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读书思廉,廉政文章中华传统美德具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品质,是永不枯竭的道德教育资源。廉政建设,要有制度上的保证,同时也要有文化上的保证,讲廉...
求读书思廉,廉政文章
中华传统美德具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品质,是永不枯竭的道德教育资源。廉政建设,要有制度上的保证,同时也要有文化上的保证,讲廉政必须讲廉政文化。中华优秀传统中有关“立 志”、“畏”、“知耻”的论述,就是廉政文化的重要内涵。
一、志在“立志”
树立廉政之风,应该提倡“立志”,志即“意志”。
立志,需要“明志”。儒家之志乃“内圣外王”。“内圣”,就是加强自我修养、树立理想境界、磨砺坚强意志;“外王”,就是服务社会、管理国家、平治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有“修齐治平”的说法,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国家公务员虽不是圣人,但总当洁身自好,服务国家。“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志向立得高远,拒绝腐败的能力才可能增强。一个人即便没有“圣人”之志,起码的君子之道还要遵循。
怎样才能做到立志呢?中国古代格言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淡泊,就是清简素朴,少一点私欲。这样,谋私的心不会像火焰一样燃烧,浪花一样翻滚,酒醉一样燥热,而像镜子被擦拭干净,像池水被沉淀透明,高远纯洁的志向也就自然浮现。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今天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干事业更需要耐得住清贫。方志敏的一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的最好注脚。历史告诉我们,无欲则刚,胡长清、成克杰作为典型的腐败分子为的是贪得无厌、骄奢淫侈。他们以权力为工具,追求享乐、谋取私利,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致使国家财产严重损失。与胡长清“情如手足”的“大款”周雪华在交代他们的犯罪“心路”时说:“我是一个钓者,把有副省长之尊的胡长清钓住了。但有时又想,我也是一条贪吃的鱼,不正是因为他的权力,钓走了我的金钱吗?”
王阳明是将孔子思想发扬光大的明代思想家,留给后人一本重要著作《传习录》。王阳明一生主张“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王阳明说:立志就要“收放心”。一个人清心寡欲,矢志不移,这是人心向上的最好状态。然而很多时候,人心是浮躁的,东追西逐,不知所至。所以,王阳明说:鸡鸭放出去了还要收回来,更何况是自己的心!但一些腐败的党员干部的良知却不知到哪里去了,就像放出去的鸡鸭牛羊,收回来难,也不想收回来了。王阳明的思想对今天仍然有教益。
《 论语·学而》载:“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说一个人要养成“吾日三省吾身”的习惯,日日反思行为,检点作风,及时发现不足与错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什么是志?怎样立志?要回答这些问题,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一个可贵的资源宝库。这个宝库不用,那就是“资源浪费”了。
二、畏的哲学
行廉政,拒腐败,心中应该有个“畏”字。
从宗教学的意义上说,世界上有三个宗教区,这就是基督教区、佛教区与伊斯兰教区。立一个宗教,就是立一个可以值得敬畏的东西,用以维系社会与人心的秩序。因此,西方人怕上帝,怕死了以后入地狱。信佛教的人怕如来佛,怕一个生死报应。伊斯兰教不像其他教有偶像崇拜,庙宇中不设偶像,就是告诉你安拉无处不在,有个看不到的眼睛,看不到的手在主宰着你,让你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怕字。共产党人不信神,革命时代讲“无法无天”,说的是大无畏的精神,这是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当我们党成为一个执政党的时候,就要在心中立个怕字,有个“天”字,这个天不是神,不是佛,不是安拉,而是“民”!
陈毅有一首诗,大家都知道。这首诗有以下的句子:“手莫伸,汝言惧捉手不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其实这里就说到了一个“畏”字。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不敢伸手,怕的是“党与人民在监督”,怕的是“万目睽睽难逃脱”。
邓小平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过:“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小平的话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这就是共产党一方面要不怕,一方面要有一个怕字放在心头。说不怕是因为我们正处在改革的时代,许多事情我们是头一回遇到,这就需要无所畏惧的精神,大胆实践,勇往直前。说一个怕字,是自我修养而言,凡是遇到个人利益得失的时候,就要三思而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刻记住,一失足将酿成千古之恨。根本的区别还是为公还是为私,为一个公字,要敢字在前,为一个私字,要慎字当头。孔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在今天来说,就是党纪国法,就是规范我们行为的规矩。有了这个规矩,对其有敬畏之心,时刻想到“不逾矩”,得到的将是更大的精神自由。
畏是一种哲学,这种哲学是中国传统提示我们的。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此三畏之中,孔子强调的是畏天命。在孔子看来,“天命”是不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苍意志。其实我们不妨将天命理解为规律,自然的规律,社会的规律;理解为民意,人民的呼声、人民的意志、舆论与心愿;理解为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与发展趋势,即所谓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里,人民最重要。天命是人民的意愿。一个人在做腐败的事情的时候就要有所畏惧,因为他已经在违背规律,违背人心,违背潮流。个人是这样,政党也是这样,没有一个怕字在心里放着,就会出大问题。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这个放,就是放任,就是无所顾忌。当一个人拿着人民给的权力,肆无忌惮地去做营私的买卖,必然召来人民的怨恨。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云:“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波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一时来看,贪污腐败可以使贪鄙的心理得到满足,然而等着他的是波涛覆舟、灭顶之灾。
孔子又说到“畏大人”,指对父母、长辈、有道德学问的人有所怕,因为他们的人生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去吸取与参考。第三“畏圣人之言”,这是叫我们去读书,因为许多总结历史经验的好书都是“圣人”,也就是历史上的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写的,从书本上学习,并抱着敬畏之心,按照所说的去实践。
许多贪官落马,走上不归之路,就是心中少一个“畏”字。至少是这个“畏”字没有对他产生最大的威慑力量。以下是关于成克杰走向死路的一个心理记录:“在成克杰的大力支持下,有一块地最终以低价改批给银兴公司。不久后的一天,当周坤将一提包钱递到成克杰手里时,打开拉链后成克杰着实吓了一跳。他本能地把钱推了回去”,“那一晚,满屋都是钞票的墨香,成克杰和李平头枕着钱,脚踏着钱,身子压着钱,通晚睡在钱床上真可谓过足了‘钱瘾’,而钱带来的不都是快乐,据李平后来交待:‘那晚一上床就有种恐惧感’”。然而无论是成克杰的“吓一跳”与他的情妇的“有种恐惧感”,都没有让他们在走向不归路上站住脚。对他们来说只是出现片刻的犹豫,金钱的诱惑力还是把他们带到了毁灭的深渊。
从一个畏字引出一个“慎独”的概念。《礼记·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用今天的话来说,人常处在两种状态之下。一种状态是有人监督与提醒,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这个时候保持头脑清醒容易做到。然而也有这样的时候,你是一人独处,离开了受监督与提醒的环境,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道义与真理不彰不显,处于“隐微”的状态,那就全靠你自己了,这就是慎独。
三、知耻与道德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和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重温毛泽东的这段话,使我们明确廉政文化建设与知耻文化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有学者出了一本论述日本文化的书,书名叫《菊花与刀》。书中定义西方文化是“罪”的文化,而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西方人那里对罪有特别的敏感性,基督教文化教育他们,人天生是有罪的,这就是原罪。此后的人生中又添加了新的罪,罪的积累将把人带入地狱。然而在日本文化中,对耻的畏惧却远远超过对罪的恐惧。笔者在日本留学生活时也注意到,当一个日本人犯下罪行,他承重难当的不是罪恶引起的内责,而是罪行带来的耻辱。可以看到,一个政府官吏发生重大错失,耻辱会让他走上自杀道路。警视厅将一个贪污犯押上刑车,都要在他的头上蒙上黑套,并一定将他的领带卸去,原因是为防止他自杀免辱。死是令人可怕的,而羞耻可足以让人去死,可见耻给人带来的压力有多重,所产生的精神威慑力有多大。
这又使人启发,规范一个社会秩序的有两样东西,其一是刑法,其二是文化,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规范。耻是文化,不是刑律,但已经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刑律。其与法律刑制一起担当着社会秩序的维护任务。其所起到的社会约束作用,有时甚至超过刑律与法制。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前者是物质法制,后者是精神法制。前者是表层法制,后者是深层法制。耻的文化与东方传统中的伦理观念,就是这样的精神法制与深层法制。
关于耻的文化,中国古代典籍中比比皆是。《论语》说:“行己有耻”。说的是人都要有自尊、自爱之心,不要做出令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丧失了耻辱心,一个人就到了药石难救的地步。他还说:“知耻近乎勇”,是说知道什么是耻辱,这样的精神自觉会给人带来勇气。胜己者,胜人。人最大的勇气是战胜自己的勇气,而这样的勇气孔子说是“知耻”的结果。人们的性格上有许多弱点。中国佛教说:人身上都缠着三条毒蛇,这就是好女色——痴、想权位——嗔、爱金钱——贪。一些人就是被这三条毒蛇“缠死”的。怎样才能从三条毒蛇的缠绕中解救出来呢?就是需要有自己解救自己的勇气,而这勇气是从“知耻”的道理中来的。
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又说:“羞耻之心,义之端也”。欧阳修也讲过,“廉耻,是立人之大节”。这也就是说,自我修养,应该从知耻开始,一旦有了羞耻之心,社会上的道德建设也就开了一个头。做人有小节大节之分,知道什么是羞耻是做人的“大节”,万不可轻视。康有为则讲过,“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这也是说纠正不好的风俗,要从知耻做起,让社会上每一个人有羞耻之心,社会就会有希望。现在一些贪官犯赃,怕的是刑法,就是不怕“羞耻”两字。法网恢恢但漏洞还存在,道德自省却无处不在。只是依靠刑法而不教育干部明德知耻,就不可能从思想根子上铲除腐败。
“教人,使人必先知耻;无耻,则无所不为。既知耻,又须养护其知耻之心,督责之使有所畏,荣耀之使有所慕。督责荣耀,皆非所以为教也。”这又告诉我们,必须在社会上培养知耻明德的风气,重在教育与“督责”。要让民众首先是干部懂得什么是可耻,什么是光荣。耻字从耳,“耻”字的原义是对可恶不伦之事的舆论鞭打与精神谴责,是骂声不绝的斥责。强调“知耻”,就是教育党员干部和社会大众孤立和反对腐败行为,形成不容腐败的社会舆论,为反腐倡廉提供公众性舆论支撑,占领和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
一、志在“立志”
树立廉政之风,应该提倡“立志”,志即“意志”。
立志,需要“明志”。儒家之志乃“内圣外王”。“内圣”,就是加强自我修养、树立理想境界、磨砺坚强意志;“外王”,就是服务社会、管理国家、平治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有“修齐治平”的说法,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国家公务员虽不是圣人,但总当洁身自好,服务国家。“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志向立得高远,拒绝腐败的能力才可能增强。一个人即便没有“圣人”之志,起码的君子之道还要遵循。
怎样才能做到立志呢?中国古代格言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淡泊,就是清简素朴,少一点私欲。这样,谋私的心不会像火焰一样燃烧,浪花一样翻滚,酒醉一样燥热,而像镜子被擦拭干净,像池水被沉淀透明,高远纯洁的志向也就自然浮现。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今天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干事业更需要耐得住清贫。方志敏的一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的最好注脚。历史告诉我们,无欲则刚,胡长清、成克杰作为典型的腐败分子为的是贪得无厌、骄奢淫侈。他们以权力为工具,追求享乐、谋取私利,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致使国家财产严重损失。与胡长清“情如手足”的“大款”周雪华在交代他们的犯罪“心路”时说:“我是一个钓者,把有副省长之尊的胡长清钓住了。但有时又想,我也是一条贪吃的鱼,不正是因为他的权力,钓走了我的金钱吗?”
王阳明是将孔子思想发扬光大的明代思想家,留给后人一本重要著作《传习录》。王阳明一生主张“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王阳明说:立志就要“收放心”。一个人清心寡欲,矢志不移,这是人心向上的最好状态。然而很多时候,人心是浮躁的,东追西逐,不知所至。所以,王阳明说:鸡鸭放出去了还要收回来,更何况是自己的心!但一些腐败的党员干部的良知却不知到哪里去了,就像放出去的鸡鸭牛羊,收回来难,也不想收回来了。王阳明的思想对今天仍然有教益。
《 论语·学而》载:“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说一个人要养成“吾日三省吾身”的习惯,日日反思行为,检点作风,及时发现不足与错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什么是志?怎样立志?要回答这些问题,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一个可贵的资源宝库。这个宝库不用,那就是“资源浪费”了。
二、畏的哲学
行廉政,拒腐败,心中应该有个“畏”字。
从宗教学的意义上说,世界上有三个宗教区,这就是基督教区、佛教区与伊斯兰教区。立一个宗教,就是立一个可以值得敬畏的东西,用以维系社会与人心的秩序。因此,西方人怕上帝,怕死了以后入地狱。信佛教的人怕如来佛,怕一个生死报应。伊斯兰教不像其他教有偶像崇拜,庙宇中不设偶像,就是告诉你安拉无处不在,有个看不到的眼睛,看不到的手在主宰着你,让你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怕字。共产党人不信神,革命时代讲“无法无天”,说的是大无畏的精神,这是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当我们党成为一个执政党的时候,就要在心中立个怕字,有个“天”字,这个天不是神,不是佛,不是安拉,而是“民”!
陈毅有一首诗,大家都知道。这首诗有以下的句子:“手莫伸,汝言惧捉手不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其实这里就说到了一个“畏”字。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不敢伸手,怕的是“党与人民在监督”,怕的是“万目睽睽难逃脱”。
邓小平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过:“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小平的话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这就是共产党一方面要不怕,一方面要有一个怕字放在心头。说不怕是因为我们正处在改革的时代,许多事情我们是头一回遇到,这就需要无所畏惧的精神,大胆实践,勇往直前。说一个怕字,是自我修养而言,凡是遇到个人利益得失的时候,就要三思而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刻记住,一失足将酿成千古之恨。根本的区别还是为公还是为私,为一个公字,要敢字在前,为一个私字,要慎字当头。孔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在今天来说,就是党纪国法,就是规范我们行为的规矩。有了这个规矩,对其有敬畏之心,时刻想到“不逾矩”,得到的将是更大的精神自由。
畏是一种哲学,这种哲学是中国传统提示我们的。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此三畏之中,孔子强调的是畏天命。在孔子看来,“天命”是不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苍意志。其实我们不妨将天命理解为规律,自然的规律,社会的规律;理解为民意,人民的呼声、人民的意志、舆论与心愿;理解为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与发展趋势,即所谓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里,人民最重要。天命是人民的意愿。一个人在做腐败的事情的时候就要有所畏惧,因为他已经在违背规律,违背人心,违背潮流。个人是这样,政党也是这样,没有一个怕字在心里放着,就会出大问题。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这个放,就是放任,就是无所顾忌。当一个人拿着人民给的权力,肆无忌惮地去做营私的买卖,必然召来人民的怨恨。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云:“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波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一时来看,贪污腐败可以使贪鄙的心理得到满足,然而等着他的是波涛覆舟、灭顶之灾。
孔子又说到“畏大人”,指对父母、长辈、有道德学问的人有所怕,因为他们的人生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去吸取与参考。第三“畏圣人之言”,这是叫我们去读书,因为许多总结历史经验的好书都是“圣人”,也就是历史上的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写的,从书本上学习,并抱着敬畏之心,按照所说的去实践。
许多贪官落马,走上不归之路,就是心中少一个“畏”字。至少是这个“畏”字没有对他产生最大的威慑力量。以下是关于成克杰走向死路的一个心理记录:“在成克杰的大力支持下,有一块地最终以低价改批给银兴公司。不久后的一天,当周坤将一提包钱递到成克杰手里时,打开拉链后成克杰着实吓了一跳。他本能地把钱推了回去”,“那一晚,满屋都是钞票的墨香,成克杰和李平头枕着钱,脚踏着钱,身子压着钱,通晚睡在钱床上真可谓过足了‘钱瘾’,而钱带来的不都是快乐,据李平后来交待:‘那晚一上床就有种恐惧感’”。然而无论是成克杰的“吓一跳”与他的情妇的“有种恐惧感”,都没有让他们在走向不归路上站住脚。对他们来说只是出现片刻的犹豫,金钱的诱惑力还是把他们带到了毁灭的深渊。
从一个畏字引出一个“慎独”的概念。《礼记·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用今天的话来说,人常处在两种状态之下。一种状态是有人监督与提醒,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这个时候保持头脑清醒容易做到。然而也有这样的时候,你是一人独处,离开了受监督与提醒的环境,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道义与真理不彰不显,处于“隐微”的状态,那就全靠你自己了,这就是慎独。
三、知耻与道德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和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重温毛泽东的这段话,使我们明确廉政文化建设与知耻文化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有学者出了一本论述日本文化的书,书名叫《菊花与刀》。书中定义西方文化是“罪”的文化,而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西方人那里对罪有特别的敏感性,基督教文化教育他们,人天生是有罪的,这就是原罪。此后的人生中又添加了新的罪,罪的积累将把人带入地狱。然而在日本文化中,对耻的畏惧却远远超过对罪的恐惧。笔者在日本留学生活时也注意到,当一个日本人犯下罪行,他承重难当的不是罪恶引起的内责,而是罪行带来的耻辱。可以看到,一个政府官吏发生重大错失,耻辱会让他走上自杀道路。警视厅将一个贪污犯押上刑车,都要在他的头上蒙上黑套,并一定将他的领带卸去,原因是为防止他自杀免辱。死是令人可怕的,而羞耻可足以让人去死,可见耻给人带来的压力有多重,所产生的精神威慑力有多大。
这又使人启发,规范一个社会秩序的有两样东西,其一是刑法,其二是文化,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规范。耻是文化,不是刑律,但已经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刑律。其与法律刑制一起担当着社会秩序的维护任务。其所起到的社会约束作用,有时甚至超过刑律与法制。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前者是物质法制,后者是精神法制。前者是表层法制,后者是深层法制。耻的文化与东方传统中的伦理观念,就是这样的精神法制与深层法制。
关于耻的文化,中国古代典籍中比比皆是。《论语》说:“行己有耻”。说的是人都要有自尊、自爱之心,不要做出令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丧失了耻辱心,一个人就到了药石难救的地步。他还说:“知耻近乎勇”,是说知道什么是耻辱,这样的精神自觉会给人带来勇气。胜己者,胜人。人最大的勇气是战胜自己的勇气,而这样的勇气孔子说是“知耻”的结果。人们的性格上有许多弱点。中国佛教说:人身上都缠着三条毒蛇,这就是好女色——痴、想权位——嗔、爱金钱——贪。一些人就是被这三条毒蛇“缠死”的。怎样才能从三条毒蛇的缠绕中解救出来呢?就是需要有自己解救自己的勇气,而这勇气是从“知耻”的道理中来的。
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又说:“羞耻之心,义之端也”。欧阳修也讲过,“廉耻,是立人之大节”。这也就是说,自我修养,应该从知耻开始,一旦有了羞耻之心,社会上的道德建设也就开了一个头。做人有小节大节之分,知道什么是羞耻是做人的“大节”,万不可轻视。康有为则讲过,“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这也是说纠正不好的风俗,要从知耻做起,让社会上每一个人有羞耻之心,社会就会有希望。现在一些贪官犯赃,怕的是刑法,就是不怕“羞耻”两字。法网恢恢但漏洞还存在,道德自省却无处不在。只是依靠刑法而不教育干部明德知耻,就不可能从思想根子上铲除腐败。
“教人,使人必先知耻;无耻,则无所不为。既知耻,又须养护其知耻之心,督责之使有所畏,荣耀之使有所慕。督责荣耀,皆非所以为教也。”这又告诉我们,必须在社会上培养知耻明德的风气,重在教育与“督责”。要让民众首先是干部懂得什么是可耻,什么是光荣。耻字从耳,“耻”字的原义是对可恶不伦之事的舆论鞭打与精神谴责,是骂声不绝的斥责。强调“知耻”,就是教育党员干部和社会大众孤立和反对腐败行为,形成不容腐败的社会舆论,为反腐倡廉提供公众性舆论支撑,占领和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
本文标题: 读书思廉 的读后感(读书思廉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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