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列传中，作者着重记述了伍子胥为报杀父子之仇，弃小义而灭大恨的事迹。昭关受窘，中途乞讨，未曾片刻忘掉郢都仇恨的心志，忍辱负重、艰苦卓绝，终于复仇雪耻，名留后世。
一篇大传，以吴国、楚国为主，兼涉鲁、晋、郑、秦诸多国家，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以伍子胥为主，又兼涉太子建、白公胜、太宰嚭、申包胥、夫概等诸多人物。其中光杀父之仇就有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的一对不解之仇；伍子胥与平王的一对深仇大恨；郧公与平王的杀父之仇；白公与郑王、子西的生死之恨，相互穿插，节奏紧凑，有条不紊。诚如太史公所说，怨毒对于人来说实在是太厉害了。
人物刻画，多神来之笔。尤其是伍子胥的形象。作者饱蘸笔墨，略貌取神，立体化地突出了他的精神风貌。很多段落成为后来故事、小说和戏曲的传统题材，家喻户晓，为人乐道。伍子胥过昭关，前临大江，后有追兵，与太子胜各自只身徒步逃跑的慌恐，危急之中偶遇渔父的紧张场面，都很富于戏剧性，简直像小说的情节描写。攻克郢都，没有找到昭王，竟“掘楚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三百，然后已。”的疯狂了的复仇火焰，不是把他多年来忍辱负重，压抑在内心的深仇大恨，突然迸发出来的烈火般的感情，都表现在字里行间了吗？其人物的个性特征，又是多么鲜明深刻啊！
伍子胥的性格是通过多角度刻画的。他头脑清楚，看问题尖锐，深知应父之召必然俱死，故弃小义而雪大耻。他有张弓拒捕，桀骜不驯的一面；也有忍辱负重，含辛茹苦，虽困病交加、中途乞讨也不忘郢都仇恨的一面；有把自己唯一的宝剑送给渔父的感恩报德的一面；也有因时机不成熟，到乡下种地以韬光养晦的一面。当然，他丝毫没有忘却复仇的心志，他向公子光推荐专诸就很说明问题。
伍子胥是有政治眼光的。他多次规劝吴王伐越，分析形势，指陈利害。虽遭伯嚭谗言诬害，但他的形象越显得光明磊落了。伍子胥又是智勇双全的人物。他为吴国率兵打仗，为吴王称霸一时，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被赐死前对门客说的一番话，使伍子胥的形象达到新的高度。“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是预言，是现实，是政治远见，是身遭诬害的愤概，也是对吴王昏庸的憎恨！

　　《伍子胥列传》是司马迁《史记》中最为著名的篇目之一，其具有强烈的悲剧性，让世人总仍不住为其不平，并对他的命运深表同情。似乎没有太过追究他引敌国入侵对楚国人民的造成的灾难和损失，反把他把他列为忠臣，地位似乎过高。
　　但我们知道，还是有许多学者和评论家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其是倒行逆施，而为什么总趋势却没有形成这样的印象，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复仇文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复仇题材中，复仇意识与复仇观念是一个凝聚着情节结构等随机性因素的实体，它的母题与动机是极有凝聚力的。因而，由于恩怨情感在人类全部情感生活中占据的特殊位置和发生频度，复仇又成为众多作品结构情节的内在推动力与母题聚焦。尽管20世纪人类进入现代文明。法制社会遏止私自复仇，但在文学中，尤其是涉及历史题材的作品里复仇仍是屡写不厌的主题。仇作品大多是以情节取胜的，隐含着正义必胜的震慑力和悲剧性因子，每一个别性的叙述都具有主题与文化笼罩下的整体的性质。复仇主题所决定的主体角色精神动机，在鬼灵、血亲、侠义、忠奸、梦幻……不同的情境母题与表现程式中得到了各有千秋的行为展示。
　　《伍子胥列传》分为两部分，前面一部分是他报仇雪恨，有着武侠小说中的快意恩仇。这和我们文学中复仇观念和母题分不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对于受害者，都抱有一种同情心，希望看到坏人遭报应，好人得生存。在复仇文学中，就像萧逸说的，有着这样一个公式“仇杀——孤雏余生——练成绝艺——复仇——坏人授首“。(侯健：《武侠小说论》，《中国小说比较研究》)《伍子胥列传》是历史题材，自然不可能像武侠小说一样练成绝艺，但是这个过程转化成，他在吴国身居高位，功成名就，于是有了实力回来复仇，几乎也陷入这个模式。然而遗憾的是，伍子胥，没有能手刃仇人，只能鞭尸三百，也许我们大家都被他的复仇意识感染，忽视了死者为大；也是因为楚平王太昏庸，对于一个昏君，世人向来是没有好感，故而，伍子胥鞭尸也就可以理解，甚至是解气。
　　由于《伍子胥列传》带有浓厚的复仇情绪，人们在众多作品中看到了复仇情结，并对复仇文学的主人公都有着同情，故而对伍子胥也没有那么多的责难。
　　二、当时的政治背景
　　昔日伍子胥去楚奔吴，舆论没有谴责，这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春秋战国时期是诸侯征战，战乱迭起。而各诸侯国只不过是臣服于周天子的属国，相互间征战也好，联合也好，表面上总是尊奉周天子的共主地位的，而实际上各国为了争得一统天下的资格，都为争夺人才而广开门路，故人才的流动司空见惯，朝秦暮楚的情况也不时出现。思想家如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无不游说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纵横家如张仪，苏秦，在各国来去，希望得到各国诸侯的重用，从而获取官位，厚禄；改革家如吴起，商鞅，都不是在自己的国家功成名就的，而是说服明君，运用自己的方法。所谓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故而当时，人们在诸侯国之间来去自由，合则留，不合则去，均是在周王的土地上行走。“一国不容即便出走他国，也是春秋、战国时代很流行的一种风气”。
　　也许有人觉得他应该效仿屈原，然而屈原和伍子胥又有点不同。二者虽然都遭罪罚，屈原是在政治上忠而被谤，信而见疑，他对怀王有着感情，毕竟曾经受过怀王重用。然而伍子胥没有，他当时还没有位居要职，只是父亲伍奢为太傅，故而对于楚平王没有什么感情，更何况他杀了伍员全家，一腔仇恨早已与于胸前，家已被毁，国已不能归，他是被残暴的楚平王逼走的。
　　个人认为，屈原是属于“愚忠”行为，司马迁也曾说过“以子之才华，游说各国，何愁不立”。良臣择明君而侍，伍子胥的做法反映了当时社会有才之士的主要方向
　　战国时期，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很多，而他对于楚国的“不忠”是因为楚的残暴使然，最终的复仇也是他孝的集中体现。
　　三、伍子胥坚韧的意志，司马迁对其进行美化。
　　伍子胥形象虽然在《左传》中就已经出现过，但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司马迁《史记伍子胥列传》最牵动人心。而司马迁写《史记》，蕴含了自身的情感，他结合自己的身世历程，选择了许多“奇异”之人，这些人就是对历史有着巨大贡献，而自身有着坚韧不屈的意志。主张忍辱负重，发愤有为，他反对见辱则死，动则自杀的行为。
　　而伍子胥就是众多令司马迁欣赏的人物之一，他列传中高度赞扬伍子胥“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伍子胥身上就体现出，坚韧不屈的精神。他去楚奔吴，几不得脱，是江上渔父帮忙才得以逃离，而他韶关一夜白头的故事，更是万世流传。子胥来到吴国，为公子光谋略，而后成为他的大臣，身居高位。在司马迁看来，有一股强韧的意志力，如果他象伍尚一样愚忠愚孝，也许我们就不会对他评价这么高了。而他能舍小义，成大名，其意志非一般人可比，故而后人对他也是褒多于贬，这也是因为司马迁对其的美化。
　　四、忠诚：忠心不二为国自刎
　　伍子胥虽然是借他国力量，复仇楚国，对楚国也许算“不忠”，然而他借吴之力复仇之后，侍吴王夫差，一直忠心耿耿，终无二心。
　　“此头须向国门悬”，他对吴国的忠心不二和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让世人敬佩，最后为国自刎，死得悲壮。
　　伍子胥因父亲伍奢、兄伍尚被楚平王追杀，而避难逃奔吴国。后结识吴公子光，并策划刺死吴王僚，帮助公子光夺得王位。阖闾任命他为“行人”，成为吴国重要谋臣。
　　他具有雄才大略，又深得吴王阖闾信任。为使吴国能内可守御，外可应敌，他首先建议吴王阖闾“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禀，治兵革”，并亲自受命选择吴国都城城址。他“相土尝水”、“象天法地”，最后选定今苏州古城的地址，合理规划，建造了阖闾大城。并帮助吴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吴国国力达到了鼎盛之势，
　　后来吴王阉闾去世后，他扶助夫差即位，帮助夫差打败越国，他劝阻夫差与越讲和，并阻止夫差让勾践回国，谏劝夫差放弃攻打齐国而伐越。然而夫差却听信伯嚭谗言，疏远伍子胥，尔后赐死伍子胥。这对于他这样为吴国立下丰功的人来讲，是一种特大的冤辱。正如子胥自己长叹：“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伍子胥对夫差得以登位的作用，也可以看出他的悲愤。可叹的是，他希望抉眼悬于吴国东门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尸体被夫差下令沉于江中。可怜，可叹，可悲。
　　伍子胥在吴国的行为，完全是一个忠臣，他首先力谏君主，是为谏臣；其次忠臣被戮，他的命运又激发了大家的同情。于是乎，他一生的悲剧，就已让人哀叹不已，他引吴伐楚的罪过似乎淡化了。
　　五、历史的必然
　　我想即使伍子胥不引兵入侵楚国，像那样一个忠奸不分，而佞臣当道的国家，在战国那种大吃小的背景下，始终也会被攻伐，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后来的屈原，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他没有远离故国，但楚仍被秦所灭。战国是一个烦乱的时代，朝秦暮楚时时有之，故而不能把某一个国家的毁灭引咎于一个人身上。
　　综上，伍子胥为何褒多于贬，我想离不开他自身的命运悲剧，也离不开历史时代，他许是有罪，但更多的是悲叹。

掘墓鞭尸
吴军包围了随国，对随人说：“周朝在汉水流域的子孙全被楚国杀尽了。”随人想杀昭王，王子綦将昭王藏起来，自己装扮成昭王来对付他们。随人对于是否把昭王交给吴国占了一卦，不吉利，就谢绝吴国，没有交出昭王。
伍子胥掘墓鞭尸
当初，伍子胥与申包胥是挚友，伍子胥逃跑时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要毁灭楚国。”申包胥说：“我一定要保存它。”等到吴兵攻进郢都，伍子胥寻找昭王，没找到，就掘开楚平王的坟墓，挖出尸体，抽打了三百鞭才罢休。
申包胥逃到山中，让人对子胥说：“您报仇的手段，太过分了吧！我听说，人多能战胜天，天也能毁灭人。您曾是平王的臣子，亲自拱手称臣侍奉他，今天竟至污辱死人，这难道不是违背天理到了极点了吗？”伍子胥对来人说：“替我谢谢申包胥，说我就像太阳快落山了，但路途还很遥远，所以我要倒行逆施。”于是，申包胥逃到秦国告急，向秦国求救。秦国不答应，包胥站在秦王殿上，昼夜痛哭，七天七夜哀声不绝。秦哀公可怜他，说：“楚王虽残暴，但有像这样的臣子，怎能不保存楚国呢？”就派了五百辆兵车救楚国攻打吴国。不久，在稷地打败吴兵。
适逢吴王久留楚国搜寻昭王，阖闾的弟弟夫概趁机逃奔回国，自立为王。阖闾听到这个消息，就放弃楚国返回吴国，攻打他的弟弟夫概。夫概被打败，就逃奔楚国。
楚昭王见吴国发生内乱，就重返郢都，将堂奚谷封给夫概称作堂奚谷氏。楚国又与吴国交战，打败吴国，吴王就回去了。两年后，阖闾派太子夫差率兵攻打楚国，夺取番地。楚国害怕吴国再次大兵压境，就离开郢都，迁都到鄀城。当是时，吴王采用伍子胥、孙武的计策，西边攻克了楚国的疆土，北边威镇齐国、晋国，南边收服了越人。
公元前496年，阖闾与越王勾践大战，中箭，阖闾伤脚拇趾，伤重不治，死前嘱子夫差，勿忘杀父之仇。并托伍氏辅佐少君，封他最高官职，称相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