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在宦海可谓三起二落。考中进士那年，在入榜的388人中名列第二，而且是因为主考官欧阳修的误会（以为这么精彩的答卷出自他的朋友曾巩）和避嫌，否则当列榜首。苏轼在担任凤翔推官三年后依例解职，英宗本欲破格拔擢为翰林，为宰相韩琦所阻，韩琦倒不是不喜欢苏轼，只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多一些历练。而英宗更是早就把苏轼视为未来宰相的人选。至少从一0五七年到一0七九年这段时间苏轼的仕途还算是一帆风顺的。
一0七九年苏轼受了四个月的牢狱之灾，史称“乌台诗案”。表面上是文字狱，弹劾他的官员在他的文章诗词中找出大逆不道的语句，加以指控。更深层的原因是苏轼加入了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王安石的新政。而苏轼作为文坛新星，其影响力日增，因此要加以镇压。因与苏轼通信或为他出版诗集，很多人受到牵连，包括预驸马王诜。在黄州期间，苏轼在一片东坡上耕田务农，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四篇公认的最佳作品也在此时问世，即：《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承天寺夜游》。
一0八五年到一0九三年这段时期是苏东坡仕途的第二春，虽然一直担任“省部级干部”，但不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是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岗位，政绩上颇有建树，可算是官运亨通。
一0九四年开始的第二次被贬，罪魁是哲宗及新任宰相章椁（应该是竖心旁，打不出那个字）。此人虽然可算是苏轼的故交，但绝对是王安石一派，跟司马光、苏轼的政治立场对立。此次风波共有830名官员受波及，史称“元佑党人案”。苏轼是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想来是因为他在政坛和文坛的地位都同样的高，对手不得不重视。
一一0一年获赦后，当时的朝野一致认为苏轼将再度得到重用，可惜东坡遽然仙逝。
我的结论：东坡先生一生漂泊，但更多时候还是自由自在，而不完全是身不由己；东坡先生的仕途颇有坎坷，但得意之时还是比失意的时候多，并非几乎没受到重用；东坡先生两次受贬，起因都是王安石一党的迫害，跟司马光一点关系也没有。

苏东坡，每当听到这个名字，我的心就会泛起一阵涟漪，久久无法平静。
也许他的名字只是滔滔历史洪流中的一小部分，但他所激起的浪花，却对后人影响深远。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他天生乐观的心态，皆令我为之折服。
虽额、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林语堂《苏东坡传》中曾说：“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明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这就是苏东坡，这还不足以概括他的全貌。虽然他业已逝世，但是每次听到他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眼前便浮现出，年近半百的他站在赤壁矶头，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心中有志却无法实现的无奈而又感伤的情形。每当想起“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又好似看见，他站在亡妻的墓前，内心凄婉哀伤的样子。明明从未遇见，他却在我们的心中逐渐丰满、明朗了起来，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活着的人。
他文采飞扬。进京赶考，在三百八十八个人中名列第二，他年仅二十成为进士。竟让欧阳修感叹：“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神宗的一位侍臣曾说，每逢神宗举箸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使在苏东坡被贬在外时，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
他心态乐观。亲自经历五朝，在这五朝之间，除了童年、青年时曾一度春风得意，自神宗之后，一直到苏东坡去世，他一生都是坎坷动荡，掌权的小人们为了打击他不择手段。到苏东坡死后，甚至有了元佑党人碑的出现，他名列党人碑榜首。但是他只求独行其是，一切付之悠悠，所以，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
他一心为民。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为宽免贫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必至成功而后已。他不偏执，不狭隘，在王安石当政时，在各地都推行新法时，他站出来指责新政，结果被贬谪；而在新法被全面废除时，他依旧没有严格执行，他留下了他认为对百姓有利的新法，被京中新贵所不容，自此他已不容于旧党和新党之间，因而再度自己请求外调到杭州。
但正是由于他的正直，众臣害怕他掌权，便恶意控告他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皇帝与新政的不敬，他们对他的诗句进行错误诠释，最终让皇上将苏东坡贬至黄州。但即使在贬谪之地，他的政绩依然出类拔萃。似乎没有什么是可以真正使他有所畏惧的，在他的一生里，永远自由自在，那些群小的迫害，在他眼中似乎从未发生过，他所关心的，只有百姓。
我敬仰苏东坡，虽然我尚未完全读懂他的诗，读懂他的人，但我依然从心里对他怀有无比的尊重，只因为他那万古不朽的人格之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