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张志公始终致力于汉语语法的研究，在汉语的教学语法和理论语法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志公曾经先后两次主持制订汉语教学语法，阐述了教学语法的一些基本理论，促进了全国范围内教学语法的普及，为教学语法的建立和更新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54年到1956年，中学试行汉语和文学分科教学。教学汉语，语法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自马建忠引进西方语法，汉语语法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体系，所用术语也有很大分歧。这种情况给学习语法的人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当时的语言学界，理论语法专著百花齐放，语法体系众说纷纭，而教学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能够被大家公认的、易教易学、学了管用的系统。为此，在教育部的领导下，在语言学界和广大教师的支持下，张志公开始主持草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工作。当时确定了两个原则：一、尽可能地使这个系统能把几十年来我国语法学者的成就融汇起来；二、尽可能地使这个系统的内容(从立论到术语）是一般人，特别是中学的语文教师比较熟悉的。根据上述原则，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和试教，最后草拟成《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于1956年7月在青岛举行的全国语言学家语法座谈会上得到一致认可，作为编写中学《汉语》教科书的依据。《暂拟系统》制订期间，他亲自到北京教师进修学院试教，及时了解教材的试用情况。王力先生评论这个语法系统时说：“与其说暂拟语法系统仅仅是融汇了各家的成就，不如说它建立了一个新的体系。”（《关于暂拟的汉语教学语法系统问题》《语文学习》1957年11期）为了介绍和阐述《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张志公于1956年主编了《语法和语法教学》论文集，由二十多位语法学家分工撰写，供中学汉语教师参考。在这个基础上，又主编了全国中学使用的《汉语》教科书（1—6册）。后来，分科试验停止，他又主持将《汉语》课本改写为《汉语知识》，供教师和一般读者参考，成为教学语法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在香港、日本、东南亚各地都有广泛的影响；日本香坂顺一1962年所著的《现代中国语文法》，主要是依据《汉语知识》写成的。从1956年到1981年，《暂拟系统》不仅是中小学语法教学的依据，不少高等学校特别是高等师范院校以及社会上的一般语法著作也大多采用这个系统。由于受到读者的欢迎，198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随着语法研究和语法教学的不断发展，语法学界对教学语法也作了许多新的探讨，对《暂拟系统》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为了吸收语法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完善教学语法系统，受教育部的委托，张志公再次主持新教学语法体系的制订工作。1981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语法学家、语法工作者、优秀中学教师汇聚一堂，共同商讨制订新的教学语法的原则和方案，最后形成了《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系统提要》一经公布，立即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许多省市举办讲习班，讲解和研究教学语法新体系；许多学者、老师撰文阐述这一系统，形成了学习、研究、使用的热潮。与此同时，张志公还多次撰文，阐述教学语法的性质、目的、对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从理论上对教学语法进行总结和概括。1997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汉语语法教学论著选》，收集了他在教学语法方面的主要著作和论文。从50年代到80年代，张志公两次成功地主持了教学语法系统的制订，可以说，他是建立我国教学语法系统的名副其实的奠基者。 与创立教学语法相联系，张志公对汉语的理论语法也做了大量的研究。研究理论语法，他始终强调要重视实用，要从实用出发研究语法，让人们学了能够管用。《汉语语法常识》《语法学习讲话》可以为这方面的代表。《汉语语法常识》，195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该书兼采众家之说,成为一部独具特色的语法学专著。它的主要特点是：（一）强调按照语法功能来划分词类，认为“划分词类的依据是语法上的特点”。（二）对词的分类做了一些新的处理，首先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然后再分为十一个小类。这是比较新的研究成果，后来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就采用了这种分类方法。（三）认为词与词的组合有两种方式——词序和虚词，组合成三种关系——主谓、联合和偏正（包括修饰、补充和动宾）。（四）在句法方面也有新的创造，并首先提出了存现句、常式句和变式句等概念。（五）将词法和句法交叉讲解，如先简单介绍语法体系，然后讲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接着讲由这三类词构成谓语的判断句、准判断句等，再讲几类实词和虚词的用法，再讲句子成分的扩充和变化，等等，便于学习者比较容易地了解语法，学会运用。《汉语语法常识》由于吸收了各家之长，又融会贯通而自成体系，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语法著作之一。1955年，香坂顺一将该书翻译为《中国文法基础》，在日本的汉语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语法学习讲话》，1962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通俗而又颇具新意的语法著作。该书从学习者的方便和汉语的特点出发，尝试着构拟符合汉语特点的汉语语法体系。作者先讲“词的组织，句子”，讲到由此产生的四种关系：前边的限制后边的，前边的支配后边的，后边的说明前边的，前边的和后边的联合起来。一开始就讲句子的组织和使用，直接展示了汉语组合的最基本的特点。接着讲各种词的使用，讲复句的种种情况，讲复杂的长句，等等，贴近实用，且富于创造性。这本书体现出来的几个编写原则对于现在的语言教学是富有启发性的：把重点放在应用上，讲最基本的东西，多从逻辑关系上着眼，联系说话和写作中的修辞表达以及语气、情态等。 此外，研究理论语法，张志公很早就注意到汉语语法与西方语法的不同，多次呼吁要摆脱西方语法的束缚，建立符合汉语特点的汉语语法。这在《汉语语法常识》和《语法学习讲话》中就有所透露，到了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编《现代汉语》以及以后的研究，这种倾向性就更加明显。 《现代汉语》（上、中、下），张志公主编，198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中册讲的是汉语语法。这一部分，作者进一步试图构拟出符合汉语特点的汉语语法，同时也融入了他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全书一共有三章。第一章概述，简述语法体系，其中语素分为虚和实，短语分为三合和多合，讲解非主谓句和句群等，都富有新意。第二章组合，围绕汉语的特点集中讲语序、关联、搭配、扩展和变换，这是从语法形式和结构入手讲它们所表达的意义以及运用时应注意的问题。第三章表达，集中讲肯定、否定，存现、消失，时间、空间，程度、范围，语气情态，等等，这是从一些重要的语法意义入手讲表达这些语法意义所需要的语法形式和结构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对汉语句法进行语义分析。这样安排，兼顾结构和语义，不仅注意到汉语的特点，而且能够学以致用，是教学语法内容的一种新尝试。 张志公还写了不少论文阐述他的语法观点，如《一般的、特殊的、个别的》《可能的和必要的》《关于汉语句法研究的几点意见》《语法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用意义》《关于汉语语法体系分歧问题》《关于建立新的教学语法体系的问题》《汉语语汇中单音节语素和多音节词的相互关系》《语法研究和语法教学》《语言规范和“约定俗成”》《汉语词类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汉语语法再研究》等。其中有些论文对于语法研究和学习都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三 张志公在汉语修辞学以及汉语的其他领域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在修辞学的研究上，张志公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比较科学的现代修辞学体系，给修辞下了一个比较科学、精确的定义，明确提出修辞的三性，等等。《修辞概要》《现代汉语》下册可以代表作者的主要观点。 《修辞概要》，195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现代口语和现代白话作品中的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是一部纯粹的现代白话修辞学著作。该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打破了修辞学以讲辞格为主的局限，一头同语法联系起来，讲用词、造句中的修辞现象，讲语序和语气等，一头延伸到篇章结构和语体风格，极大地扩展了修辞学的研究范围。全书共四章，包括用词、造句、修饰、篇章和风格。这一内容和结构上的安排，可以说，开创了现代修辞学的先河，在当时和以后的修辞研究中都有较为深广的影响。 《现代汉语》下册（汉语修辞），一共五章。第一章概论，第二章词和句，第三章段和篇，第四章文体、风格，第五章比喻及其他。该书明确提出“修辞是运用语言的艺术”，“运用语言要求规范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并提出了修辞的三性：民族性、社会性和时代性。这是一部多有创意的修辞学著作。 张志公曾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撰写“汉语修辞”专条。他把自己对修辞特点的理解，对修辞三性的认识，都写进了这一专条。 在汉语的其他领域，张志公也阐述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他对语言学的地位、语言的性质、语言研究的实用性等问题都有过研究。他在早期教授普通语言学课程时，曾从边缘学科的角度探讨语言的起源问题，在当时以至以后的许多年内都是较为先进的研究方法。他强调语汇的重要性，重视语汇的研究，将语素分为实素和虚素，提倡对语义进行静态的和动态的双向研究等，都具有开创性。
四 张志公多年从事汉语文教材和外语教材的编写工作。他一贯认为，编写教材必须有学术研究作基础，没有学术基础不可能编好教材。因此，他身体力行，几十年来对语文教育作了大量的研究，从传统到现代，从汉语文到外国语文，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张志公研究传统语文教育，主要有前后三个阶段。第一阶段，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是收集传统语文教育的资料并从传统语文教育中探求一些经验。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196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中。该书为传统语文教育勾勒出四大步骤：集中识字——进一步的识字教育——读写基础训练——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并总结出传统语文教育的主要经验是：集中识字，识字、写字分别进行，重视句的训练——属对，强调多读多写。这一研究成果，对当时的语文教学起了积极作用。该书书末附的《蒙学书目稿》，是作者对蒙学和蒙书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珍贵的史料价值。第二阶段，1977到1990年前后，主要是对传统语文教育进行再认识，通过重新审视，探求语文教学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语文教改之路。作者先后发表《对传统语文教学的再认识》《传统语文教学的得失》《汉语文教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等文章，总结出传统语文教育的三大经验和四大弊端。三大经验是：建立了成套的、行之有效的汉字教学的体系；建立了成套的文章之学的教学体系；建立了以大量的读写实践为主的语文教学法体系。四大弊端是：忽视语言实际；忽视应用实际；忽视语文知识教学；忽视文学教育。这一研究，对为现代语文教育的民族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第三阶段，1990年前后，作者又一次深入传统语文教育，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的基础上，将研究重点集中于教材，写成《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199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教材为中心，有述有论，并附有大量的书影，是作者对传统语文教育研究的又一重大贡献。 研究传统语文教育，总结经验，指出弊端，目的是为了现在，改革现在的语文教育。因此，在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的基础上，张志公集中精力研究现代的语文教育，提出了系统改革语文教学的设想，并积极倡导语文教学的科学化、现代化。作者在这一方面写了大量论文，收集成几种文集：《漫谈语文教学》（1963年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语文教学论集》（1978年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张志公论语文教学改革》（1987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张志公文集》第三卷（1991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张志公语文教育论集》（199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等。 在语文教育方面，张志公的主要贡献是：（一）呼吁语文教学科学化，“所谓科学化，就是搞清楚语文教学规律，按规律办事”。他在《《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语文教学需要大大提高效率》《谈语文教学改革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中，多次陈述自己有关科学化的主张，并在识字教学、语言教学、文学教学、文言文教学等方面作了科学的探索。（二）高举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大旗，提出语文教学应该与现代化建设接轨。现代化包括语文教学的要求和内容的现代化，语文教学方法现代化和语文教学手段现代化等。他认为，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快速阅读能力，训练学生熟练掌握普通话，敏捷准确高效的口头和书面交际能力，等等，都是现代化对语文教育提出的新的要求。（三）提出幼儿、小学、初中、高中语文课程、语文教材、语文教学“一条龙”整体改革设想。他在《关于改革语文课程、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一些初步设想》一文，提出了他的整体改革设想的一个粗线条的轮廓。这个设想的基本思路是“以知识为先导以实践为主体并以实践能力的养成为依归”，不仅重视知识的重要性，而且强调能力的养成，体现了汉语文的规律语文的工具性。（四）“精要，好懂，有用”，语文教学的六字箴言。“精要，好懂，有用”是张志公提出的语文知识教学总原则，自1977年首次写入《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后，一直延续到现在，被戏称为张志公“六字箴言”，对搞好语文知识教学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张志公在小学识字教学、文言文教学、文学教育、大学语言教育、兄弟民族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等方面，都还有很多值得称道的观点。 许多年来，语文教学一直效率不高，教学效果不显著。症结究竟在哪里？这是张志公从事语文教育工作以后一直在苦苦思索的问题。他多次尝试着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1981年以来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开设的“汉语辞章学”课程。1986年，这一课程的主要内容和他的有关辞章学的论述结集出版，名为《汉语辞章学论集》（1996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明确提出汉语辞章学是一门桥梁性学科，是语言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同听说读写的语言应用之间的桥梁性学科。这是一门新的学科，建立这门新学科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个桥梁把理论和应用这两端联系起来，从而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 “文革”以后，张志公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外语教材的编写和审查工作，因此，在外语教育方面也提出了许多精道的见解。早在1952年，他就出版了《怎样学习俄语》一书。1962到1966年，他主编了一套中学的《英语》教材和《俄语》教材。此外还写了不少有关外语教学的文章，如《中学外语教学的目的和要求》《试谈外语教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加强外语教学的研究工作》等。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收集在《张志公文集》第五卷中。 张志公去世后，生前已经安排好的《张志公论语文·集外集》（原题《张志公语文近作》，因去世，改为现名，表示与他的五卷本文集相衔接）和
《张志公自选集》先后在语文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集外集》收集的是《文集》出版之后，张志公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和讲话，其中有他最关心的话题——关于语言规范化，有对问题的新探索——汉语辞章学和语法的再研究，也有对老问题——语文教学的进一步研究，等等。《张志公自选集》分上下两册，上册主要收的是有关语文教育的论著和论文，下册主要是语言研究方面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