作。由于种种原因，分析上海人及上海文化的性格、结构、历史、现实、走向，竟成为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但余秋雨却能举重若轻。他通过动态的描述、静态的分析、纵向的考察、横向的对比，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上为“上海人”和上海文化定位，又通过对特定文化质点的搜集和考察，从细小的地方为自己的判断寻找由微见著切实可靠的依据。作者把诗情的抒发和理性的抽绎结合起来，其中既有热情的赞美和肯定，又有无情的批判和剖析，既有殷切的期许和祈向，又有谆谆的告诫和叮咛。其实，余秋雨在考察“上海人”的同时也考察着广义的“中国人”，在分析“上海人”人格结构合理走向的时候，又何尝不是表达了他对“中国人”人格结构台理发展的认识，在批判“上海人”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这两大生命基元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对中国进行着理性的批判，而作者之对已臻达现代层面的上海文明的“孤独”状态叹惋不止，不正是他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在现代文明上极度匮乏的深哀和忧思吗?——“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了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这里所伸发出来的文化悲叹和醒世之意不是很耐人深思细味么?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上海和现代化的中国，对于我们建构健全的中华民族心理人格，不是很有启发意义么?
从散文创作的个性特征方面来看，余秋雨的散文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文化分析性特征而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哲理性。现代著名画家克尔希奈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有限的物质条件来揭示世界一切过程背后的伟大的秘密.这就是一种荡漾于世界整体的精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哲理。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明显地表现出作者强烈的理性意识和哲理追求.当然，余秋雨的理性思悟是以感性游观和对特定文化质点的考察为起点和终点的。理性之思生成于感性过程。这样，他的散文中的哲理，就是附丽于形象之上的诗化哲理。比如在《五城记》这样的写形图貌记游之作里，也有作者理性之光的照临。但作者的哲理伸发往往是水到渠成顺势而发的.如他在写到开封时.便由朋友的一句话，而有这样的理性归结:“倒也是。时间的力量只能靠着体力慢慢去爬，去体会，不能拿着一张照片轻松地去看。一轻松，全都变味。”最后，当他爬到开封古塔的最后一层.又从心里流出这样一行字:“是的，只有远远高于现实的建构.才有能力召唤后代。”至于《夜航船》里关于“夜航船文化”的颇有哲理意味的沉思.则肯定与作者于萧杀的晚秋在冷丽的千古吴江上的不知道去干什么的夜航船体验有关.倘若没有那个“枫落吴江冷”的夜晚，他便不会对中国那艘封闭而破旧的“夜航船”和中国文人有如下认识了:“船头的浪，泼不进来;船外的风.吹不进来;船行的路程，早已预定。谈知识，无关天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谈笑争胜间消耗，把船槽托付给老大，士子们的天下只在船舱。”这些形象的语言所包蕴的理性内含是既深且广的，它对中国社会及中国文人不仅具有历史的说明意义、现实的描述意义，也许毛有未来的预言意义也未可知。而最妙的，还是作者曲终奏雅时，关于夜航船的笃笃声究竟是航船还是木鱼的“都是?都不是?抑或两者本是同一件事?”的追问，这追问里所包含的哲理已很有禅宗的味道了.引人与作者一起“索解这个谜”。至于作者在《文化苦旅》中关于艺术创造、人生意义、社会历史、宇宙客体的探刻独到的理性判断就所在多有，难以尽述了。
余秋雨散文的第二个特征是崭新的文人品格。语言的清丽典雅，结构的工巧精致，这些易于感受到的东西固然也属于文人品格的一个方面，但却是浅表性的一般的文人只要精雕细磨的惨淡经营着意追求，是不难达到这个境界的，但他们也往往止于这个境界。真正的具有文人品格的作品与一般的低品位作品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此，而在于深蕴于作品之中的那种精神性的东西。真正的文人作品总是蕴含着作者对于人生世相的贯通古今的洞观，超越各种浅薄的倾向阻碍和狭隘的政治偏见的沧桑感、悲悯心和人道主义情怀，筑基于对个体的人格与自由的守护之上的永不竭止的对于永恒真理的追问。正是因为具有了这样一种全新的文人品格，余秋雨才超越了对一己一事一物一景的欢愉、哀戚和沉浸，而关怀着表现着一种整体的情感，一种“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苏珊·朗格《艺术间题》);也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域限，而与过去的及别处世界中的人生世相紧紧地勾连在一起了。他的“夜航船”上既挂有鲁迅的灯盏，以此照亮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及文化人的历史相况和当前样态，并对之作了极深刻的文化反思和极清醒的理性批判;又挂着欧洲近代及现代文化航船.上的理性灯盏，以文化“启蒙和挺进”，作为使中国精神文化的航船摆脱漫漫长夜，进人新的河道的先导。这里映照出的是余秋雨很纯粹的文人的心灵世界:强烈的使命感，清醒的理性意识，对个体人格和自由的高度自觉，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反思，对人道主义的坚执，对世界文化成就的大度涵纳，而这一切全都生长于这样一个精神亮点，即作者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风雨天一阁》）。正因为这样，余秋雨才能既在以自然为背景的文化场景中仰观俯察怡然进入忘我之境，又能超拔出来，把一切纳人理性的文化分析和文化追问之中。于是，沈万山的命运就成了作者分析经济人格与官场人格处处抵牾的典型例证，并引发出对他商业心态之难于见容于朝野两端的愤愤然的感慨，对社会抑压和扼杀活跃生命和自由个体的极度愤怒（《江南小镇》）；于是，他便有了“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泼泼的中国文化”的妙论（《白发苏州》）;于是，他便有了“冷漠的自然能使人们产生故园感和归宿感，这是自然的人化，是人向自然的真正挺进。天柱山的盛衰升沉，无疑已经触及到这个哲学人类学的本原性间题”的沉思，而且正如作者所说.这里显然追寻的是一个远远超出社会学的命题:家(《寂寞的天柱山》)。这便契合着现代哲学及现代艺术对人类的命运及终极归宿不断追问深切关怀的精神。
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文人品格的作家，余秋用的游观空间是广阔的，他不再拘滞于一方田园风光和一处山水景点，往往随足迹的伸拓，进入那些远在异域的潜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含的文化场景。《漂泊者们》、《华语情结》叙写的是漂泊异国的华人的心态意绪。《这里真安静》则是作者在游观新加坡的一座日本军人的陵墓时，对那场战争、对疯狂地投入那场战争的日本民族的文化剖析。文章写得极精彩，把对弱小者的同情、对强暴者的批判。寄寓于冷静的叙述和精辟的分析之中，由军人而女人而文人，一层一层，慢慢道出，将这个隐匿于闹市、沉淀成宁静的“三相寓言”，用诗意的语言表述出来，包蕴着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冷峻的批判理性精神。
　　余秋雨散文的第三个特征是文体探索和文体创新意识。作者有诗人的激情、哲学家的睿智、小说家的神思、学者的渊博、艺术家的深致，于是，他便调动自己的这些主体修养和创造能力，随宜而用地将它们用于自己的散文创作之中。这些努力，我们从余秋雨的有诗意、有情节、有画境、有哲理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来。《道士塔》用小说家的笔法给我们刻画出了王圆箓这么一个愚昧、麻木、呆钝、卑微的中国文化的罪人，作者在一些地方借助小说家的推想，用细致的描写、具体的情节、生动的场面及心理分析方法，把这场文化悲剧的过程写得具体可感，扣人心弦。《牌坊》、《庙宇》、《信客》某种程度上，可以当笔记小说来读;即便是文化分析特征最为突出的《上海人》，我们也不能看出作者将上海和上海人结合起来.注意细致而绵密地展示上海及上海人的生命历程的用心，我们也确实可以从这篇散文中读到类似小说和精神史的一些东西。而在《这里真安静》、《老屋窗口》，我们又可以看到作者以画家的匠心来写散文的审美追求.《这里真安静》在叙述上和意境的营造上有画艺的景深感。而《老屋窗口》则以“窗口’作为具有画意的观照外面世界的“视点”了。总之，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打破了散文与其他文学样式、乃至艺术样式之间的界限，成功地调动和发挥了其他文学样式和艺术样式的优长。使他的散文显得灵活多变摇曳多姿，具有别具一格的文体方面的创新性特征.并最终使他的这些散文成为中国当代散文整体格局中无可替代的高品位的美文

读余秋雨《文化苦旅》有感
张诗雨
在长达两个月的暑假里我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去乡下帮奶奶做事，虽然比较忙但我还是做了一件我认为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把余秋雨先生写的《文化苦旅》大致看了一遍。虽然说，开始阅读《文化苦旅》时，只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先生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全书通过山水美景探求楚文化精神和人生真谛以及中国文化历史命运和中国人文精神追求。由洞庭湖、庐山、西湖这样的自然风光游景联想到那些曾于此留下足迹的先人，表现出的世态人情凄凉、惨淡。还有《上海人》、《华语情节》这类深刻显示一种感慨情怀的散文。余秋雨先生凭借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字功力，使全书透出一种深厚的艺术感染力。
虽然来不及仔细去揣摩，但确实让我感触很深，尤其是《西湖梦》至今都使我记忆忧新。或许是因为自己曾游过西湖，这样一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圣地，山山水水都是让人迷恋的。
西湖梦，是令人憧憬的，是令人向往的，是保留在人们心中那小小的归属地，为之奋斗的。初读余秋雨的这篇文章，实在不知为什么以梦为题，似乎与他写的内容毫不相关，又反复读了两遍，才渐渐有了模糊的概念，也许，是作者对西湖单纯的梦，更也许，是作者感慨于数千年来文化人格的日趋没落，而作者呼唤着富有生命力和自主精神的人类灵魂的一种期望。梦，多么美好的一个字眼啊。
明代正德年间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写过这样一首诗：
昔年曾见此湖图，
不信人间有此湖。
今日打从湖上过，
画工还欠费工夫。
可见对许多游客来说，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这简直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
作者在《西湖梦》中还写到了西湖那美丽传说中的人物白娘子。他没有像传说中那样歌颂白娘子为了爱情甘愿被镇于雷峰塔下，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诠释白娘子：“在我看来，白娘娘最大的伤心处正在这里，而不是最后被镇于雷峰塔下。她无惧于死，更何惧于镇？她莫大的遗憾，是终于没能成为一个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个归结性的造型，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界的怆然象征。”
《文化苦旅》中有着大量的诗词、典故，向我们显示一位文学作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渊博的学识；而其中那些深刻的见解和精辟的剖析，更向我们展示了秋雨先生作为一位思想家所具有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深邃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