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恋》带有屠格涅夫自身经验的痕迹，描写了父与子同时对公爵小姐齐娜依达的恋情。初恋带着令人陶醉的喜悦，象无声闪电与少年主人公心中勃发的无声的、隐秘的激情相呼应，可公爵小姐齐娜依达寻求着热烈的、真实的却只能给她带来痛苦的爱情；而带给她痛苦、踩碎她的心的人正是少年主人公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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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树抽出了细细的柳丝,上面缀洁了淡黄色的嫩叶；小草带着泥土的芳香钻了出来,一丛丛,一簇簇,又嫩又绿花儿也伸了伸懒腰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是俄国十九世纪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奥廖尔省一贵族家庭。自幼目睹母亲专横任性、虐待农奴的暴行，开始对农奴制产生厌恶，后来他立下“汉尼拔誓言”，表示决不同农奴制妥协。1833年进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1837年毕业。1838－1841年，在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历史和希腊文、拉丁文。回国后在内务部任职两年。1842年底认识别林斯基，不久又同别林斯基周围的作家们交往，在西欧派思想指导下开展文学活动，加强了反农奴制和反斯拉夫主义的倾向，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形成。1848年2月他奔赴巴黎，以同情的态度观察工人起义。1850年回国。他从1847年以来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刊出《猎人笔记》，其中的反农奴制倾向触怒了沙皇政府。1852年，官方借口他违反禁令发表悼念果戈理的文字，把他拘留一个月，并遣回原籍，迫使他在警察监视下，在自己的庄园斯帕斯克村居住了一年半。但他在彼得堡的拘留所里时写过揭露农奴制的中篇小说《木木》（1852，哑巴农奴格拉西姆，他心爱的姑娘塔季扬娜嫁给了酒鬼卡皮通，他救了小狗木木，与它同病相怜，它后来惊扰了女主人，他按照命令被迫溺死了它），其中残暴的女地主形象就是以他自己母亲为原型的。
在农奴制改革前夕，屠格涅夫渐渐同《现代人》中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发生分歧。他出于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观点反对农奴制，同情人民的苦难，但却拥护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赞成革命。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是他思想和创作上的分水岭，这时他同《现代人》公开决裂。1862年底，身在国外的屠格涅夫被指控同逃亡伦敦的巴枯宁等人有牵连，即所谓的“32人案件”，沙皇政府召他回国受审。他借故拖延了一年多。这期间，他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诚，还捐献两枚金币，以慰劳镇压波兰起义的受伤士兵。为此，他受到革命阵营的猛烈抨击。
从1863年起，屠格涅夫同波里娜•维亚尔多一家一起住在巴登－巴登。维亚尔多是法国著名女歌唱家，1843年随意大利歌剧团到彼得堡演出，开始同屠格涅夫认识，以后成为终身密友。他多次出国和侨居国外都同她有关。1871年普法战争后，他同维亚尔多一家迁居巴黎，直到逝世。在这里，他同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埃•龚古尔、左拉、都德以及莫泊桑亲密交往，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文学大会”，被选为副主席（主席是雨果）。同时通过自己的翻译和介绍，对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文学的沟通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促进了俄国文学在欧美的广泛传播。屠格涅夫生前就已享誉国际文坛，是俄国文学史上最早受到欧美重视的作家。他的创作技巧和心理分析艺术，对西欧和斯堪的那维亚作家颇有影响。1882年初患脊椎癌，次年9月3日屠格涅夫病逝于巴黎。遵照他的遗嘱，遗体运回祖国，安葬在彼得堡沃尔科夫公墓。
屠格涅夫真正的成名作是特写集《猎人笔记》。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农奴制下的农民同地主的关系。当时的进步思想界称它是对农奴制的“一阵猛烈炮火”，是一部“点燃火种的书”。《猎人笔记》标志着屠格涅夫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形成。共二十五篇，其中二十篇曾在《现代人》杂志上登载。全书以俄罗斯中部的山川风物作背景，广泛描绘了农奴村落和庄园里的农民与地主的日常生活，以圆熟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刻划了一系列农民和地主形象。别林斯基说：“作者在书中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待农民，这是过去任何人所没有做过的。”在作品中，作者以深厚的人道主义，在诗意盎然的俄罗斯大自然的背景上，表现了俄国农民的民族特征、精神品质和才华，如《霍尔和卡里内奇》、《歌手》、《白净草原》等；有的则描写了他们在农奴制下贫困无助、备受侮辱和压榨的境况，如《事务所》、《莓泉》、《活尸》等；有的则直接揭露地主的假仁慈和凶残本性，如对《总管》中地主宾诺奇金形象的塑造。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在于，作者通过真实的形象清楚地告诉俄国社会，农奴也是人，他们甚至比地主高尚、聪明、能干得多，他们应该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从而强烈地抗议了农奴制度对农民的凌辱与奴役。这部作品发表时，正是社会在大谈其有无必要废除农奴制之际，因此它在这个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猎人笔记》语言优美，准确、生动、流畅而富有音乐性。有些章节像诗歌一样节奏鲜明，朗朗上口。作品的社会历史意义是激动人心的，其艺术价值更是永恒的。
屠格涅夫一生共创作六部长篇小说，《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与子》（1862）、《烟》（1867）、《处女地》（1877）。
《罗亭》是屠格涅夫第一部长篇小说。随着解放运动的发展，屠格涅夫对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他看到了他们的优点，同时又看到了他们身上的致命的弱点。罗亭是四十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青年时代他在莫斯科大学受过进步思想的熏陶，对人生抱有崇高的理想。他聪明、高尚、才华过人，能言善辩。热爱真理的火焰从未在他身上熄灭，他也能在别人的心里点燃起这种火焰。他津津有味地谈论“短暂的人生的永恒的意义”，“牺牲小我来为大我谋福利的人才配得上人的称号”。他在女地主拉松斯卡雅家里的谈吐惊倒了所有的听众。他是俄罗斯文学中继奥涅金、毕巧林之后又一个著名的“多余人”形象，他是一个小贵族，善于思考，满怀理想，能以激情洋溢的语言，在人们心中唤起对自由的追求和实现崇高理想的愿望。可是，他意志薄弱，空想多于生活知识，缺乏实践能力。在他和娜达丽亚（娜塔莎）的恋爱中，更暴露出他是个“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列宁语）。由于解放运动的深入，屠格涅夫对罗亭的批判要比普希金对奥涅金，莱蒙托夫对毕巧林的批判更为严厉。但1860年小说再版时，屠格涅夫添写了罗亭在巴黎巷战中牺牲的尾声，给罗亭的形象又增添了一些光彩。就罗亭的社会作用而论，他的作用要比奥涅金、毕巧林大得多，他曾用他勇敢的号召，充满激情的言论点燃起别人的心灵，起过有益的作用。他虽然自己一事无成，但毕竟对别人起到了启蒙的作用。高尔基说：“假如注意到当时的一切条件――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智慧贫乏，以及农民大众没有认识自己的任务，――我们便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理想家罗亭比实际家和行动者是更有用处的人物。”
《贵族之家》，作家感叹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个人幸福的不可能。拉夫列茨基也属于“多余人”的形象。丽莎。屠格涅夫在这部小说里通过拉夫列茨基一生一事无成表明贵族地主阶级的没落。主人公尽管是这个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和于社会无益。这样，屠格涅夫就怀着悲哀惋惜的心情为贵族阶级写了一首挽歌，结束了他五十年代以贵族为主人公的创作阶段。结构严谨，情节紧凑，诗情洋溢，人物性格刻划深刻，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
《前夜》，新兴的平民知识分子，保加利亚的英沙罗夫（反土耳其），叶琳娜。杜勃罗留波夫《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在《现代人》上发表，屠格涅夫反对未成，遂与杂志最后决裂。
《烟》（1867），作者把社会政治运动比作一团轻烟，认为到头来只是一场虚空。此后，屠格涅夫的创作明显转入低潮，他抛弃了尖锐的社会题材，而遁入艺术和美的世界。直到1877年，他才又写出了最直接最广泛地反映社会运动的《处女地》。最后一部长篇。他对“到民间去”的革命民粹派的自我牺牲的激情表示敬意，但又怀疑他们的斗争目标和方法，因而赋予主人公涅兹达诺夫以哈姆雷特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他也讽刺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完全转向反动的自由主义的贵族官僚，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他们的卑鄙本质。作家寄希望于能够深翻俄国“处女地”的“深犁”――新兴资产者沙罗明，在他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渐进主义思想。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不仅塑造了种种生动的艺术形象，揭示了俄罗斯人民的美好心灵，同时也描绘了无比广阔的俄国社会生活画面，是对俄罗斯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生动展现与典型概括。
屠格涅夫还创作了为数众多的中、短篇小说。如果说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的基础是包罗万象的生活，是某一历史关头和当时的中心人物在艺术上的反映，那么其中短篇小说的基础便是能够说明人们复杂的内心感受这一个隐秘世界的个别生活事件。在丰富多彩、情景交融的大自然背景里，这些作品充满着哲学性的沉思和忧伤的调子。《浮士德》、《阿霞》、《初恋》、《春潮》和《木木》。
屠格涅夫晚期作品是《散文诗》（1878－82），其中的八十二篇作品成为屠格涅夫一生创作的最后一个里程碑。作者将散文与诗结合，使俄罗斯散文语言更简洁，更准确，也更优美。这些散文看似平淡实则饱含深意，是发自一位文学老人心灵肺腑的最真挚的诗篇。《门槛》。
屠格涅夫忠于现实主义原则，有时甚至能超出贵族自由主义立场的局限。他虽然长期侨居国外，却能迅速及时地反映俄国社会现象。他的全部创作几乎成了十九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的编年史。他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既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又长于抒情。他的小说作品结构严谨，情节紧凑，人物形象生动，尤其善于细致雕琢女性艺术形象。他对旖旎的大自然的描写也充满诗情画意，其忧郁气质，又使作品带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他对俄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尤其是对长篇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是位真正的语言艺术家，他的风格简洁、朴素、细腻、清新，富于抒情味，对俄罗斯语言规范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父与子》。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新人”。作品集中反映了1861年农奴制度废除前夕两种社会势力――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派贵族间的思想冲突。小说中“子”与“父”的矛盾，实际上是平民知识分子同贵族之间的矛盾。在小说中，双方就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原则各个方面展开激烈的论战，而争论的焦点则是对封建农奴制社会的态度问题。子辈的代表、民主主义者巴扎洛夫坚强、沉着、自信，重视实际行动，专心科学实验。他敢于否定，不仅否定艺术、诗歌，而且否定日常生活中“公认的法则”，也就是否定专制农奴制的一切。这些虚无主义者“对人民的需要更为敏感”，他们的心曲与人民是相通的。巴扎洛夫在精神品质和道义上压倒了父辈代表、贵族保守派巴威尔•吉尔沙诺夫。尼古拉，奥津佐娃。染病死去。小说引起了不同阵营的激烈争论。与其它作品不同，这部小说抒情气氛和风景描写都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