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的“生死契约”
中国文明网 www.wenming.cn 2009-07-13 来源: 时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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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改革开放，人们都要说到安徽小岗村。作为“农村改革发源地”，小岗村“大包干” 纪念馆里保存的那纸“生死契约”，记录着“敢为天下先”的农民首创精神。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 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要闯出一条活路来，就必须“大包干”。在村会计严立华家，18条汉子情绪激动，在这样一纸“生死契约”上写下姓名、按下手印：“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 (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到十八岁”。“分田到户”的第一年，小岗村就创造了奇迹，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过去5年的总和。
村民的这次冒险行动，揭开了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序幕。1979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到安徽视察，对小岗村农民的壮举给予了肯定。1982年1 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指出，“大包干”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由此，以“大包干”为原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国推开。“大包干，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迎来了我国农业增长的“黄金时期”。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历史性地达到了8000多亿斤，合4亿多吨，是1978年的2倍。
“大包干”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伟大开端，而不是结束。2008年，适逢改革开放30周年。9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专程来到小岗村考察，明确指出：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给广大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为发展现代农业打开了更加宽广的大门。如今，小岗村全村有1/3 的土地集中起来搞特色农业，仅这一项就为村民人均增收2500元。

徐友渔：为什么我们离科学那么远？
随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泌尿外科主任肖传国指使他人暴力袭击方舟子案的发生和告破，在科学上打假的是非和命运问题再次引起传媒与公众的注意。肖传国涉嫌买凶犯罪而被公安机关抓捕，使得他与方舟子之间的是非恩怨有了一个明确的了断，但科学打假本身的正义性与必要性问题并未因此而解决。方舟子以前因为科学打假而吃官司并且遭到败诉的情况不止一次发生，今后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中国，倡导和捍卫真正的科学，辩清非科学、打击伪科学的道路坎坷而漫长，打假斗士往往陷于被重重包围、孤军奋战的境地，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虽然自“五四”以来科学和民主是我们大力追求的目标，但这种追求实际上是不断受挫、成效不大的。我们始终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不论是在“科学、民主”的口号叫得震天响的昨天，还是在把“科技兴国”作为国策的今天。
为什么我们离科学那么远？因为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中，缺少科学的基因；因为我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惯于介入科学事务，主观意志压倒科学精神；因为我们的政治家，以及名人、明星缺乏科学素养，没有辨别能力，出于个人爱好和偏听偏信支持非科学的“新生事物”，为不科学的东西流行泛滥推波助澜；因为我们的一些科学家不坚持原则，迎合权力或者大众心理；因为我们在科学上落后，想走捷径，靠“中国特色”迅速赶超。
即使没有不良动机和利益考虑，即使是出于善意和热情，中国人也经常闹大笑话，把不科学的东西当作科学，不顾一切地推销。在这方面，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人可能对杨沫走火入魔地“为小人物打抱不平”事件记忆犹新。杨沫是著名作家，当时又当上全国人大常委，她偶然遇到一位年轻的微生物科研人员刘亚光，听他胡吹自己的创新成就和受科学界正统派打压的动人故事，由于没有科学基本知识，又没有判断力，贸然出来替刘鼓吹，利用自己的声望、地位和社会关系，给党中央主席、人大、科学院负责人写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全然不顾科学界的意见和科研机关的鉴定，一味替自己看中的“小人物”说话，向科学界宣战。她的活动影响了一些高层负责人，不断有批示意见，科研机关一再为已经证明不成立的“科学发现”做鉴定，浪费了极大的资源。但是，假的毕竟说不成真的，不论有多少领导、权威和外国人的支持，刘亚光的“科研成果”还是得不到实验验证。他在杨沫的大力帮助下出走美国，但他们两人的美梦——— 在国外成功，再回来扬眉吐气———并没有实现。杨沫的儿子，同样是著名作家的老鬼对此有客观的态度和清醒的认识，他断定刘是骗子，在《母亲杨沫》一书中说：“如果离开了实验验证和具体专业的科学家的分析，那么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报刊的宣传，外国人的感兴趣，都不足以作为科研成果鉴定的依据。”
人们同样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美籍华裔生物学家牛满江的生物遗传理论在中国红透了半边天，但很快就无疾而终。他之所以能在中国招摇撞骗，有两个原因，一是投合了左的意识形态，其“发现”的哲学意义与西方科学理论的哲学含义正相对立，二是满足了证明“文革”正确，结出重大科研果实这种宣传需要。当然，这不是为了政治需要糟蹋科学的最典型事例，更著名的例子是，某科学泰斗在“大跃进”年代用科学理论证明，说粮食亩产几十万斤是有根据的。
在瓦解科学的权威和作用方面，某些身在科学界的学者的言论起到了特殊作用。在上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从西方传到中国，某些科学哲学和科技史专业人员皈依“后现代科学观”，对科学持质疑、批判、消解的态度，企图以所谓“人文”代替科学，以“怎么都行”的所谓多元论代替他们所谓的“科学一元论”或“科学的独尊、霸权”，抹消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老一代科学工作者对他们很是气愤又无可奈何，称他们的“科学中心”是“反科学中心”。
人们肯定还记得“文革”结束后“新时期”开始时的一件大事。著名报告文学家徐迟发表《哥德巴赫猜想》，颂扬数学家陈景润在艰苦条件下坚持研究并取得重大成就的事迹。这篇传遍神州、洛阳纸贵的文章对于中国恢复科学的地位、威望起到了巨大作用，但由于某些局限，也有一定的误导。该文称，“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这个说法是简洁明快的，但也是简单幼稚的，给科学涂上了文学的浪漫油彩。此文使人认为，科学研究就是关在小房间里冥思苦想，科学家与古代皓首穷经的书生没有什么区别。可以理解，徐迟不懂，数学固然被列为自然科学，但它是其中特殊的一种，它是关于形式推理的科学，而不是面对世界的经验科学。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重视经验，不重视理论的经验验证，这是整个民族都需要补上的一课。
没有经历过启蒙洗礼和理性时代的中国人，不但需要在物质经济上奋起直追，而且需要在精神文化方面自我革新。

1这是一部关于中国长期灾难斗争和再生的记述，由对中国有最彻底了解的费正清大师向人们叙述了19世纪的中华帝国同1911年以后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历史的连贯性，例如古代互相监督的保甲制度，今天就会变成街道办事处，或者20世纪以前的下级士绅变成了民国时代的土豪劣绅，以及成为继他们之后而出现的党员干部和今天的农村党委书记。2书自1800以来开始，一个古代文明的封建国家在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人民有着从看起来优越的地位一下子可耻地坠落到一种卑劣的地位，从而谋求转变成现代化社会的过程。其中里里外外都充满莫测的变化，既有来自国外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如1839年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1856-1860年的英法联军的入侵，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反对义和团运动，还有就是1937年的日本侵略战争。而相同的时期又有五次内战和革命，第一次是1850年-1864年的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运动革命和伴随而来的起义最后都被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旧封建王朝的汉族地主官僚打败；1911年辛亥革命，是政体的革命1925年-1928年的半途而废的国民革命，为的是团结反帝；1945年-1949年的国共内战；最后是1966-1976年由伟大毛主席发动的10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被作者定义为革命激情和自作自受的民族灾难两者混合的高峰。费正清大师从宏观的历史和世界角度看待中国革命，横向和美国的比较，中国人口众多而相对自然资源缺乏，同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束缚着现代化的变革脚步，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士绅和文字书写的制度，儒教控制了整个教育事业，使普通民众无法得到适应他们实际需要的正式教育，群众只需从事能用锄梨耕地，文字和思想都是少数精英和统治者的特权，他们侧重于引经据典并由他们制定出有关儒教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约束民众的行为和扼杀思想，形成中华帝国表面上的统一。3中国是国家、社会和文化三者异常超绝的统一体，在被迫打开国门后到19世纪中期和西方的接触越来越多的时候，本以为高度平衡的帝国开始出现了内部的问题：由人口的众多使得在中国是生产力很低很低的以人为劳动力为主的稻米种植，而且生活变得越来越成为你死我活的搏斗，社会秩序和个人道德日趋堕落，儒家的品行常常成为公开的伪装；上层和官僚的腐败严重；五分之四的妇女被一种残忍的缠足运动束缚和压制于社会底层，很难想象这种源于上层阶层色情的奢侈习惯居然能广泛渗透和持久延续（约1000年之久）讲究人情和实际的农民群众，男人笼络着妇女，使她们残伤了自己，表面上达到性的满足，实际则永远实行着男性的统治，这真是一种惨绝人寰的创造；同时五分之四的农民处于极为不平等的地位。民族主义和平均主义出现，沦为半殖民地的清王朝在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内战和外国列强的侵略和洗劫一直处于风雨飘摇的地位，无论是洋务运动和戊戌政变都没能挽救清王朝的灭亡的命运。1911年的辛亥革命完成了政体的革命，此时却进入军阀时代，上自袁世凯开始，下至蒋介石为止，两者都统治着一个名义上统一的实体，是军事统治下的政治分割，其中多数分割者是各省的督军，一片混乱，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不平等条约仍然存在，公共道德败坏至极。此时文化成就的景况却是欣欣向荣。国民革命导致了南京政府上台，国民党完成上层建筑的建设，在城市里奠定了它的基础但还背负着旧体制各种问题的沉重包袱，又由于日本的1931年的入侵，走上军事法西斯独裁，失去了广大民众的民心。相反，中国共产党为生存越来越能够使它自己成为一个早已该进行的深刻社会革命的领导者（农村革命），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开始了内战，初期占据绝对优势的国民党由于通货膨胀失去民心，指挥的混乱导致失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真正独立和重新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人的印象里还是一个由少数精选出来的中央掌权者为首的官僚机构治理着人海般的社会，从1949年到1985年这35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49年到58年建国初期；之后发生了58至60年的大跃进，这场国家的灾难，约2000万到3000万的人由于缺乏营养和灾荒而丧生，是毛主席直接造成的；1961-1965年的经济恢复期间；接着是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平均主义和为打破历史桎梏，毛主席发动群众人民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习俗），上层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吏遭到千百年都压迫的农民群众报复性和残酷打击，农民世世代代受孔孟之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阶级歧视压抑；1978年的阶级斗争结束转为经济改革开放4偶然的历史事件在背后必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文化、体制和传统）背景和同时期的世界环境，因此它又不可避免要发生。追本溯源在历史的连续性和“朝代循环“中，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它能照着现在。
勿忘国耻“九一八”
走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位路人：“今天几号呀？”人们一定会热情地提起手腕看看表上的日期、从腰间或包里掏出手机来瞧瞧，然后告诉你：“今天是9月18号”。可当你再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呀？”这时恐怕大多数人就会哑口无言了，更有甚者会说出诸如“感恩节”、“万圣节”等西方节日，大概也就只有三四成人知道今天其实是我们中国的国耻日——“九一八”。
七十三年前的今天，日本借口“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悍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九一八事变，并从此开始了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那场事变一直是国民的心头之痛，正是从那天起，千千万万的同胞们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6000多亿的国民财富付诸东流。
可以说每个中国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在师长的教导下，知道了我们应该如何学习革命先烈们为抵御日寇维护民族尊严而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而我们常常把一些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挂在嘴边，却从来没有将那份爱国情怀铭刻在心中。正因为这样，我们当中就有了连国耻日都忘得一干二净的人。试问，他们还知道自己的民族屈辱，还明白自己是个中国人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和国人的一种耻辱。
近些天来，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全国有一百个城市将在9月18日晚9时18分拉响防空警报”的新闻，这一举措着实有利于加强国人的爱国情感，遗憾的是，长沙并没有在这一百个城市范围内。因此我们长沙人便无法切身感受国耻日的那份耻辱了。
其实，在别的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国耻日，像俄罗斯全境的卫国战争纪念日，韩国的抗日纪念日，美国的珍珠港被袭哀悼日，这些国家的人民都在国耻日这天举国哀悼亡灵，温故历史。
体现爱国心，并不一定要“坚决抵制日货”、“对日本人怀恨在心”，而是应该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把国耻铭记在心，化耻辱为动力，相信有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民族耻辱的牢记，定会让我们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颠，让我们的民族不再有第二个“国耻日”，让我们的民族傲视群雄，永不受外人欺凌。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牢记国耻日，绝非以宣泄仇恨为目的，而是要增强国人的忧患意识和自强精神，树立民族自尊心，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激流勇进。
“国耻永不忘，民族当自强”——这是报纸评论上的一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我想表达的一句肺腑之言！
20世纪初期，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人们都过着衣不遮体，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民不聊生，祖国的土地也正一步步地被资本主义家吞噬，这时的中国急需一大批英勇的革命战士把祖国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革命英雄的故事》就讲述了一个个在这个时期诞生的救世英雄。
就像本书封面上写的：信念不是铁锤下缭乱纷飞的火花，而是炉中熊熊燃烧的烈火；不是夜空中闪瞬即逝的流星，而是西西里岛上彻夜不息的明灯，信念让你为了摆脱饥寒交迫的日子，而发愤图强……这些革命英雄的内心无不蕴含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或是为民族的崛起而奋斗，或是为人民的解放而努力，抑或是为探索宇宙的奥妙而孜孜不倦，不管他们的信念是什么，但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信念已经深深的扎根在他们的心底里，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他们要付出毕生的心血为这个不灭的信念而不懈努力。
在这其中既包括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身经百战敌胆寒的张云逸，劫法场抢出来的将军刘志坚，出奇制胜的“旋风”司令韩先楚，地主阶级逆子农民运动领袖彭湃，我党的杰出女革命家向警予，平民的”劳工律师”的施洋，为革命斗争到最后一刻的王尽美……
这些英雄人物是我国千百万先驱英杰的代表，为了心中的信念，他们不惜在敌人的狱中忍受各种酷刑而严守党的机密，不惜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千百万疾苦大众的幸福。他们宁死不屈，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通过阅读这些英雄的人生经历，让我仿佛看到了这些革命英雄们不畏困难险阻，生命安全，努力地扭转当时不堪入目的局面，实实在在地为百姓服务的场景，也感受到了我们现在那安逸，丰衣足食的生活的来之不易。
在此，我向这些革命英雄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愿雷锋精神永放光彩！这是我看了《雷锋的故事》这本出自内心的真实感受。雷锋同志是一个普通的汽车兵，然而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常的业绩。他把远大的理想和日常工作、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用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表现出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广阔胸怀和高尚情操。
雷锋同志的人生道路是坎坷不平的，但是在人生富有意义的转折中，他毅然选择了正义，选择了真理，选择了共产主义。雷锋热子党、热子祖国、热子社会主义，坚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我觉得他一生最突出的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毫无损人利己之心、自觉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雷锋同志所做的一切好事都是从共产主义这个角度为出发点的。无论在什么岗位，雷锋总是这样说，这样做：“革命需要我去烧木炭，我就做张思德；革命需要我去堵枪眼，我就去做黄继光。”这朴实的话语充分反映了一个革命战士一切服从党安排，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的共产主义崇高品质。最能表现他这种精神的是发生在新兵分配工作时的一件事：雷锋正要随部队前往运输连，部队指导员命令他先去部队临时组织的演出队表演节目，这样可以加深军民鱼水情。雷锋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来到演出队。但是因为雷锋有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怕影响演出效果，他主动请求担任演出队的后勤工作，把节目让给其他人。读到这里，我被雷锋这种以大局为重，甘心情愿做无名英雄的精神所感动。
伟大出自平凡，崇高寓于平凡。我们青少年学习雷锋，就要像雷锋同志那样，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万丈高楼起于垒土。”雷锋经常帮助有困难的群众，把田大娘当做自己的亲生母亲来孝敬、子戴。雷锋同志自己曾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这感人肺腑的语言能不使人流泪、使人心灵震动吗？雷锋同志善于从平凡的小事做起，走一路，好事做一路。难怪群众称颂“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毛主席曾经说过：“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而雷锋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人民做了一辈子好事。在他牺牲的那一天，他还盼望着去看看田大娘，再为乡亲们做好事。董必武赋诗赞扬雷锋说：“所做平凡事，皆成巨丽珍。”我们这一代应像雷锋那样，满腔热忱、坚持不懈地做有益公众的平凡小事，用共产主义思想的瑰丽珍珠，镶嵌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厦。
一个时期，有些人认为“雷锋精神已过时了”。然而，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说法是错误的。在3月4日——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纪念日前夕，团员青年们正在街上为群众义务服务。城河路两旁到处都是为群众义务修理自行车、家用电器、理发、烫衣的青年们。街道的四周一队队红领巾挥动着手中的扫帚，正在热火朝天打扫马路，洁净的街道在他们脚下延伸。我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在新中国，有多少雷锋式的炎黄子孙，他们发扬了雷锋的光荣传统，做一颗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星星！
雷锋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在四化建设的旅程中，雷锋精神之花已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重绽笑脸。让我们把雷锋这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作为一种精神财富流传后世，发扬光大，为祖国——这个五彩缤纷的百花园增添一分春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