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关于西西弗斯的神话传说：西西弗斯是一个靠掠夺为生的人，他杀害过往行人，还强奸兄长的女儿，做了很多坏事。而且，最重要是他得罪了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主宰宙斯和冥王哈得斯，是终被战神阿瑞斯捉拿归案。众神对他的惩罚是：罚他把一块巨石推到山顶，当巨石块推到山顶时，石头的重量迫使他后退，巨石滚回原来的地方，他不得不重新推起，如此反复，永无终止。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在西西弗斯的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张痛苦扭曲的脸，看到的是紧贴在巨石上的面颊，那落满泥土，抖动的肩膀，沾满泥土的双脚，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坚实的满是泥土的人的双手。经过被渺渺空间和永恒的时间限制着力之后，目的就达到了。因此，在我们的脑海中出现的一幅场景就是：西西弗斯看到巨石在几秒钟内又向着下面的世界滚下，而他则必须把这巨石重新推向山顶。于是，他又向山下走去。西西弗斯这种回复而枯燥乏味的工作，让我看到这个人以沉重而均匀的脚步走向那无尽的苦难！西西弗斯的不幸是确信不疑的，但他还是矢志不渝地想要改变他的命运，超越自我。因此，西西弗斯注定一个悲剧。
　　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加缪以《西西弗的神话》这题写了一篇阐述具哲学理念和文学理想的文章，表达了作者对人生荒诞的理解以及对人类的永恒苦难命运蔑视和抗争的精神。
　　西西弗是个荒诞的英雄。尽管他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但如果西西弗下山推石是痛苦地进行着的，那么这个工作也可以在欢乐中进行。即可以将痛苦的工作本身视为一种幸福——明明知道那是永无止境的，与其痛苦，不如快乐地接受。正如我们今天的工人，他们终生都在劳动，终日完成的是同样的工作，这样的命运只有在工人变得有意识的偶然时刻才是悲剧性的。西西弗，这诸神中的无产者，这进行无效劳役而又进行把叛的无产者，他完全清楚自己所处的悲惨境地：在他下山时，他想到的正是这悲惨的境地。造成西西弗痛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造就了他的胜利。如果西西弗下山推石在基某些天里痛苦进行。这并不是言过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西西弗又回头走向他的巨石，痛苦又重新开始。当对大地的想象过于着重于回忆，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灵深处升起：这就是巨石的胜利，这就是巨石本身。而西西弗的意志却比这巨石还要坚硬！
　　如果把西西弗留在山脚下，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但是，西西弗都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而他爬上山顶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因此，我们应该给予他肯定：西西弗是幸福的。
　　“西西弗的神话故事”与“遇公移山”的神话故事有着相通之处。愚公和西西弗都是为了战胜外界的压力，想要改变人生命运而作些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愚公移山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而西西弗推山至顶是为了解决人与神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他们都是为了解决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矛盾而挺身而出。这种在别人眼中看来的事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工作），在他们俩的眼里却变得微乎其微。因此，他们都以乐观向上的态度去对待这种痛苦的磨难，并坚持到底。然而，愚公移山最终的的结果是“感动上帝”并实现其目标；西西弗的苦役根本就是上帝给予他的惩罚，所以不管他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感动上帝。即是说他的工作永无止增境，痛苦也是永无止境。这就是西西弗的悲剧之在，这也是中西方悲剧的真正区别。
　　从西西弗的身上，我看到的是他那高大的形象与坚定的眼神。拿来我们的学习与他相比较，他的工作永无止境，而我们可以学无止境。不是有“活到老，学到老”的说法吗？作为新世纪的青年人，我们更要立志修身，博学爱国，争取做一位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总而言之，西西弗弗这种永无止境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当代大学生去学习和借鉴的！

　　西绪弗斯神话》开篇就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人可否自杀”。如果说今天还有人继续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以被称为“诗人”。
　　20世纪最令人震惊的内在事件便是诗人自杀。人亲手终结生命，一般而言源自暧昧世界的绝望，诗人自杀起因于自身信念的绝望。
　　诗人与哲学家一样，最早感知世界的无意义性。从庄子、斯多亚学派到伊壁鸠鲁学派，诗人的信念不仅是对世界无意性的一次解决，更是儒家理学和基督教精神的解决。
　　文艺复兴后，基督教精神对世界无意义性的解决遭到了怀疑。歌德说“谁站在这样的边缘，就得自杀或发疯，别无出路。”于是，少年维特开枪自杀，因为他发现自己的生命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事情本身充分表达了歌德的感受：
　　Es ist eine absurde Welt,die nicht wei?,was sie will,und die man mu? reden und gewahren lassen（这个世界是荒谬的，它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人们只得让它愿说什么就说什么，一切听其自便）。
　　歌德本人没有自杀，他还有可以坚持和确立的信念，诗人自己却因“生来为信念”而坚强地活着。难怪加缪说“确实不曾有过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死的人。”然而诗人自杀的时代终要来临，一切传统的价值信念都要接受“末日审判”。
　　斯芬克斯在自己掌管的人世之谜被识破后，跳崖自杀。世界的神秘就是它的信念，神秘引起的敬畏才是世界意义的保障。俄狄浦斯猜破了斯芬克斯之谜，就娶母为妻，使美丽慧娴的王后自缢而亡，生命世界果真在失去神秘后变得颠倒、混乱、邪恶四窜。俄狄浦斯戳瞎双眼无异于自杀，以次证明一种自醒意识：对生命意义与世界意义之间本质关联的自觉。
　　人类文明的前行无可避免地伴随着自杀与杀人。该隐出于嫉妒杀死胞弟，血流成河，向上帝哭诉。亚伯之死仅仅因为自己的祭品更好一些，在当今时代之下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人杀人的动机往往是依据某种信念，人在寻求世界意义的同时又在毁灭世界意义，这些行为都与人追求生命的意义有关。
　　无论是杀人还是自杀，都曾发展到根据信念而为的程度，所谓“理性的自杀”和“合理地杀人”。现代人被迫承认，人性并没有随文明进步改善多少，人的天性中仍然有黑暗的罪恶渊薮。以至于人不得不怀疑所有现存的和传统的信念是否真实、可靠。
　　在怀疑精神的感召下，诗人开始自杀。诗人屈原含恨汨罗江，不光因为爱国，在那个“礼崩乐坏”，“争于气力”血肉杀夺的年代，何国可爱？崇信儒家道德自足的屈原死于对崇奉信念的怀疑。从此中国诗人找到了安身立命的精神故土。安详的气氛直到现代中国出现精神大分裂，王国维自杀才被打破。
　　西方诗人的自杀起于启蒙精神遭到深含苦涩的怀疑之时，起先是疯癫：荷尔德林疯了，斯威夫特疯了，尼采疯了……启蒙精神不仅摧毁了宗教的价值，而且摧毁了它自身所崇尚的理性自明真理。在理性的怀疑中，普通、自明的理性无法在哲学上立足，随之西方精神信念大骚乱。克莱斯特自杀，格因德罗德自杀……查拉图斯特拉只身在深山承受了十年的孤寂，依然走下山来宣告：你们要做超人。
　　哲学和宗教的虚无主义试行没有信仰的生活时，诗人因价值毁灭而走投无路：特拉克尔、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托勒、茨威格、克劳斯?曼、沃夫尔、普拉斯……
　　没有了神圣的价值，历史理性逐渐替代思辨理性。历史的现世目的成了绝对的价值真实，在历史规律之外没有了永恒的真理和争议。所有价值不过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的行动就是绝对价值本身。
　　到道德价值被历史理性步碾成灰时，诗人又一次集体自杀：
　　1925年冬，诗人叶赛宁在彼得堡旅馆自绝。没有墨水写遗书，他割腕用鲜血写道：“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吧，亲爱的人们呵，你们在我心中，注定了离别，定然已约定了再见的日子。”
　　马雅可夫斯基嘲笑叶赛宁的自杀：在历史理性的沸腾生活中，死不难，创造生活却难得多。
　　1930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在莫斯科饮弹自尽。他最终也没有承受“创造生活”的生活：“妈妈，我的姐妹们，请原谅我，人当然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没有出路。”
　　法捷耶夫与他一样，“内疚的微笑，从种种政治诡计中走了过来。”然而“在最后一刹那，开枪之前，又带着这种微笑，跟自己告别。”
　　诗人自杀不是个体问题，而是信仰危机。审美主义说，诗人是人类在精神困境中自己救自己的最后可能性，如今这一可能性已经在诗人的血泪历史中陷入了绝境。“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子卧轨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在太平洋小岛上进入了永恒的黑夜。海德格而说“人，诗意的栖居”，而今栖居何处？
　　2007-08-17 13:21:01 布布熊 (有影视广告业务的请豆油)
　　起先，外国文学的老师推荐我们读《西西弗的神话》。同时她也强烈建议去看看加缪的《局外人》，她说加缪与萨特的风格完全不同（指文学意义上），更容易为现在的大学生所接受。于是，抱着“偷懒”的想法我走近加缪，实际在此之前我看过萨特的《存在是一种人道主义》以及一些篇幅较短的论文，领教过所谓的“枯燥”。
　　很难说《西西弗的神话》是不是哲学作品。大概不少人认为它应该算作哲学书，至少书上的大部分内容是讨论哲学。先说几句题外话，讲存在主义的时候萨特是雷打不动的主角之一，加缪在哲学史教科书上也算在存在主义名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加缪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是位非常著名的哲学家，他的书，不管文学性强弱，总离不开哲学的影子。换言之，《西西弗的神话》无疑是哲学作品。然而，我对此有些个人看法：哲学原本领域就很大，如果一定要把哲学家的作品都归在哲学的大旗下，按说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可似乎又不够准确和人性化。回到《西西弗的神话》，加缪一直在讨论“荒谬”，我不禁要问“荒谬”是不是一个哲学命题呢？
　　问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不认为加缪是在建构他的哲学。此书的编辑认为“本书是阐述其哲学理念和文学思想的随笔读本”，我看这里也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加缪“阐述”了么？阐述了什么？为什么要阐述？
　　我仅仅认为加缪在言说“荒谬”。如果他在“阐述”“荒谬”，那么“荒谬”也许就被赋予了某种确定性。把一个属于“荒谬”概念的“荒谬”阐述出来，不是加缪“荒谬”理念中的一部分。如果我假设自己是加缪，可能我仅仅是要把一个叫“荒谬”的虚构人物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不期待孩子们听明白故事的内容，而是希望他们能在乎听的形式和过程。
　　加缪说：“荒谬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离异。它不栖身于被比较的诸成分之中，它只产生于被比较成分之间的较量。”
　　“荒谬既不存在于人（如果同样的隐语能够有意义的话）之中，也不存在于世界之中，而是存在于二者共同的表现之中。”
　　从作者的表达中，我能隐约感受到一种无奈。加缪的难题在于，他所要说的正是那个不能条分缕析、言之凿凿的etwas，而他竭力在澄清etwas ist nicht etwas的同时，必须避免出现把A说成A 的样子。后来，加缪借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失败在任何解释与可能的说明之外并没有指出虚无，而是指出了超越的存在。”
　　随后我的感觉是作者必然地要引入神秘主义，或者彻底地转向宗教。加缪很快谈到舍斯托夫，“他并没有说：‘这就是荒谬。’而是说：‘这就是上帝：我们应该信赖他，即使他并不符合我们的任何理性范畴。’”舍斯托夫的意思显然不是发现了上帝的“荒谬”，而是在“荒谬”身上找到了上帝的影子。在加缪那里很难名状的etwas，在舍斯托夫那里倒是成为了大家熟悉的Gott，随后加缪发觉一切其实就变得微秒：我们不能阐述上帝，不能说上帝是什么，也不可能说清楚在上帝概念之外有多大的范围，然而作为概念的上帝存在了2千年，作为人性善的化身将在很长一个时期存在下去。那么“荒谬”呢？作为一个难以界定、言说又实存的非单纯概念，它在多大程度上类似上帝呢？能不能借用上帝来让人们理解“荒谬”呢？加缪没有说，或者客观而言是他用其他的表述解决了人们的疑问。
　　加缪说：“这样，在舍斯托夫看来，承认荒谬的同时本身就意味着荒谬。评论荒谬，就是承认荒谬。”他已经很清楚地反对理性主义，反对了西方认识论的基础。虽然说现代西方思想的基本倾向是非理性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西方学人反理性就那么天经地义。加缪始终处于讲故事的状态，故事本身有它的倾向性，但是叙事的语言应该是公正的。表达故事倾向的任务由结构完成，而不依赖讲述者绘声绘色的语言。也就是说反理性主义，不是作者直接用文字明白无误地宣告：“我们发对理性主义。”而是他去构建一个看似没有违反理性主义原则的结构，同时这样的结构又蕴藏了颠覆性的元素。理性主义不是从外部被摧毁的，而是加缪们用理性主义的定律从内部reconstruct（我不知道英语里这个单词有没有特定的意义）后使之脱胎换骨的。因此，“荒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隐含这样的努力。
　　行文至此，我要回答文章开始时的问题：《西西弗的神话》是不是哲学书？然后回答这个问题有何意义。
　　加缪在行文的过程是“荒谬”最好的注释，我希望自己文章的结构已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西西弗的神话》就是加缪讲一个自己的神话，在讲故事，在用人类都听得懂的语言讲一个非理性倾向明显的故事。倾向是哲学性的，故事本身是无所属的，语言是文学性的，如是而已。
　　那么回答了这个问题又有什么意义呢？正如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不是为了了解西欧精神病院的发展史一样，回答问题本身没有太大的意义，而那个回答的过程是在结构一个自己的理念，同时颠覆一个自己过去的理念。这样的“脑外科手术”不是谁都会想到做的，也不是谁都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