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与后现代史学
有关后现代史学的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在人们的印象中，历史以真实命名，而文学以想象、虚构命名。《论语》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巧的是，当代人印象中的“文史不分家”常常被理解为文学与史学不分家。原本是“文”与“质”相对，“史”与“野”相对，现在却成了“文”与“史”相对。当然，现代史家仍然倡导“文史不分家”，不过这时常指历史写作需要文学功底与写作才能，那是一种技术上的需求。在国人的思想中，古代意义上的“史”，即“文胜质”之“史”（文饰太过）什么时候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史”，即“质胜文”之“野”（无文、无修养），笔者缺乏中国史学方面的学力，尚不能作答。但是，假定我们冒昧把“文与质”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形式与内容”，那么《论语》中的“史”还真有点后现代主义倡导的“史”的意蕴呢。它们都不同于现代史学那唯真唯实的“史”，当然，它们彼此也不完全相同。后现代主义下的“史”应该说更倾向于是追求“文质彬彬”，因为在德里达、海登·怀特一类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历史之真不仅需要内容真实，更需要作为表现形式的结构来支撑。相对整个历史文本而言，形式之真与内容之真的融合才构成整体之真或历史之真。不同层面的真用义有所不同，若不顾及语义、语用变化的因素，自然容易出现以此真批驳彼真的话语冲突。
　　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的话语冲突常常根源于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检验真理的不同标准，来确定现代史学和后现代史学关于真的不同理解。
　　现代史学中，真实意味着历史表现与客观存在的过去吻合，或者呈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此，人们由于知道过去不可重复，于是，判定历史真实所依赖的其实是过去的材料以及以此为依据的逻辑论证。鉴于材料可能不断随新的发现而变更，人们认识到历史需要重写，但每次重写，都被认为真实呈现了客观存在或客观规律，至少也“更”接近它们。现代史学或许承认追求真理是一个不间断的永恒过程，然而问题在于，人们相信自己的努力正在越来越接近它，这是一个累积进步的过程。即便某些现有的认识成果，如历史认识所获得的规律被置于当下实践中加以检验并总是被证伪，人们仍然坚信一切失败都是成功之母，最后的真理虽然暂不可及，那不过是因为当下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总有一天，我们能实现那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现代史学的话语而言，检验现代史学之真的标准并非证伪它的实践，因为实践是凭借其效用证伪它，而现代史学是无论如何不愿意以实践的效用作为真实性标准的，它实际应用的标准是那个坚信过去客观存在的理想。
　　后现代史学则大不一样，真正说得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首先假定过去存在，但明了这不过是一种理论前提而已。我们无须再去探询一种理论前提的真实性，能够追求的，只历史叙述或历史表现之真。这种真实要由实践来检验。安克斯密特提供了一个例子，他说起，现在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解释，托克维尔的要比米什莱的好。究其原因，是因为托克维尔的解释中体现出一种自由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而米什莱的解释表现的是左翼自由主义。之所以说前者好，不过是因为当下读者中喜欢前一种解释的人更多。也就是说，托克维尔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倾向更易于切合当代历史学家的意向并在实践中有效运用。如果要在现代史学的话语系统中谈真实，人们通常会把托克维尔和米什莱的解释看成是自己描绘的接近绝对真实的道路上的一个驿站，而在后现代史学的话语系统中，人们并不过问谁的解释与绝对真实的关系更近还是更远，而是说此时，我认为托克维尔的解释是真实的，并且理解他人为什么说米什莱的解释是真实的。对这一情形的进一步说明是，历史文本完成之后，真实与否由读者决定。读者往往根据自己当下具有的意识与认知水平在诸多历史表现文本中选择与自己的风格、习性相近的解释并以之为真，随后根据所获得的历史理解结合当下的情境进行实践，再以实践的效用作为再次判断文本是否真实的根据。这就意味着，在后现代主义情境下，我们随时都在把握真实，真实也随实践的效用不断在变更。故此，我们可以抛弃那种现代主义的遗骸，即认为由于材料更加丰富，当代史家总是比以往的史学家对历史认识得更全面、更接近真实，并放弃那种处于实践之外的一致性标准，而承认每一个人理解的过去都有其真实性，真实本身具有历史性，它从来就不曾是超时空的普遍存在。或许，在实践的检验之下，我们可以说历史表现不存在真假，而只有好坏，然而，在这种个体化和私人化的理解中，检验历史真实的标准只能是个人在实际生活中的政治和伦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