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打祝家庄
孙立一行投奔梁山时，正是宋江骑虎难下之时，梁山由吴用率领阮氏三兄弟和吕方郭盛等援兵援助宋江。不要小瞧这次增援，宋江同吴用真正的水乳交融，合作无间就是从这次的三打祝家庄开始的。孙立投效心切就同吴用会合，献上此卧底之计。于是就直接冒充登州驻军调防梁山附近的郓州市，途进独龙岗，顺道拜访老同学栾廷玉。栾廷玉虽然智谋过人，武艺高强，但是想不到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老同学会把自己卖了。他并不知道孙立一伙在登州犯下了大案已成逃犯，还以为孙立还是政府军少校营长。所以以诚相待。祝氏兄弟看孙立一行拖家带口的，又是栾廷玉的好友，也就毫不怀疑了。孙立并假意帮祝家庄打梁山，梁山自然十分配合，给孙立面子做足，让孙立活捉了石秀。这样孙立就彻底赢得祝家庄的信任了。
一切安排妥当，于是宋江按照杜兴告知的祝家庄的弱点，出动4路兵马从4个方向夹攻打祝家庄的前后门，调开了祝氏兄弟。而孙立一伙则趁机里应外合，放出被被俘的梁山兄弟秦明等人，从内往外杀出。这个让宋江费尽心思无法攻破的祝家庄就这样亡在了栾廷玉的好兄弟孙立手上了。祝家的满门也给梁山杀得干干净净，祝朝奉死在石秀手上，祝虎死于吕方郭盛，祝龙和祝彪被李逵砍死。
李逵杀得兴起，顺道也杀扈家庄的满门，只走脱扈三娘的哥哥扈成一个。按理说扈家已经投降，同梁山也有协议保持中立，而扈家在梁山三打祝家庄的时候也的确信守承诺没有相助祝家庄。而这灭门惨案完全是梁山的背信弃义造成的。这要是传到江湖上去对梁山的声誉打击是很大的。试想要是梁山再有类似的黑帮火并，有谁还敢同梁山合作。不过黑道上有时只要实力到了一定程度，道理就是有实力的人来定的。杀扈家庄的是老大宋江的心腹李逵，宋江又怎么会把李逵怎样，轻描淡写的骂了几句也就算了。梁山费了这么大的劲，铲平了祝家庄，自然不希望独龙岗还有其他势力存在。独龙岗三家联盟，祝家庄被灭，还剩下扈家庄和李家庄。李家庄的李应是宋江的搜罗目标，梁山下一步肯定要对付他。那么扈家庄呢，宋江当时应该已有意将扈三娘搜罗并安排给王英当老婆。但扈家庄作为独龙岗的一股独立势力是梁山必须要铲除的。无斋主人私下以为李逵杀扈家庄满门的行为未尝不是宋江的意思。李逵在梁山一个重要用途就是替宋江作些他自己不便出手的脏活，说一些不便出口的痞话。李逵这一手，看似不按理出牌，实际上是梁山一石双鸟的妙着。一方面彻底清除了扈家庄的势力，另一方面也绝了扈三娘退路。要是按照梁山同扈家庄的协议，扈家庄的势力将仍得到保留，梁山也没有理由继续扣留扈三娘。若父兄健在家业完整，扈三娘又岂能上梁山嫁王英。现在梁山的背信弃义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粗人李逵不尊宋江命令的个人行为。岂不妙哉。
梁山攻破祝家庄收获巨大，不算其他金银财宝，光粮食就是50万石。按宋代一石粮食2贯来算，这一把就是光粮食就是100万贯（相当于5000万人民币），相当于晁盖等人劫十次生辰冈。梁山这一票光看在这些财富上就值回了损失。有道是高风险，高回报，梁山这一次的回报实在是太丰厚了。
三打祝家庄的胜利，梁山基本完全完成了事前的战略目标，扫平了以祝家庄为首的独龙岗黑帮势力，抢劫了巨大的财富，祝家庄光粮食就有50万石，还有扈家庄和李家庄的财富都归了梁山。还扩充了梁山的实力。孙立为首的登州派系是主动投靠的，而李应杜兴，扈三娘则为胁迫的。不管怎样，梁山组织的头领增加了11人扩充到60人。
宋江虽然最初失利，但最终还是交上一份亮丽的答卷。从而彻底巩固了他在梁山的二哥地位。梁山也从此形成了晁盖守家，宋江吴用出外的行动模式。三打祝家庄也是梁山组织的第一次主动寻找猎物对外出击，日后随着梁山组织的夸大，梁山的打击对象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梁山的行动计划也越来越完善，直到攻打政府控制的行政州县。宋江也在以后的一次次的对外行动中，锻炼了自己的实战能力和夺取了梁山的实际领导地位。
三打祝家庄，对梁山来说是个重要里程碑。是梁山组织大规模对外暴力行动的起点，也是晁盖时代向宋江时代过渡的转折点。对宋江来说意义重大，从此再无阻挡，梁山的领导权慢慢就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世界大战读后感三十一年前它在英国刚一问世，当即掀起了一场风暴，许多学者群起而攻之：轻率武断，扰乱人心，作者根本算不得一位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世界大战读后感。另一些学者则热情推崇：一部难得的杰作，标志着一个新的“修正学派”的兴起，堪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和麦考利《英国史》相媲美。唇枪舌剑，从《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开始，由英国打到美国，不仅在专业书刊和学术讲坛上交锋，还很快扩展到一般大众媒介以至家庭内部，因之朋友反目，父子龃龉之事也时有所闻。
泰勒固然因这本书一时成了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学术地位却早在这之前就已确立。他一九○六年出生在英国兰开夏郡，求学于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获历史学学位，后去维也纳师从普里勃勒姆。一九三○年后执教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牛津大学梅
达伦学院。他是一位极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多产的作家，并有多方面活跃的社会活动。他好独树一帜，向正统和权威挑战，在社会政治问题上也总是作直言不讳的批
评，因被视为“知识界之牛虻”。有人认为泰勒的个性和遭际很像肖伯纳，“才华横溢，学问渊博，机智诙谐，固执己见，离经叛道，惹人讨厌，不可忍受而又无法
摆脱，不时冒犯他的史学同行却总是有教于他们”。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普遍认为这场战争是由希特勒按照预定的计划蓄意策动的。可是在泰勒看来，这不过是一种在战前就已经提出在战后又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的解释。原来主张对德强硬政策的人当然满意，因为它证明他们一贯正确;原来倡导绥靖政策的人也能接受，因为它证明要不是希特勒这个疯子，绥靖本来会是一项明智和成功的政策;更主要的是德国人也觉得称心，因为它既然证明一切都坏在希特勒，所有其他德国人都可以自称无辜了。有了这种皆大喜欢的解释，也就为现实需要提供了振振有词的依据：西方国家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反对极权主义而战，现在则跟清白的德国人联合一起在冷战中继续这项伟大崇高的事业，仅仅是敌人的地点和名字有了改变：从前是德国的希特勒，现在是苏联的斯大林，读后感《世界大战读后感》。好像存心要使每一个都不舒服似的，泰勒的笔锋所向，正是这一派五十年代流行于西方国家的自鸣得意。他傲然宣称，他在“以超脱的态度对现有的纪录作一番思考”之后发现，“虽然很多人是有罪的，却没有人是清白的”。他要叙述的将是“一篇没有英雄或许甚至也没有恶棍的故事”。
泰勒用传统的历史写作方法按照时间顺序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新战争爆发的幕幕活剧重新排演了一遍。他的结论是：希特勒既没有策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绥靖政策也未必就是愚蠢和懦弱的同义词;这场战争发端于第一次大战后欧洲均势的更大破坏，直接产生于各国政治家事与愿违的忙中生错;“二战”其实是“一战”的继续和重演。
在泰勒的笔下，希特勒既不是神昏智乱(至少在他被胜利冲昏头脑之前)的疯子，也不是严格按计划行事的理性主义者，而是一个神经坚强的机会主义赌棍。通常认为是希特勒侵略蓝图的《我的奋斗》不
过是多少年来在维也纳咖啡座和德国啤酒馆里随时可闻的陈词滥调的混乱回声。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侵略罪证并普遍认定是希特勒侵略计划的“霍斯巴-赫备忘
录”，其可靠性大有疑问，而那次军政大员会议更可能是在纳粹体制里各个权力机构互相倾轧中希特勒玩的一种内政花招。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上台执政，国会纵火
案，进军维也纳兼并奥地利，制造捷克紧张局势以及最后占领布拉格，等等，也并非希特勒事先策划、精心操作的结果，更多地倒是一些二流人物或其他国家领导人
的主动行为所触发的即兴反应，抓住了他们所提供的机会。总之，“他远不想要战争，而且是最不想要一场全面战争。他想要在不打总体战的情况下获得全部胜利果
实;由于别人的愚钝，他差点获得这种果实。”
不仅希特勒的行状不同常论，几乎每一个其他人物都有一幅大异其趣的画像。张伯伦既不愚蠢也不懦弱，倒
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的政策得到他的保守党和绝大多数国民的支持。跟通常认为或其本人自我标榜的相反，艾登并不是反绥靖主义者，丘吉尔也不是反对极权主
义的斗士，他曾经赞美过墨索里尼，对佛朗哥的事业怀有善意。被普遍推崇为爱好和平的“善良德国人”的施特莱斯曼却原来跟希特勒一样怀有统治东欧的梦想。墨
索里尼乃是一个爱虚荣胡吹牛皮的家伙，没有思想也没有目标;斯大林也不像人们相信的那样坚持意识形态教义，一心策动世界革命，倒是个欧洲最保守的政治家，
要求维护一九一九年的和平安排，并期望国际联盟成为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