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好书，就是把明朝灭亡的锅全甩给万历不公平也不客观，这是个积累的过程可能万历加剧明衰败的速度，但全推给他也有不妥，积重难返并不是哪个雄才大略的人能救的了的，好的制度比好的人更重要，明不是亡于万历十五年也不是崇祯十七年，失了民心，行将就木的帝国就是靠官僚体系续命，随时可能崩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还是要认真的想一想。

读这本大名鼎鼎的历史著作，能感觉到书就是明朝社会的缩影，看历史，知兴衰。一个无论曾经多么伟大的帝国，只要体制、伦理、文化等没有生命力，不能自我更新，不能与时俱进自我完善，就必然会失去力量逐渐消亡被替代。

我觉得这一本书给我的内心带来的很大的触动，我觉得通过这本书我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因为只有知识才是改变人生的唯一道路。

读完《万历十五年》，我觉得现代先进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为保证，而落后国家都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为基础的。

皇帝也是人，也有喜怒哀乐，也有悲愤和无奈的时候，所谓的九五之尊，其实也是被权力和欲望所控制的普通人而已。

　　万历
　　万历（1563年 - 1620年）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万历这个年号一共48年，是明朝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历史学家黄仁宇用“大历史观”的角度，写了《万历十五年》这本研究明史的专著。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是明朝第十三个皇帝。穆宗朱载垕第三子，隆庆二年（1568年)被册立为太子。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病死，朱翊钧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万历。任贤有道亲政无方的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朱翊钧即位时年仅10岁，由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辅政。张居正接任首辅后，在李太后的支持下，于万历元年(1573年)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实行考成法，对各级官吏进行考察，作为升迁、黜陟的依据。在军事上整饬军备，加强边防，选用能征善战、带兵严格的将领，对蒙古采取安抚睦邻政策。在经济上清丈全国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基本内容是赋役合并，化繁为简；统一役法，摊丁入地；田租征银：官收官解。这称得上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大变革，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张居正还治理黄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措施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国势渐见中兴。当时太仓的积粮可支用10年，国库钱财多达400余万，处于统治危机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
　　可惜好景不长，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后，反对改革的官僚纷纷起来攻击、诬陷张居正。朱翊钧下诏追夺张居正的封号和谥号，还查抄张家。改革被废止，朝廷又一天天地走向没落。朱翊钧是一个尽情享乐的皇帝。他成年亲政后，却不常视朝，深居内宫。不仅在世时要享受，还想到死后的安乐，早早筹划自己陵寝，建造定陵耗时达6年之久。他还有一个不择手段亲自敛聚钱财的恶习，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标准。为了在全国范由内聚敛民财，他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各地充当矿监、税使，肆意搜括民脂民膏。这使得人心汹汹，民变纷起，社会越发动荡不安。
　　统治阶级内部更加矛盾重重。由于他不理朝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谕旨，全靠内侍传达。册立太子的大事久拖不决，导致官僚集团各派之间互相火并，党争也愈演愈烈。东林党人与邪党的斗争水火不容，持续了很久，明王朝到了崩溃的边缘。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中死去，终年58岁。葬于定陵，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庙号为神宗。
　　万历皇帝朱翊钧生于1563年，是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也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1573年明穆宗驾崩时，年仅十岁的朱翊钧以皇太子身份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明神宗。1620年，58岁的朱翊钧因病去世，长达48年的万历时代也就随之划上了休止符。因为明神宗在位的48年只用了“万历”一个年号，故人们通常也称其为万历皇帝。
　　编辑本段万历中兴

　　朱翊钧在位前十年，由于年幼，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太后则将一切军政大事交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实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经济很大的发展，是为“万历中兴”。
　　编辑本段万历怠政
　　但张居正死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馀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1589年，朱翊钧不再出现，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现象；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中枢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馀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临江知府钱若赓被朱翊钧投入诏狱达三十七年之久，终不得释，其子钱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宰相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不辞而去。万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书赵焕也“拜疏自去”。
　　万历中后期长达30年不上朝，有非常有名的六准和六不准。
　　万历不上朝主要原因是皇权与文官制度发生了剧烈冲突，皇权受到压抑，万历用消极方式对抗。但是有两点万历仍然值得肯定，其一万历皇帝并没有因大臣与之作对甚至漫骂皇帝贵妃而杀掉一人，是相当宽仁的。其二不上朝并不是不办公，万历年间的国家大事小情都是万历处理的，大的比如万历三大征，特别是明、日的壬辰战争一直在万历指导下进行。小的比如利玛窦进京传教，建立教堂，月供乃至墓地都是在万历过问下得以顺利进行的。西方传教士对万历充满敬意好感，东西方文明得以交流，万历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其二，派太监设立矿监、税监敛财肯定是不好的一面，但是我们应该具体分析，矿监的出现是万历下旨从此天下可以开矿了，初衷并非与民争利，由此矿监才派出。太监把经念歪了，闹得乌烟瘴气。这段弊政大概有四年。四年后万历终止太监出宫敛财，但是矿禁却取消了。无疑从此促进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发展。各国历史上封建国家都对工商业攫取的过多利润加以剥夺。明王朝所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税比率。没有出现汉武帝时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产以佐官府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于这种加税也不能忍受。出现大规模的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不断发生。（参见《儒家文明》）从新事物的成长角度来看，有适当的冲突和矛盾是有利于其成长壮大的。
　　统治阶级内部更加矛盾重重。由于他不理朝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谕旨，全靠内侍传达。册立太子的大事久拖不决，导致官僚集团各派之间互相火并，党争也愈演愈烈。东林党人与邪党的斗争水火不容，持续了很久，明王朝到了崩溃的边缘。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中死去，终年58岁。葬于定陵，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庙号为神宗。
　　编辑本段矿税之害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出宦官充任矿监税使，掠夺商民，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开矿时挖掘不到时，附近的商家会被指控“盗矿”，必须缴出全部“盗矿”的赔款。矿监所到之处，民穷财尽，“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其党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士民公愤”，而“帝不问”，成为明代一大恶政。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大学士沈鲤在《请罢矿税疏》中，亦指出矿税“皆有司加派于民，以包赔之也”。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忍无可忍地批评他：“以金钱珠玉为命脉。”万历二十五（1597年）至三十三年（1605年）矿税使进内库银将近三百万两，“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更多的财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
　　编辑本段万历三大征
　　指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1573～1619）年间平息叛乱的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之役。三战皆捷，但明朝人力物力也遭受到巨大损失。
　　宁夏之役 即镇压哱拜之乱。拜原为蒙古族人，嘉靖中降明，积功升都指挥。万历初为游击将军，统标兵家丁千余，专制宁夏，多蓄之命。万历十七年，以副总兵致仕，子哱承恩袭职。十九年，火落赤等部犯洮河告急，拜自请率所部三千人往援，至金城，见各镇兵皆出其下，归途取路塞外，戎兵亦远避之，因益骄横，有轻中外之心。巡抚党馨每抑裁之，并核其冒饷罪，哱拜因于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纠合其子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嗾使军锋刘东旸叛乱，杀党馨及副使石继芳，纵火焚公署，收符印，发帑释囚。胁迫总兵官张惟忠以党馨“扣饷激变”奏报，并索取敕印，惟忠自缢死。此后东旸自称总兵，以拜为谋主，以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占据宁夏镇，刑牲而盟。出兵连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惟平虏坚守不下。叛军又以许花马池一带听其住牧为诱饵，得套部蒙古首领著力兔等相助，势力越加强大，全陕震动。三月四日，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摄总兵事进剿，但叛军恃套部蒙古支持，势甚强。此后，明朝特调副麻贵驰援，贵率苍头军在攻城同时，阻击套部蒙古，斩获甚多。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七月，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各路援军在代学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的统帅下，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同时内部发生火并，九月十六日刘东旸杀土文秀，承恩杀许朝，后周国柱又杀刘东旸。军心涣散。李如松攻破大城后又围哱拜家，拜阖门自尽，承恩等被擒，至此，哱拜之乱全部平息。
　　播州之役 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自唐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明初，杨铿内附，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万历初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明廷对杨应龙之乱举棋不定，未采取有力对策。因此应龙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称出人出钱以抵罪赎罪，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搜戮居民，奸淫掳掠。二十六年，四川巡抚谭希思于綦江、合江（今四川泸州东）设防。次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三千进剿，失利，杨国柱被杀。明廷罢江东之，以郭子章代之。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并调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南征。二十八年，征兵大集，二月，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每路约三万人。刘綎进兵綦江，连破楠木山、羊简台、三峒天险。又败应龙之子朝栋所统苗军。巾帼英雄秦良玉与其丈夫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筑等七寨，并偕同酉阳等土司军一起攻下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其他几路明军也取得胜利。三月底，刘綎攻占娄山关，四月，杨应龙率诸苗决死战，又败。綎进占杨应龙所依天险之地龙爪、海云，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与诸路军合围之。六月，刘綎又破大城。应龙知大势已去，与二妾自缢，子朝栋等被执，明军入城，播州平。后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
　　朝鲜之役 即援朝逐倭（日本）之战。万历二十年，掌握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又渡临津江，进逼王京（今汉城）。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弛于武备，军队望风而溃。李昖逃奔平壤、后又奔义州（今新义州东北）。日军进占王京后，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掠府库。又攻入开城、平壤。朝鲜八道几乎全部沦陷。在这种形势下，明朝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但援军因兵少力弱，地理不熟，游击史儒战死，副总兵祖承训仅以身免。明廷得败讯后，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四万兵马赴朝。次年正月进攻平壤，击败小西行长部，获平壤大捷，此后又复开城，扭转战局。后又进逼王京，但在距王京三十里的碧蹄馆因轻敌中伏，损失惨重。三月，刘綎、陈璘率军抵朝。明军扼临津、宝山等处，并断日军粮道，日军缺粮，不得不放弃王京，退缩至釜山等地，开始与明军谈判。明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和议。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为界等无理要求，谈判破裂。二十五年日军再次发动进攻，明神宗朱翊钧下石星等于狱，以邢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调蓟辽、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兵及福建、吴淞水兵援朝，又募川、汉兵等往援。次年二月，明军兵分四路，中路李如梅、东路麻贵、西路刘綎、水路陈璘，分道向釜山挺进，陈璘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打败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八月，丰臣秀吉死，日军撤兵，中朝联军乘势进击，日军大败。但李舜臣和明军老将邓子龙也在与日军的海上会战中牺牲。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
　　三次战役虽取得胜利，但也使明朝的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史载：“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经此三次战役后，明朝元气大伤，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编辑本段女真堀起
　　此时东北女真族努尔哈赤兴起，成为日后明帝国的隐患。
　　1619年，辽东军区司令官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铁岭沦陷，北京震动。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将辽东局势扭转。不过朱翊钧的三十年“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已经完全停止，即使军事科技领先当代、农业技术明显优于前朝，但是明朝行政已长年陷于瘫痪。
　　朱翊钧在萨尔浒之战的次年（1620年）逝世，葬于定陵。《明朝帝王陵》提到：万历的定陵1958年发掘，万历帝尸骨复原，“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
　　编辑本段大事记
　　红薯传入中国。
　　万历六年——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
　　万历十二年——利玛窦绘制第一张中文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图》。
　　万历十二年——朱载出版《律吕精义》。
　　万历十二年——定陵开建。
　　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将油画引入中国。
　　万历二十九年——杨继洲撰写《针灸大成》。
　　万历三十三年7月13日——海南琼州发生7.5级地震。
　　万历三十六年——天主教传入上海。
　　出生
　　万历六年——沈德符，文学家
　　万历十二年——胡正言，镌刻家
　　万历三十九年1月——朱由检，明思宗
　　逝世
　　万历二十二年——梁辰鱼，剧作家
　　万历三十三年——田义，太监
　　编辑本段评价
　　《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但若站在心理学的角度，朱翊钧的这种怠政也可以被理解为习得性失助或忧郁症的临床表现。
　　在《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明之亡实亡于万历”，他基本可以说是一个昏庸无能的君主（除去张居正执政那十年），亏得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班底在为他办事，不然以他的无能，恐怕十个明朝也会被他毁掉；
丰臣秀吉怂恿朝鲜出兵攻打明朝，朝鲜方面不同意，秀吉就直接出兵朝鲜，希望在占领朝鲜后以此为跳板进犯明朝。当时朝鲜是明王朝的藩属国，所以明政府出兵朝鲜抗击日军。这次战争，明朝勉强取得了胜利，不过也大伤元气，加速了自身的衰亡。

聘用。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又是一个长假，终于又拿起了读了一半的《万历十五年》，重新翻开读到孤单的将军——戚继光，读到首辅张居正，读到万历皇帝。曾有人感叹道：“历史竟然可以这么写！”是的，在读本书时，我也有同感，这本书不是单纯的描述历史，而是生动的分析历史。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到英文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读到所在，我想本书说到的末端小结也许正是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结证。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由于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长胜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终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读到张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戚继光和张居正一样是很有作为的，戚继光发明的战法确实令人惊叹，这让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发明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并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将军炮，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这一年正值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潜规则与儒家伦理——从万历十五年看明朝制度之殇
看完万历十五年，真有这么一个感想：以前读的历史教科书都白念了。那些课本中的所谓的历史，所谓的历史人物，仿佛三流电视剧或三流动画片，人物都是被固定下来并夸张处理，忠、奸、善、恶、智、愚、清、浊......张居正、海瑞、戚继光、万历皇帝......这些在历史课本中出现的角色，在《万历十五年》中一一出现，看这本书，就仿佛在亲历他们的处境、他们的苦恼，他们的梦想，他们的野心，他们的无奈......而他们的处境，苦恼，梦想，野心，无奈都源于他们共同生活在同一种体制之下——一种单一意识形态的制度之下。
看看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张居正试图搞经济体制改革，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而他们全部失败了。其失败源于空泛的以儒家道德来治理国家、文官统治集团之阴阳不能调和（阴指私欲利益，阳指儒家道德）。在文官集团看来，张居正“专权”损害了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其后的首辅申时行又不能坚持德义与君力争，海瑞是迂腐自清的“志大才疏”，戚继光不过是个武夫，李贽是个理想主义者，只能抨击和遁世，万历皇帝则是听信妇道谗言，试图废长立幼的无为之君…… 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是一个要求单纯，固定，永不变更的体制，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体制，以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朝廷的稳定、王位的安全是这种体制着眼的重点。一切行为的最后准则是意识形态所衍生出的一整套体系，以思想行动上的一致来保证整个体制可以依靠简单的一腔热血与几点原则就可以运作，这样的体制只能要求单一化，平均化，同质化，只能有单纯的思想，而绝不能出现脱离终极意识形态，甚至怀疑这一意识形态的行为出现，这也就直接引致了李贽的悲剧。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牺牲局部保全整体稳定，牺牲公平保证效率，以计划代替现实操作，以预测代替评估，如此种种。然而，意识形态要依赖人去实行，人总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总要有各种各样的缺失。但意识形态至阳至刚，浩然正气，根本不考虑这些。以终极目标放在现实之中，只好去打折扣。因为在意识形态之中，没有“私”的存在，也没有“阴”的一面。这样又回到万历所面对的最初的问题，为了这个基于完美条件而设计的体制能够在现实层面上运作，就必须打折扣，就必须冠冕堂皇，说一套做一套，就必须虚伪到底。所以才有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礼的景象出现。形式高于一切、道德高于一切，道貌岸然的儒教建立起了一套完美的表面世界，同时大家在潜规则下继续尔虞我诈贪污受贿结党私营，一套儒教理论，一套潜规则，两者互不干涉的组成了这个封建王朝。 　　　　鲁迅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说的真好，鲁迅就不信这套。“仁义道德”，哄小孩儿哪，你们不还该干嘛干嘛么。 　　　　可是，偏有人看不见潜规则，天真的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儒教理论所描述的那个样子，比如海瑞。 　　　　　　　　《万历十五年》中，写海瑞那段很有意思。 　　　　海瑞，清官，民众心目中的英雄，政府的廉洁形象的“形象大使”。 　　　　可是海瑞漠视潜规则，也是政府的眼中钉。 　 　　　　政府又要表彰他，暗地里又不希望出现这种人，对这种人，辞不得，留不得，真难办，最后政府给海瑞安排了一个没有实权的“高官”，希望让他老老实实的作“形象大使”，偏偏海瑞拧，假装辞职：这个官位的工作很简单，可即使这样，我也觉得很难完成，实在没什么能力，我辞职好了。实则要挟政府：你们敢辞我吗？我是超级大清官，是你们的“形象大使”，你们把我辞了，舆论可对你们不利。不辞，就老老实实给我个有实权的位子。海瑞，你也够精的啊。 　　　　可是海瑞也只是这种小地方精明，他缺乏一种大范围上的智慧，他看不到这个王朝的症结所在。儒教统治的王朝，表面上奉行一套理论，实际操作执行另一套方法，可是海瑞看不到这点，他单纯地希望将世界改造成像儒家表面的理论所宣传的那个乌托邦世界，他无视潜规则，也要破除别人的潜规则，让所有人尴尬，却又不能说出口。 　　　　海瑞死了，“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事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
其实，一切的不成功，并非是人事的不成功，实在是制度的发展已经走向无法调和之阶段，不可更改的制度塑造了一个庞大的文官集团，无法给予足够的利益，又不能使得所有人做偶像般的海瑞，而强调道德要求又不可避免的塑造了一个只会挑剔指责的言官队伍，事事牵绊，各种损害了他们利益的改革都可以冠冕堂皇的予以抨击，坚定如张居正则是“专权”，调和如申时行则是缺乏对道德准则的坚持。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的仁人志士或者只能在自己的局域里做一点事情，力图不损害文官集团的利益同时可以做出一点改进，如戚继光；或者在迷茫中，继续在经史典集里寻找道德的真理，寻求不得，或者以为寻求到却无法落实，则遁世出家，如李贽。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这便是海瑞与申时行的困局。

深圳大学法学院
李政睿 雷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