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实在很冷，或许熊都无法冬眠，何况它的同宗兄弟——狗，于是每晚都听到狂吠于楼下，心头很有怜悯之感。本来，躲在房中的我想烧一捆书取暖，其实家中摆了一架子书的人家，都是有先见之明。书，冬天可烧作取暖，夏天可作扇子。而且现在的出版商格外有商业头脑，发觉那些“写手”写的只是寥寥几句，毫无卖点，便在纸上狠下功夫，（听说那纸烧起来比卖起来还旺），包装上市如同新娘子上轿，少不了折腾，等读者们掀开“红盖头”——撕了那层包装纸，才发觉自己买回来的不值。其实买书与在时候结婚是一样的，市场之命，推荐之言，只是薄薄的油纸却如同红盖头一样不进“洞房”不可掀，许多青年的大好时光就如此浪费，许多读者的锦囊也是如此脱水。买回来也不好退，索性束之书架，用作显摆。久而久之，“对生活极其细心”的人便发现了书还有这种用途，没多久，天下便争相效仿。我如今也想借用人家的专利，因为电费实在比空调的温度还高。但听到吠后想，晋朝时有个书生因为穷就抱着狗取暧看书，我想我堆书可是家传的，我也没有富裕到去买那些无聊的写手的书，所以也算穷地没纸烧吧，那我何不也抱狗取暖看书呢！于是便抱上了那条狗，在书堆中到处翻，好不容易翻到了一本《苏轼传》，我也欢喜地看起来了。
上面这段算是我交待了一下我看这本书的契机，其实，我这个冬天也就是在类似于以上的状态下看了好些书，既然我看的并非是一些花哨的无聊“巨著”，自然每本书都有可观之处，我所接受的启导也是五花八门，而我的感受就如同一池湖水，扔进多大石头，就能激起多大浪花，照进怎样的脸，也就映出怎样的脸。现在扔进来五花八门的东西自然就有五花八门的反应，我柯某人才疏学浅，找不出一个词来统括这些感受只能冠以一个“杂感”，敝人很是荣幸今天请到苏东坡来为我铺纸磨墨，在此也多谢苏学士了（苏东坡：“不必客气”）。
其实，中国人给别人作传很容易走入一个误区，那就是格外惜墨，力求寥寥几笔，便把人物刻画地栩栩如生如生，用国画的技法来说是白描，从类型来说是写意。关键就在于意，用最少的语言传达出最传神的人物形象，最深刻的精神流露，如苏轼自己曾写过一篇传记叫《方山子传》，极尽简练之能事，言有尽而无意无穷，文章用词毫无雕琢，清丽平淡，而所选的几件事点到为止却几折几回，读者便于知方山子是怎样的人，如果熟悉苏试的便很容易知道方山子便是陈季常。说来惭愧，这也是我所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但其实，过于苛求文字简练与追求文辞华美是一样的，如同两个裁缝，一个只想用的布料越少越好，而另一个则在布上“锦上添花”，还嫌布不够用，结果衣服都穿不了，因此顾言武在《日知录·文章繁简》中说：“是故辞至乎达不至乎简。”就是要泼一盆冷水，而林语堂的《苏轼传》就意在打破这样的陈规，而且，原著用英文写就，很明显是从语言和写法上学习西方。特别是像茨威格，罗曼·罗兰，虽说西方文字远不如我中国文字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再怎么变也逃不出26个字母，（我曾见过英文中最长的单词，用了13个“i”）但他们的传记如同创作长篇小说，对人物的描写极其细腻，罗曼·罗兰对贝多芬相貌的描写找来了车尔尼、克勒贝尔、米勒、莫舍勒斯、雷斯塔伯等各国各时代的人“作证”那种十分表现式地写法，用国画的类型来说是工笔，关键在工字，精工巧做，饰彩雕磨，挥墨如土，但求使人物的外貌、性格、精神能完整无缺地呈现，这种写法是非常艰辛的。要查阅无数史料，人物的生活要真实地再现，要揣摩人物他心理活动。这也间接影响了后世对心理学的研究。我常常想为什么西方在心理学研究要比我们发达呢？或许就是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就很重视人物的心理（弗洛伊德所发现的“俄狄浦斯情绪”也叫“恋母情绪”就是从古希腊悲剧中得到启发）若再追溯上去，古时候东西方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这或许就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成本低廉，我们用宣纸，他们用的是羊皮纸，比我们易得；我们用狼毫，他们用鸡毛，便宜；我们的墨要经过十分繁杂的工序才挤出一滴，他们奋笔疾书时，从不考虑墨水与自来水的区别。说了这么多，《苏轼传》真的不愧是我国长篇传记的开标立范之作。其实若要为苏轼作传我想也非得这么多笔墨，不可在我国古代，为人物作传若花这么长的篇幅，除非是史传，一般的小品文、杂文、笔记、传笔绝不会掷如此精力一人，我没读过宋史，不知道里面是如何写苏东坡，单就我所了解的苏轼来说，林语堂是最舍得写的，林语堂也是写得最好的。
其实我觉得读后感并非只拘泥于内容之感，老师不要嫌我“偏题”我若是没读《功轼传》或许也想不到以上这一大段的比较，这也是我的感受之一，当然关于苏轼我也是要写点的。
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了解苏轼，在此我也就高屋建瓴地说一下苏轼留给我的大致形象。世人都说苏东坡旷达、豪放，这一点我无可否认，钱钟书说苏东坡是继李白之后最豪放的人了。但是苏东坡也毕竟不如李白，因为李白是纯道教的思想，他的诗才会有绮丽谲诡的美感，他崇尚道教又嘲笑秦始皇追求不死，“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衷……但见之泉下，金棺葬寒灰”于是从精神上追求永远不朽，永远成仙，永远解脱，而道教的始祖是战国的道家，他们主张“无为”，李白便不再屑于从政，扬长于名山之间，飘逸于大川之上，就连死，也是被淹死在月下。苏轼就没有那么幸运，他的家庭背景和天赋决定了他要在仕途上打滚，从来没有人想过，被天赋所操纵究竟是幸还是不幸？这种问题就类似于从未有人想过“我”看地见，听得见是好是坏？苏东坡自己也没想过，因为他有太多的天赋，他对政治很有主见；他写文章行云如水，才思敏捷，他学识渊博，他很幽默……。常人难得有一样天赋却容易被埋没，尤如一颗闪闪发光的钻石被放在众多发光的钻石中间。其实每一项能力都是天赋，常人总觉得“个个都出类拔萃，便没有出类拔萃”了，于是天赋也就是这样被越看越扁，但凡有脑子的人都会觉得有才能有个性，即使是在一群天才中，也不会埋没了自己，这也是同样的道理，苏轼便是很有脑子的，他的天赐样样得到很好的表现，光凭这一点，王安石就该好好反省自己。
其实，苏轼的旷达、洒脱，不来自于道教，自然山水是给他一些启发，便更多的是来自于幽默，他真的很有幽默的天分，而他幽默的天分却又来自于他用博学，拿一肚子的学识开玩笑，足够看出此人是多么聪明。他幽默说明很关于思考，他很善于把脑子里储存的知识玩弄，说明他善于用思考处理知识，这样的人难道不聪明吗？这样的聪明能换到呆贵的笑声，难道不旷达吗？苏轼像杂技艺人一样玩着自己的天赋，别人只能在一旁羡慕，很多东西都是必有因果的，苏轼的旷达，绝非只是哈哈大笑，对自己的遭遇孰视无睹，他有这么多的天分，他能熟练地操弄这些天分来应对各种变故，因此他的旷达中还多有一样自信。否则，他怎么有自信“西北望射天狼”，否则，他怎么会在沉浮的仕途中从不绝望，人们都说是乐观，这可绝不是乐观那么简单，任何人都可拥有乐观，但不是任何人都敢拥有自信。伏尔泰被流放后，他靠自己的脑子买彩票中奖回国；李敖被关进监狱，天天锻炼身体，思考人生，并为女儿写了一部简明世界史；周文王被囚在美里，研究八卦，演成64爻，穷探天下之理，还创作了《拘幽操》苏轼有了自信，便觉得世上并没有值得担心的，人的境界便于更上了一层，所见之事见比他人更远，这是“旷”，所想之事比他人更开，这是“达”。
《荒原狼》里有一句话说：“一旦人们不再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一切更高级的幽默就开始了。”我不得已再次引用这句话，《荒原狼》是我很喜欢的一部作品。苏轼与荒原狼是对立的两种人格，一个自信地处事，一个却处处胆怯，为敢与人交往。一个把天下所有人都看作是好人，自己更是如此，一个却把天下所有人都看作恶人，而且把矛头对准自己。一个有积极开朗的人格，爱死了生活，另一个天天在躲避什么，总是想拿刮脸刀抹脖子。一个只有天真的儿童般的性格，另一个却分裂成人性和狼性。但这两位都很博学。把他们一比较就会发现为什么书中用这句话来劝导荒原狼，荒原狼没有苏轼的自信，苏轼思想中的另一支源头则是儒释道的混合，模仿上面的话，这种混合可能是更高级的乐观，而荒原狼所在的环境并没有正确引导他，可能这便是世界上的两类人，一类无所畏惧，一类孤独胆怯。但是令人感到心惊的是“高级的幽默”是指顺着荒原狼的思想用怪诞不诠释他眼中的世界，这是心灵上的极刑，如果荒原狼遇上苏东坡，是否会有令人欣慰的结果呢？我希望有。我想起《浮士德》里，人造人Homunlulus对瓦格纳说：“这是事物的本性，自然物感到宇宙不够容身，而人造品则要求封闭得紧紧。”苏轼与荒原狼都是自然的天才，荒原狼之所以被冠上“荒原”二字是因为人心已经贫瘠，天才不得已才封闭自我。
苏东坡的幽默在历史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他被贬到海南，那儿无医无药，他便自嘲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这话一语双关既给自己面子又狠狠地骂了那些庸医草菅人命，而汉朝时，东方朔因为进谏汉武帝不成功便说：“别人隐居是隐居在山里头，我脸皮厚，我隐居在朝廷里。”这话既给自己下了台阶又指责那些有才能的人一辈子“韬光养晦”还有一次有个学生拿着自己的诗读给苏轼听，读得抑扬顿挫，慷慨激昂，接着问苏轼，诗如何，苏轼给他打了100分，然后说：“朗诵70分，诗30分。”而评广平写了一篇《罗素的话》的论文给鲁迅过目，鲁迅也打了100分，但罗素得95分，评广平得5分。
几日前去了国清寺，香火鼎盛，香客们各各都自认为受过佛祖指点，也开始指点别人，我只是奇怪，佛祖教给他弟子的怎么都截然不同啊！我看别人跪拜时，嘴皮子就像烧火时的风箱，一刻也合不上，所有人都是有所欲而求佛，都为了自己而求佛，佛本想消除人与人的隔阂，却没想到这种隔阂越来越严重，人也许就是自私才去求佛，幸好佛不自私，如果佛也那么自私，那他将会去求谁呢？我又听到《苏轼传》里的那句话：“不管何处，只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即可再兴。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随之腐烂。”我们的宗教不是正在腐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