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我国提出的推广普通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
1992年国家语委正式将新时期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方针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
1994年公布的《普通话水平等级标准》，使普通话的水平有了较为科学的、可以操作的量化手段和衡量尺度。对教师、广播、电视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等专业人员及师范院校毕业生提出了普通话等级要求，并开展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这些举措说明，推广普通话工作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大力推广、积极普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有利于消除语言隔阂，促进社会交往，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现代社会，说普通话是有文化、开化的标志。例如济南青岛，都曾经是方言地区，现在除了一些老人，极少再有人说山东话了，看山东卫视新闻节目，大街上无论记者采访到谁，对方都操一口普通话。说普通话为荣，说普通话前卫，已经成了有文化的人的共识，连农村小学都全面施行了普通话教学，山东农村出来的打工者，没有不会普通话的。不会说普通话，会被认为是老土，这是发达地区的人的心态。
但上海、天津这样的城市仍然很落后，他们有明确的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概念，以上海人为荣，外地人是老土。有人说一句话，先听口音，是本地人说的，再想地不对，外地人说的，听也不要听。自己歧视外地人，再说普通话不是要被人当外地人看？说本地方言首先是胆小的结局。
说方言的是老土，这话一点也不错的。说天津话的人就是土，说上海话的也就是土。他们一生都在上海，许多人连火车也没坐过，根本不知道国家变成了什么样子，哪里都比上海强。幸亏现在有了埔东，上海人不要坐火车，他们的旁边的现代化的埔东已经说明了上海是多么落后。现在人们一说上海发达，其实说的是埔东，埔东都是上海人心目中的外地人，真正的老上海真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井底之蛙，上海人、天津人，全一个味儿。
要是不建埔东，上海人做梦也想不出立交桥、宽马路、环线是什么味儿，上海人不懂飘流，没人有旅游帐蓬，没人玩儿过125CC的摩托，更不懂开着四轮驱动的军用吉普的感觉。你要说青岛已经很少自行车了，天天骑车的上海人一定不信。这一切，与上海人、天津人坚守方言互成关系。
说普通话的人就是开化，他们能接受新东西，能抛弃旧东西。说方言的人就是落后没文化，他们远离现代文明，与新东西格格不入，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连个普通话都不能接受，还能接受什么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普及普通话的需求日益迫切。推广普及普通话，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有利于促进人员交流，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培育统一的大市场。
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增进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语言文字能力是文化素质的基本内容，推广普及普通话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贯彻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有利于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信息技术水平是衡量国家科技水平的标志之一。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是提高中文信息处理水平的先决条件。推广普及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有利于推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总之，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需要，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的具体行动。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是钱穆先生后期的讲演与随笔的合集，顾其书名，其意并非是指用通俗的方法来阐述中国的思想，而是要在通俗的文化里揭示出其中蕴含有极精深的中国思想，语言是思想最直接的表现，所以这里的通俗文化主要是语言文化，此讲话贯通雅俗。
今已阅毕，随阅随思，毕而反思，渐始有三得三见。“三得三见”即是我阅读此书后大致有三点心得，且由此三点心得中又引发了我的三个见解。
先说“三得”：
一、文言与白话不能简单分割；中国的通俗语言中包含了大量来自于文言的词汇，这些最通俗的词汇竟然可以包涵中国全部的思想史。
书中重点讲了普遍见于中国社会所有人群哪怕是不识字的人群口中的四个词汇：“道理”“性命”“德行”“气运”。由“道理”与“德行”二词来阐述中国思想中的人生观；由“性命”与“气运”二词来阐述中国思想中的世界观、宇宙观。而“道理”与“性命”是抽象的阐述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原理； “德行”与“气运”是从现实中讲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具体落实。
二、不能以国运的兴衰来判断文化思想的优劣。国家兴衰如同个人祸福，实属不可避免，国运兴衰与此国的文化思想固然相关，但不能简单的见衰判劣，关键还要看这种文化思想是否有转承衰世的气度与精神。
三、中国思想自成体系，国人应以立身于本国思想的基础上来博采众长。不应以西方思想体系的标准来衡量本国思想。
以上三得是我自身的得，因为此三得固然得之于钱穆先生的著述，需通透其理者自可去读钱穆的原著；而且我的所得也本于自身原有之人生观与世界观。每个人的观念不尽相同，理解也会有偏颇，不同的人看此著作自会有不同于我的所得。
故而且言“三见”，见解或者肤浅，但尽是已见，无伤钱穆誉名。
第一，文言与白话孰艰易？文言的精神是简易而非艰涩。
今天大多数人认为白话简易而文言艰涩，简单的割裂了文言与白话。
因为文言不属于今天的通行书面言，学得少也就会得少，所谓难者不会，当然文言难于白话。但我认为单就书写上论，文言实有白话所不能替代的方便实惠之长处。
文言与白话，即所谓语言与文字，两者的根本区别，不是难易之别，而是书写与口说的方式区别。白话为日常用语，文言为书写所用，因人类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所以文言的出现就是为了方便书写。
文言的方便至少可体现于两点：
1、以少胜多，便于书写。字少当然便于书写，这是有目共睹的。
2、精简流畅，概括性强。字虽少，意思却要表达清楚，这才称得上精简，有精简才有流畅。我们日常生活中要说一句话表达一种意思，听的人也许觉得很明白流畅，也很简单，但若要都按原话一字不差的记录下来，写在纸上来读，反而又感觉繁琐累赘，非常便拗了。这正是读与听的区别，所以对于语言的记录至少要减少一些无关紧要的口头语，另外日常对话还会辅以一些动作与表情，这些动作和表情也传达了一些含义，以及语音语调的变化，都是不可忽略又难以记录的，简单的直录，会造成语义的偏差，要避免偏差就要求书面的语言词汇对带有辅助表达的口语情境具有一些普遍的概括性与引申性，文言恰恰就有这种概括含混，包容引申的功能。
就以“文言与白话孰艰易”一句为例，若用白话表达，该如何说呢？是“文言与白话哪一个难哪一个容易”繁琐难听还在其次，关键还在于是否恰当，是写“哪一个”还是“哪一种”，量词不易确定，说“谁”更不妥，在这里“孰”字就有一种可包含各种情境的概括性，或者说“比较白话与文言的难与易”语言是流畅了，但表达的重心还是有差异的。文言与白话在书写上的难易就很明显了。
“文言”的来源就是为了方便记录而起，而不是为了使读者觉得难懂，从字面上看，“文”是书写记录的意思，“言”是指口头语言；“文言”一词的含义本身就是把说话用文字写下来的意思，所以从广义上讲，只要是以文字方式记录下来的语言，就是文言；那么“文言”又何来晦涩难懂之处呢？今人不过觉得文言的冷僻字较多，不识字当然不明意，还有古人用字混乱，通假异体频繁，以及所谓的鸿儒的故作卖弄；但须知这些都不是文言的本意实质，你看二千多年前的“学而时习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些语句都是文言，但又何其流畅易懂，以致深入人心。
第二，文言的实质是一种统一的精神，是大国的精神
文言来源于白话，慢慢的游离于白话而作为一种书面语言自成为一种学术，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特别之处，为其他民族所无。
近代中国国运的衰微引发了开化民众的启蒙精神，提倡白话成为一种运动，有利于扩大思想宣传的范围。但进一步批判文言进而扬弃文言则又属过激。如上所说，文言的本意是书写，而非艰涩，有书写才有文化的传承，之后文言独立于白话的发展久而久之使得文白有所脱离，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几千年来，中国屡遭变故、几经分裂，异邦的侵略、外族的践踏不堪甚数，但毕竟我中国总能历绝境而重生，依旧还是一个大中国，而不像印度、埃及、阿拉伯诸多古国，名存实亡。国人以此自傲绝不为过，但更应思量何以如此。可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伟大，不但有使本国国民转承于衰世的能力，而且有能化异族文化为己所融通的魄力。其精神实质是“统一”。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宽广、民族众多的大国来说，文化精神的统一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统一的文化精神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语言载体。“文言”就是这种伟大文化精神的语言载体。
不但不同民族的语言有差异，同一民族不同区域的语言也有差异，而各个地区各自不同时期的语言也会有差异。真正的统一并不是抹煞原有的差异，而是创造一种会通的共性。所以文言的实质精神是一种会通共性的统一精神，是大国应有的精神。
文言本来是以一种地方语言作为其核心的，但其要求统一的精神实质又使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会通其他的语言，并创立了新的词汇，但原本作为其核心的地方语言却没有这种发展，所以文言与白话才渐渐的有了差异使其有了各自独立的发展，才使得今天的我们觉得像两种语言。但要明白这种特殊的变化正是因为我国的文言已经由一种单一记录一个民族地区的语言的功能发展为可以融会统一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载体。
再来看我们今天提倡的普通话，它开始以北京方言为基准，但就词汇上讲，普通话的词汇是融会南北的，而北京话则没有这种使命，久而久之，两者的差异会越来越大。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今天的普通话是一种新的文言，因为它与任何一个地方的口语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的真正实质还是在于统一。
第三，国学与西学之争，钱穆的观点是否可取？
首先说明，这里的“学”指的是一国的文化思想。关于国学与西学的优劣争论是近代学术史的焦点。
从观念上说，面临西学的冲击，前辈洋务派张之洞早已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个口号，但张之洞的“中学”固然是指中国学术思想，而他的“西学”之“学”指的是科学，并非西方的学术思想。之后的学者要么是如张之洞仅只利用西方的科学以致用，而在思想上则仍是固守中国思想的守旧派，对中西文化的思想并无学术上的思考；要么就是总是立身于西方思想来决定对中国思想的取舍，这后者又恰恰是中国近代思潮的主流，占绝大多数。即便以思辨著称的鲁迅先生提倡的“拿来主义”，其精神实质仍是害怕错拿了中国思想的糟粕而充满戒惧的。更有甚者如陈序经的主张全盘西化之说，在今天听来固然觉得不可思议，而在当时却未偿不是一种风气。
钱穆先生所代表的是哪一种观点呢？他是如何样看待我中国究竟该如何样的发展，在文化思想上该如何的取舍；还是只要以马列为依托就可以无所谓取舍。
他认为无论西方思想如何的优秀，最终我们还是要以中国思想为自己立身治国的核心，为什么？正如只有自己的父亲能够给与自己父爱，不但别人的父亲不能替代，即连自己的母亲也同样不能替代，别人的父亲再好也只会对他的孩子好，即使别人的父亲对自己好，那也不是父爱，也还是不能替代自己的父亲，从这个角度上说，自己的父爱，只能从自己的父亲身上获得。为学与为人一样，西学当然有长处，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中国的思想是最优秀的。这并不妨碍西方人觉得西方的文化是最优秀的。
对于中国，如果没有了国学，也就等于没有了中国，如印度、埃及一般空有地名而无原先的民族了，即使西学救了中国使之蓬勃发展，那蓬勃发展之国也早已不是中华民族之中国了，犹如美籍华侨，身虽华人，质已是美国人了。学术之于中国，惟有国学。
我以为钱穆的观点是很主观的站在了国学最优的立场上的，但是这种主观也有一定的合情合理处。而且在今天国学不振的中国又是很有必要性的。正如要阻止一种极左的风气，单纯的客观也许并不能拨乱反正，非要有一种极右的力量与之抗衡，最终才会有一种中和的大气，而我极钦佩钱穆先生有一种极具意识的抗衡心，而认为他也是发扬中国思想的一种旗帜。信其思想必将历久而弥新。
以上我的“三见”，第一见单就语言文字论，第二见由文字引申为其承载的文化思想，第三见泛言国学。意欲由浅入深，实则愈入深处愈自顾空荡而无所发见，此少学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