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嗟如兮，无与士耽！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
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每读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古人对阶级社会婚姻生活的经典概括！看到这样的无奈使我陷入了沉思。于是我的思想不自觉地在历史长河里流淌，采摘那一个个不同遭遇的生活片段：
看着无边的桑树，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场面。我看到《氓》里面的女主人公是多么辛勤的妇女，但她这样付出的结局却是其黄而陨，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于是为这位可怜而又坚强的女人感动着。她在面对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却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她的心也许看透了阶级社会丑恶的面孔，也许她的心理面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
白娘子为了报答许仙，她付出了很多很多，本来那么完美的婚姻却让法海来了搅和。白娘子爱许仙如此的深，于是有了水漫金山的传说，于是有了白娘子被关在雷峰塔的传言。看着平静的西湖水，一切都已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是可歌可泣的反抗压迫的传说。这个传说在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妇女反对阶级压迫的精神，她们在向历史宣誓：女之耽兮，犹可脱也！
也许是为了爱，也许是憎恶封建礼教的毒害，《诗经》超越了时代的界限，它所描述的一个个爱情故事似乎都在后代不断地发生着。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看到的是刘兰芝婀娜的身影，她努力地做好她的本分工作，换回的结果却是那深潭的一道道圆晕。她的命是苦的，但她以死的方式在向世人警告：她也有爱，也有恨，也有强烈的反抗精神。难道不是吗？她死后化为鸳鸯都在不日不夜地鸣叫着，那不是在控诉着对阶级社会的不满嘛，那不是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嘛！
历史中的妇女们似乎都在重复《氓》中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我心中的琴弦断了一根，但是不得不佩服中华民族妇女们不畏压迫、不畏朱颜瘦的精神。我时常在想，即使她们的爱情化作冰冷的白雪结晶破碎，也会对生活充满着热烈的爱与追求。
因此有了秋瑾的《提芝龛记》：
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峨眉。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英雄。
这是秋瑾反对封建余毒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妇女们反对阶级压迫的漫长历史过程。
《诗经》让我想起了很多不幸的女人，它的出现似乎暗示妇女的不幸在不断地延续着，但很幸运的是现代的女权运动在不断的发展着，我想这是《氓》的作者的心愿吧，这是妇女们的愿望吧，但我更相信这是坚强的妇女们用泪、用血、乃至生命换来的！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总之，《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看了这你就名白了
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诗经》原本叫《诗》，共有诗歌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
《诗经》所录诗歌多来自民间，据说，周朝设有专门的采诗官，采集民歌，以体察民俗风情、政治得失。《诗经》中大部分诗歌都出于此。另一部分则为公卿、士大夫向周天子所现之诗，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其中，部分诗歌曾有人考证其作者，有臆断者，有有理有据者，不过不很重要。至于《诗经》编撰者，有以为周公者，现在看来无法成立。另有孔子删诗的说法，也没有说服力。
《诗经》所录诗歌时间跨度长，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500多年的社会生活，涵盖地域广泛，黄河以北直至江汉流域的都有。汉时，先有鲁、齐、韩三家时，立于学官，后有《毛诗》。《毛诗》盛行后，齐、鲁韩三家诗先后亡佚。历代解《诗经》者颇多，较好的有宋朱熹《诗集传》、清王夫之《诗经俾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慊《诗三家义集疏》等。
《诗经》存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是西畿正音。《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诗经》作品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西起山西和甘肃的一部分，北到河北省西南，东到山东，南到江汉流域。
成书过程
《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初期，根据《尚书》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姬旦所作。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据郑玄《诗谱序》，是《陈风·株林》，跨越了大约6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