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概括周公一生的功绩：
一、帮助武王推翻暴虐的商纣，建立周朝。
二、平定“三监之乱”。
三、“三监之乱”平定后，重新分封诸侯，稳定国家局势。
四、营建新都洛邑，实现武王以国土中心为首都的想法（洛邑在周公过世后才落成）。
五、制礼作乐，改善国家的体制法度。
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的“良相佐国”的典范。
然而以周公的贤能，也同样遭到他人的猜忌，甚至是来自君主的不信任。对于这种猜忌，周公的响应是“忠”—忠于国，忠于君，更忠于自己。
但周公的“忠”并不是“愚忠”，因为他懂的跟太公望、召公等人共谋国事，也懂得在成王怀疑时及时退让，前往楚国。
只要目标正确，行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又能取得共事者的信任，那就放手去做你应该做的事，不必担心别人的闲言闲语。

周公曾经践位称王？
涛哥趣历史
01-09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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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曾经践位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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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周武王去世之后，由其子周成王继位。由于成王年幼，不能主持朝政，便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辅佐摄政。关于周公“摄政"一事，历史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周公只是辅政，并未践位称王; 一种现点则认为周公一度践位，实行王权。
周武王
《左传》中的周公是“股肱周室，夹辅成王”之人，”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记 · 周本纪》中也写到，成正年少继位周公为了天下与周室才摄政当国。从这些史书上来看，周公是一个大公无私的辅政大臣，他一心辅助侄子，并无篡夺天下的野心。孟子更是称赞周公“不有天下”，意思是周公完全没有想过要将天下占为已有。
然而，在《荀子 · 偶效》和《淮南子 · 汜论训》中对周公当政的史实，却有另一番解读。两文中均提到，周公“履天子之籍”也就是说周公有“君临天下”。《礼记 · 明堂位》称周公“践天子之位”，《尚书 · 大传》则言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另外，根据近代人的考证，基本可认定《尚书大诰》中的“王”称周文王为“宁王”或“宁考”，“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所以这个“王”只能是周公，而不可能是文王之孙周成王。《尚书 · 康诰》还有一段文字，文中提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在这里，“封”指的是周公的弟弟康叔，所以这个“王”应该是周公。若是这些史料记载非虚，那么周公显然有身居王位的经历。
那么，周公“称王”有什么历史原因呢？据《商书 · 金滕》所言。周公曾向朝中重臣召公和太公解释道：“如果我不掌握政权，那将来我就无法跟先王交代了。”当时周朝正处于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武王刚去世，成王年幼，国内局势不够稳定，东方诸小国还有叛乱发生。面对这样的局势，周公担心诸侯欺成王年幼发生叛乱，武王的事业无法继续推行下去，便选择了即位。《逸周书 · 度邑解》记载，武王十分欣赏自己的弟弟周公，认为他才干超群，而自己的儿子年幼恐怕无法稳定当时的政局，因此在弥留之际曾说了“乃今我兄弟相为后”的话，既要将王位传给周公，但是周公却诚惶诚恐地拒绝了。可见，周公并非想篡位，只是为了稳定天下局势而已。
然而，《荀子 · 儒效》却称周公专横篡位，职责他“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意思是说周公废除成王，而自己继承了武王的天下。《史记 · 燕召公世家》中记载了“召

理查二世是英国金雀花王朝末代国王（1377-1399）.爱德华（黑太子）之子，冲龄即位，继承他的祖父爱德华三世的王位为王，但是由其叔父兰加斯特公爵约翰摄政。还有一个叔父格洛斯特公爵托马斯也是野心勃勃，蠢蠢欲动企图摄政。理查二世宏图大志不能施展，由此而记恨在心，1389年亲政后就对他们进行报复，他力图消弱大贵族和国会的政治影响，突现君王的作用。1397年，托马斯被捕后未及受审就暴死在狱中，公爵头衔被废除。理查二世还驱逐了约翰的长子毛勃莱公爵、以及自己的堂弟兰开斯特公爵亨利，并在1399年约翰去世后没收了兰开斯特家的领地，用没收的钱财充当攻打爱尔兰的军费。1396年理查二世与法王查理六世签订二十年停战协定，结束百年战争的第二阶段。1398年，又放逐兰加斯特公爵约翰之子亨利。1399年4月出兵爱尔兰。亨利乘机返国，纠集力量于9月废黜理查，自立为王，称为亨利四世建立兰加斯特王朝，理查二世遂被囚禁至死。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二世》并不是其代表作，却当之无愧是最具政治敏感性的剧作之一。本剧描写了理查二世被波林勃洛克（夺位后成为亨利四世）政治上击败、军事上围困、最后被囚被杀的整个过程。剧本通过情节演绎和人物塑造，主要刻画了波林勃洛克的善于掩饰的伪善和以屈求伸的权术，以及理查二世的残酷暴政与惨遭失败后的凄凉。 表面上看，理查二世的苛政暴虐只是施政治国过程中的过失，而波林勃洛克利用伪善与权术杀掉君王才是不可饶恕的，所以很容易对理查二世的遭遇寄寓同情。其实这并不是莎士比亚的本意，莎士比亚创作《理查二世》背后却有自己的观点，他通过性格描写与人物叙述酣畅淋漓地揭露了理查二世的种种暴政，以此证明他的苛政暴虐已把自己弄得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因此他的最终失国与被杀其实是咎由自取，这就是奚落了理查一再宣扬的君权神授的理论，明确表现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观点。
所谓历史剧，就是历史题材的戏剧，而不是真实的历史叙述。通过戏剧艺术的情节塑造，演绎出历史的真实。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才是历史剧活的生命。黑格尔曾经说过，历史剧的创作徘徊与虚构与真实之间。什么是历史的真实呢？所谓历史的真实就是剧作家选取的历史题材必须是真实的，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儿与出现过的人，不能胡编乱造地戏说，这是历史剧的基础。当然，只有历史上的事儿与人还是不够的，历史剧毕竟不是历史教科书，所以还需要文学的手段在形象思维的三维空间里通过虚构描写把历史元素连缀起来，让冰冷的历史文字灵动起来，这才是历史剧得以成功的要件。
《理查二世》剧本的结构完整，风格统一，带有强烈的抒情和悲剧格调，其中对理查二世的性格塑造尤有光彩，写出了一个软弱、伤感、带有诗人气质的昏庸君王的复杂心理，构成了莎士比亚戏剧人物的众生相。

苏东坡传读后感
——论苏东坡的人格
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首先看的并非是成就的大小，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一个品格低劣的文人，即使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所以，一个人的人格可以说是他的名气的骨干。
苏东坡所处的时代与现在已有千年之隔，而他的美名依然历代为人们所称颂，可谓家喻户晓。他之所以如此，我想也与他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
苏东坡的人格虽然复杂多面，然而我认为也可以用“浩然之气”四个字来概括。所谓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之气，也就是人世间的正气。苏东坡即具有此种“浩然之气”，它致大致刚，激烈冲动，不可抑制，这种力量若辅以正义和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一
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连胜称是。
“不合时宜”正是苏东坡那坚执性格的体现。
苏东坡坚执的性格集中表现在了他的宦海生涯之中，那是他性格中最坚硬的一部分，正如暴风雨中的海燕，暴风雨越是猛烈，他就越是要激越地怒吼，高傲地飞翔。
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以下简称《苏》）中写道：“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冲突决定了他的一生，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王安石变法的本意是好的，然而他过于自负了。他的很多新法，如青苗法，免疫法，保甲法等，实际实施时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人民增加了很多负担。与此同时，王安石把反对他的许多贤臣都变贬到了其他地方，反而提拔了很多趋炎附势毫无学识的小人。苏东坡对这些新法极力反对，连续上书皇帝，然而成效甚微，并最终在群小的弹劾下被贬到了杭州。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
遭到谪贬之后，苏东坡仍然坚持对抗新政。当他看到为躲避不堪负担的重税而流亡异乡的百姓，当他听到被关进监狱的良民的哀叹，他胸中总是积起愤懑与不满，而这种感情都被他写在了诗文中。《苏》中说：“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
他的诗文使当权的小人无法忍受，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坐牢103天。
然而出狱当天他又写了一首讥刺奸臣的诗，并自笑：“我真是不可救药。”可见他并不为权势所趋，并不为威逼所吓倒，而始终坚持着自己心中的真理。
后来英宗皇后把苏东坡召回京都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当苏东坡来到京城之后，他仍然意志坚定的与朝廷中的腐败无能之辈对抗，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
苏东坡不会说空洞的官话，不会讨好朋友，也不会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他只知道坚持他所认为正确的，并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然而对于这些，他是丝毫不在乎的。
苏东坡坚持“人应当有不同意权”，坚持“广开言路”，坚持文人的独立思考，他也坚持废除那些迫害百姓的新政。
他的坚持是有意义的。他的坚持使青苗法完全废止，使赤贫百姓的欠债连利息在内一律宽免，更使腐败的吏治出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然而，“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寡不胜众。”在无数的谣言重伤，玷辱污蔑中，苏东坡自己觉得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最终还是选择了请求外放。
之后再没有哪位大臣像他那样在朝中坚持着正义与群小对抗了，苏东坡死后25年，北宋灭亡，曾经鼎盛一时的王朝在北方铁骑之下化为了灰烬。
二
在苏东坡的坚执下，也有一部分人格是柔软的，温暖的，静静散发着光芒的，那便是他的人道主义精神。
《苏》中提到有三封信，可以算是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
第一封是他被贬谪黄州时写的。他对当地百姓因贫穷而杀死婴儿的情况深为惊骇，便写信给太守，呼吁制止杀婴。他在信中叙述了杀婴的情况，并作出建议：“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绸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出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也。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记哉！”同时苏东坡还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向贫苦的孕妇赠与金钱、食物、衣裳。
第二封信是苏东坡1092年任扬州太守时写给太后的。一次他视察时看见各处是青翠的麦田，但大多的农家荒废无人。因为农民无法偿还高额的本金利息，为了不进监狱，只好丢下丰收的田地而逃难。《苏》中说：“百姓的信用一旦毁灭，商业必然随之瘫痪。万恶必由此而生。”苏东坡深知这一点，于是上了一道长五千字的表章，细论处理呆账的办法。信中引用孔子说的：“苛政猛于虎”，提出：“以天下言之，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终于，1092年7月，苏东坡所催请各点，朝廷正式颁布施行。表彰中所提的公债，全部由朝廷下令宽免了。
第三封信是苏东坡不久于人世前写的。东坡一生屡遭政治陷害，对他下手最狠辣的大概莫过于章敦这个人。贬东坡于岭南、于海南，想把东坡置之死地的正是此人。等到东坡终于得以北归，章敦被贬岭南，以一般人的见识，东坡这时即使不幸灾乐祸，至少也可拍手称快，但东坡却不是这样。这一点从章敦的儿子章援写给苏东坡的一封信和苏东坡的回信可以看出。章援的信凄凄哀哀，诚惶诚恐，他为了老父亲向苏东坡求情。他以为北归的苏东坡定能拜相，而拜了相的苏东坡大概不会忘记他父亲昔日的种种迫害，所以他满纸泪水地写信求情。苏东坡抱病回信，信中说：“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在信中，东坡不仅把章敦认作老友，从而打消章援怕他向其父报复的顾虑，而且让章援转告其父如何储药养生。卧病在床不久就辞别人世的东坡，竟不惜耗费残余的一点心力精力去向“仇人”的儿子亲笔回信，还不厌其烦地转告这“仇人”如何保养身体，这样的心胸情怀在几千年的传统文人中鲜少见到。
除这三封信以外，还有很多事迹可以表现苏东坡人格中的人道主义的光芒。有一次他花了几乎是全部积蓄买了一幢房子。正要接来家眷，一天却遇见一个哭泣的老妇人，她败家的儿子把房子卖了，她自己却不愿搬出来。苏东坡发现那正是他买的房子，结果把房子又退给了她，自己却既损失了钱财，又丢掉了房子。还有一次苏东坡把当地无主野坟的骸骨重建一大冢而埋葬，并且写了一篇祭文，安慰那些无名死者。《苏》中说：“他颇以那些骸骨有些残缺不完，必须合葬为歉，只希望那些阴魂和睦相处，犹如一个大家庭一样。”
也正是因为苏东坡身上的人道主义的光辉，他深受百姓爱戴，成为了百姓之友。《苏》中写道：“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恐怕也是这个原因吧。
三
《苏》中说：“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淹没，甚至历久而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乎肺腑的‘真纯’。”而正因为苏东坡人格中那“真纯”的一部分，表现在其文章与事迹中，才得以传得千古美名。
苏东坡的“真纯”主要表现在诗文，政治和待人三方面。
在做文章方面，苏东坡提出“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长行于所当行，长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东坡写文章如“行云流水”。《苏》中写道：“他是把修辞作文的秘诀弃之而不顾的。何时行，何时止是无规矩法则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实精确的表达出来，表达的够好，迷人之处与独特之美便自然而生。”而“行云流水”不也正好是苏东坡性格的写照么？周国平将它称之为：“个性的不可遏止的自然奔泻”，这不正是一种“真纯”么？
在政治上，苏东坡亦是如此。1092年5月，在他任杭州太守时，杭州一代大雨滂沱，多日不止，造成水库崩裂，稻田被水淹没，丰收的期盼眼见着化为了泡影。然而当地的其他官员都于灾情都一言不发，纷纷奏报丰收有望。
此种情况只有苏东坡站了出来，他知道饥荒即将来临，一方面开始存粮，一方面上表朝廷，陈述实情，吁请急速设法。半年之内上表七次。然而官僚办事效率的低下，使苏东坡最终还是未能成功，事情还未完成便被调走了，结果1901年五谷歉收，造成了严重的饥荒。
待人“真纯”往往被认为不太懂得人情世故。苏东坡把人人当好人，还好有他的妻子王弗照管他。苏东坡做了官以后家里边经常来朋友拜访他。王弗就经常躲在这个屏风后边儿细细地听。有一天一个来访者走了，王弗从这个屏风后面出来就跟他说：“你费那么多功夫跟他说话干什么？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好说话迎合你的意思。”这件事情不仅表现出苏东坡妻子的智慧精明，同时也表现出他自己待人接物方面的“不成熟”。这方面苏东坡或许永远也无法成熟起来，因为那正是他人格中“真纯”的一面，无法改变。
四
周国平评价苏东坡说：“读所东坡豪迈奔放的诗词文章，你简直想不到他有如此坎坷艰难的一生。”正是因为苏东坡人格中那豁达乐观的一面，他的诗文自然清新，奔放灵动，豪放不羁。同时他也把这种豪放之风吹入了词中，大大扩宽了词的题材。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背后，是诗人广袤千里的豁达胸襟。
《苏》中评价他说：“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
当他被贬官黄州时，朝云生了—个儿子让他题诗，他嬉戏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生，惟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后来苏东坡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城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当苏东坡到了黄州，失去了薪俸，成了个农民，又带着一家老小十数口，他生活期非常简朴，开始紧紧缩编地过日子。他把钱藏在瓦罐中，每天只能取出—百五十文，然后立刻格瓦罐收在天花板上。另外他还准备了—个大竹筒，存放剩余的零钱以备招待意外的访客。面对境遇的陡落，苏东坡心中自然也苦闷难当，但是他移情于物，耕作田间，自得其乐。正如他所说的：“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无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苏》中写道：“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真是评价得再恰当不过了。
五
苏东坡具有以儒学体系为根本的人生思想，但仕途的坎坷又使他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又由于浸染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而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最后成为了苏东坡性格中的超脱。
《苏》中写道：“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我想，这便是苏东坡的超脱。
苏东坡一直以陶渊明自比，享受安闲的田园之乐。他也从佛教和道教中汲取精华，构成自己的人生观。他虽未入教，但却从宗教的哲学中获得了超脱的快乐。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就是这样吧！
苏东坡经历了“乌台诗案”之后感受到生命犹如趴在旋转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为了寻求心灵的安宁而开始转向宗教。苏东坡在《安国寺记》中写道：“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他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他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他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不都是他对痛苦的超越和人生的领悟么？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苏》中有一段话是这首诗最好的注解：“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
六
苏东坡的人生走到了终点，可是他的“浩然之气”依然在山河间久久回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带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这种浩然之气才是万古不朽的。
最后引用苏东坡的一首《水调歌头》（快哉亭作）：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渺渺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参考资料：苏东坡传

1909年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年份，中国已经再次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远在1909年之前，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意识到，西方的强大并非单单只是炮舰的犀利、洋枪的精准，更多的原因是在于他们的体制能够提供这些技术背后的一种隐形的支撑，看上去这个支撑是一种与前台的技术并不相关的法律、制度规定，但所有的成就都不可能离开那种制度形成的环境。这个制度环境叫做“宪政”。经过众多有识之士的提醒，清廷也似乎意识到宪政的重要性，派了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实施。结果一出发就遭到了革命党人的自杀式炸弹袭击，换了几个不怕死的大臣才最终成行。两年左右的考察，其实所有的考察代笔都是出自梁启超一系的手笔。到了1908年的下半年，清廷开始宣布要用九年的时间来实行宪政。旅澳学者雪洱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剪取了一个历史的横截面之后，来从一个相当具体的角度关照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中国。当时光绪与慈禧太后先后归天，慈禧生前指定的皇位继承人是三岁的溥仪，执政的是隆裕太后与摄政王载沣——也就是小皇帝溥仪的生父。执政的强人去世，具有合法统治权的先帝死得蹊跷，寡妇幼子加上一个志大才疏的亲王，能够把中国带到何处？很简单，他们把当时的中国、也就是大清国给带到沟里去了。这个结果不会令任何人意外，从官场道路上说，摄政王载沣就是个小雏鸡，面对盘根错节的官僚机构，就连慈禧太后都不能彻底驾驭，更何况这个靠儿子上位的摄政王？不能说清廷是没有改革意愿的，但改革措施的连续出台，不但没有弥合社会的鸿沟，反而是加剧了国内相互对立的态势。六部九卿当中，裁撤冗员引发了旧官僚的不满，而六部的合并，更使得满族官吏从前期的满汉势均力敌，到了满人独大、真正掌管六部。不但如此，各个要害衙门、军权政权都掌握在亲贵的手中。这是清廷在真正的政治改革之前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最重要的就是保证政权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受过基本教育的清廷高层其实非常明白，宪政就是剥夺统治者权力的手段，甚至他们所打算效仿的日本立宪政治，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虚君政治。想要长保富贵尊荣，必须在改革之前做好所有的准备。而这个准备也不尽然在政权上，同时在经济上也做了相应的准备。同时，那个所谓的“九年立宪”所立的宪法，只是把宪政的名字引入了中国，但具体条文则是把皇权的至高无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原本中国的皇权其实是某种具有弹性的权力，臣下与社会舆论与传统观念还能有一些约束之力，但在新的所谓中国式宪政之下，皇权打算真正开始裸奔。在这种宪政与改革之下，上令不行与政权实际上的分崩离析是不能避免的。摄政王载沣在他的官邸中困惑着：老百姓到底要什么？其实也没要什么，只是一些清廷承诺但给不了的东西。当老百姓明白这些东西不是清廷能给的，最好还是自己去争取的时候，清廷就结束了。雪洱先生在书中所截取的，正好是这段时间的彷徨与抉择。可惜的是，最终的抉择者终究是历史。只是每到这种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之时，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会选择错误，这背后的意味实在是耐人寻味的很。晚清名臣张之洞死时，摄政王载沣去看望，张之洞提醒他小心民变，载沣很骄傲的说“有兵在”。说不定这就是他们总是选择错误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